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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omd (我来自上海), 信区: WHU
标 题: 壮心未与年俱老 (刘道玉）---看看这时武大对人才的吸引力!!!!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Jul 27 16:31:08 2011), 转信
发信人: zhhofe1736 (zhhofe1736), 信区: WHUCentury
标 题: 壮心未与年俱老 (刘道玉）---看看这时武大对人才的吸引力!!!!
发信站: 珞珈山水 (Thu Jun 23 12:02:21 2011), 站内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73岁时，发出了豪言壮语：“壮心未与年俱老”，以表明他的忠心报国之
志。壮心、壮志、雄心，这些都是人的心理素质或是精神状态，一般来说，它与人的年龄并
不是同步老化的。有的人未老先衰，暮气沉沉；而有的人却老而弥坚，虽然已到古稀甚至是
耄耋之年，但仍然保持着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正如曹操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果说两千年前的古人能有此心态，那么在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的
今天，人们有理由保持更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为人类社会作更多的贡献。
今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马克昌先生80寿辰，我作为当年恢复法律系的倡导者，曾与
他共同经历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创业历程。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他80华诞表示最衷心地
祝贺：祝他健康长寿!祝他为我国法学事业再作新贡献!
古人云：“艰难识世情，苦读知书味”。克昌先生的一生，可以用“艰难”与“苦读”这四
个字来概括。这“艰难”，磨练了他意志，增强了他的身心健康；这“苦读”，使他学富五
车，著作等身，成为我国法学界刑法学的权威之一。
马先生的艰难经历，应当说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但是，真正的苦难是与1957年的那场政
治劫难相伴而来的。
正当马先生而立之年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却被污蔑为“
向党进攻”，结果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克昌先生开始了人生苦难的历程。
在20多年的过程中，他先后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到伙食科当出纳员，被贬到图书馆当资料
员。直到1979年，马先生才被彻底平反，落实了他的有关政策。可是，20年的宝贵时光却逝
去了，却使他远离了法学教学与学术研究事业。
反右派斗争，不仅伤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使我国科学与文化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学，是首
当其冲受到打击的。在反右派斗争后，由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出了许多所谓的“右派”，于是
认为法律系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8年后，经教育部和湖北省商定，宣布撤消武汉大
学法律系，把有关的教师调到湖北大学法律系。从此，武汉大学再也没有法律系了，加上
1952年院系调整把工、农、医分割出去了，使得原来拥有“文、法、理、工、农、医”的多
科综合大学，变成了残缺不全的文理综合大学了。这不仅造成了理工分家，而且也导致不重
视法律人才的培养，使我国进入到一个不尊重法治的人治的时代。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武汉大学法律系撤消时，法律系一批错定的右
派没有人要，只得自己留下来消化。这真是天赐的财富，韩德培、马克昌等一批“右派分子
”留在了武大，这就为后来恢复法律系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既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四个
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上来。新的形势，要求以法治国，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大批法律人才
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8年10月，我辞去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回到了武汉大学。我原本
想辞官回化学系搞学术研究。可是，不仅没有随我所愿，反而被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当时，我们既面临着拨乱反正，又要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双重
任务。
根据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发展新的专业，改变武汉大学几十年老面孔的格局，使学校向着多
学科的综合大学方向发展。我在教育部工作时，知道高校法律系是受破坏的重灾区，应当尽
快恢复法律学教育。同时，我也知道在解放前，武汉大学的法律系是一张王牌，享有极高的
知名度。于是，要重振武汉大学昔日的辉煌，那就应当尽快地恢复我校的法律系。
可是，一旦开始酝酿恢复法律系时，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我记得1979年5月底，学
校党委常委正式开会讨论恢复法律系的问题。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法律系既然撤消了，
恢复它干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说，法律是个敏感的学科，历史的教训应当吸取；
还有人说，恢复法律系谈何容易，就靠几个“老右派”就能办起法律系吗?我是力主恢复法
律系的，并且明确地表态说：
“恢复法律系这是新形势的需要，是以法治国的需要，是武汉大学发展的需要，是重振武大
昔日辉煌的需要。至于说到办系的条件问题，应当说是基本具备的，像韩德培、姚梅镇、马
克昌等老师都是我们的骨干。全国各大学法律系都遭到了破坏，大家的情况差不多。再说到
‘老右派’的问题，这种看法是不妥的，既然他们都平反了，那就应当信任他们，充分发挥
他们的作用。”
在讨论中，意见众所纷云，莫衷一是，而且赞成的人在党委常委中不占多数。怎么办呢?在
这关键时候，党委书记纪辉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接过了话题，明确地总结道：
“我同意道玉同志的意见。关于恢复法律系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地讨论，而应当从拔乱反
正的认识高度来看待，也的确存在一个肃清左倾思想影响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国家现在
急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恢复法律系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
但我作为党委的一把手，最后表态支持恢复法律系，这就算是党委的决定，希望大家执行。
如果有谁还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恢复法
律系是否正确，效果如何，将来由实践来检验。”
对于纪辉同志代表党委作的结论，大家没有再发表不同的意见，因此恢复法律系就这样一锤
定音了。
根据党委的决定，会后我立即召开了恢复法律系的筹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德培、马
克昌等五位教师和拟担任党总支书记的陈明义等两名干部。此外，还请教务处、人事处的处
长也参加了会议，以便从教学和人事调配方面，积极配合法律系的恢复工作。
在会议上，我首先代表党委宣布了恢复法律系的决定。同时，还宣布了任命韩德培教授为法
律系筹备委员会主任，马克昌和陈明义担任副主任。接着我说：
“现在看来，1958年后撤消我校法律系是错误的，是左倾思想的表现，是自己砸掉了自己的
金字招牌。今天，我们恢复法律系，就是纠正历史的错误，重铸金牌。现在我们恢复法律系
，正适时宜，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历史上，我校法律系是一张王牌，是武汉大学的骄
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的撤消，就是把这快水晶砸破了。但是，
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
。他是法律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
会从四面八方集聚到他的旗子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
耀眼夺目的巨大晶体来。”
在那一刻，我用了一个晶核来形容韩先生，用了一个耀眼夺目的巨大晶体来形容未来的法律
系，主要是源于突发的灵感。这一方面与我是学化学有关，我知道晶核与晶体的关系；另一
方面，我的确是想用这样一个形象的词汇给大家鼓气，以增强恢复法律系的信心。
经过半年的筹备，正式建立了法律系，韩德培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马克昌和陈明义为副系
主任。法律系最早的基本队伍共有8个教师，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人员很干练，而且他们代
表的学科很齐全。例如，韩德培教授的专长是国际私法，姚梅镇是教授国际经济法的，马克
昌的专长是刑法学，何华辉的专长是宪法，杨鸿年的专长是法学史，张泉林的专长是法律理
论，曹罗瀛的专长是刑事诉讼法，凌相权是教授民法的。法律系成立后，首先考虑的是何时
招生，有的说需要筹备三年再招生。但是，克昌先生认为三年太长，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办系，把过去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一个系没有学生，就没有服务的对象，也不能推动系的建
设。于是，1980年就开始招生，而且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同时上马。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
的，因为他们那时的平均年龄已超过了60岁，真是老当益壮啊!
果不出所料，法律系开始招生后，法律系的建设很快地就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我记得一年
之后，法律系的教师已经达到了30多人，而且应聘者源源不断。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崛起，当
时在国内法学界影响很大，真有点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从1983年开始，克昌先生就接替韩先生担任法律系主任。1986年，法律系又升格为法学院，
克昌先生又担任了院长。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法学院，真是后来居上。那时，武汉大学法学
院已经成为全国法学教育界的“三足鼎立”之势。
1986年9月的一天，克昌先生带着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张国华先生造访，令我受宠若惊。克
昌先生介绍说：“张先生十分羡慕武大的教育改革和学术环境，有意调来武大工作，所以张
先生特意来拜访刘校长。”听后，我立刻向张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表示：“张先生，如
您不弃，我们竭诚地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正需要像您这样的大师。问题是，只怕我们的条件
有限，惟恐让先生屈尊，误了先生的学术。”
为了表示对张先生对我造访的感谢和对他的竭诚的欢迎，我于10月5日给他去了一封亲笔信
。我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张先生赐鉴：
承蒙先生来寒舍造访，余深感十分荣幸。对于先生不怕屈尊来执牛耳，敞校竭诚欢迎。尽管
敝校条件有限，愿为先生配备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先生有任何见教，晚
生愿洗耳恭听。
专此谨颂
大安!
晚生 道玉 谨呈 1986年10月5日”
张先生十分谦虚，他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写了回信。他写道：
道玉校长台鉴：
手书敬悉，辞情恳切，不胜铭感!武大在校党委和您的领导下，生气勃勃，蜚声海内外，向
往已久，苟能来贵校执教，诚一大乐事。
近日正与北大当局磋商，请其放行，一俟许诺，当即束装就道。此事万能会有较大阻力，必
将据理力争，但须稍候时日。尚希见谅并惠乞。
谨致
敬礼!
国华敬复 1986年lO月15日
从张先生意欲调来武大一事，是颇值得深思的。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一般来
说，人们都是希望高攀的，却很少见到低就的。除了张先生以外，当年北京大学等校还有几
位学部委员(院士)想调来武大。这说明，我校当时的教育改革确实是成功的，所以才对外界
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北大未能就张先生来我校放行，但是张先生的这种开明精神，是
对我校教育改革的巨大支持，对我校法学院的建设也是极大的鼓舞!
克昌先生在领导法学院期间，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武大法学院今天的地位，应当
说与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和陈明义同志早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他们功不可没。
我记得，为调进教学与科研骨干，他多次找我，例如李龙教授、赵庭光教授、刘丰铭教授等
的调入，克昌先生都费了不少的心血。
关于刘丰铭教授的调动时，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插曲。原来，丰铭教授在华中师范学院工作
，鉴于他在国际法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克昌先生建议调进。可是，华中师院不愿放人，经过
反复多次协商，他们终于同意丰铭教授调到武大来。可是，在体检时，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
阴影，但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于是，有些人提出是否不调或缓调，以免以后学校背包袱。为
此，克昌先生和陈明义找我，商量怎么办?当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们已经发了商调函，此
事决不能退回去，不仅华师不能接受，而且也会给丰铭教授很大的打击。退一万步说，即使
以后确诊丰铭教授患了什么重症，我们不仅要调入，而且还要给他各种关心。这是关系到学
校的信誉问题，我们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克昌先生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我们义无
返顾地把丰铭教授调进了武大，而后事实证明那一次检查是一场虚惊。丰铭教授调来后，很
快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在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恢复法律系和法学院开拓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克昌先生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988年初，我被突然免除了校长职务，克昌先生是最早到家里探望我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很
重感情的人，也有高度的原则性。他明确地向我表示：
“道玉同志，你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正确的，是不可否定的。你对恢复法律系和法学院的建
设所作的一切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法学院感谢你。同时，你励志改革和兢兢业业的
工作精神，使武汉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得到了武大师生的肯定，你应当为
此而感到欣慰!”
此后，克昌先生又三次到家里看望我，这使感到有些不安。因为无论是按学历或是按年龄，
他都是我的师辈，于是我对他说：“马先生，您是我的师辈，您来看望我，使我很不安，因
此您以后决不能再来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行了。”从这以后，虽然他没有再来
家看望我，但我们的联系从没有中断，无论我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予以指点
。
因此，回首往事，我既感谢他在我任校长期间对我工作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支持，也十分感谢
他在我被免职以后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克昌先生将届耄耋之年，但是按照现今的年龄分段，他也只是刚刚进入到中老年。更重要的
是，他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仍然还在指导十多名博士研究生，准备修订《近代
西方刑法学说史略》等四部著作，编撰《马克昌文选》。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由他发起编
写一本当年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辩护的书，因为参加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个辩
护律师已经去世了四人，剩下的六个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写，这一段的历史就会无法弥补
。
总之，克昌先生是一个大忙人，他不仅是著名的刑法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他关注民众的疾苦，无论是农民或是平民百姓找他，一般他是不会拒绝的，这体
现了他“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平民思想。克昌先生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永远不会歇息
下来。
在他80华诞之际，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希望在保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为我国法学事
业再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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