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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inzaghi (让这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 信区: ZJU
标 题: 浙江大学简史[一]:求是书院与浙江高等学堂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ug 23 15:57:18 2005), 站内
公元1897年5月21日(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
。它是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襁褓中诞生的求是书院
，尽管蒂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并且与后采兴旺发达的浙江大学比起来相差甚远
，然而作为今日浙江大学的前身，作为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
之一，求是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中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国内有识之士纷纷
著书立说，揭露时弊，提倡变法，形成维新思潮。当时在这股思潮推动下，各地先
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在我国自办的新式学堂中，创建最早、后来发展成为历史
悠久学府的有1895年的天津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现为天津大学)和1896年的
上海南洋公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维新思潮在浙江的代表人物有汤震、汪康年及
章炳麟、陈虬、宋恕等人。汤震在《危言》一书中疾呼变法，提出各方面的改革主
张。他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和培育人才，认为“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谓贫”，强
调在当时“育才”的重要性。浙江籍新闻界名土汪康年在《复友人论变法书》中，
提到富强之策时，也主张首先要培育人才，他于1895年夏自京城回到杭州，与友人
陈汉第(字仲恕)等共同商议筹建新式学堂，“因官绅梗阻，久久未遂”。
第一节 求是书院
标 题: 浙江大学简史[一]:求是书院与浙江高等学堂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ug 23 15:57:18 2005), 站内
公元1897年5月21日(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
。它是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襁褓中诞生的求是书院
，尽管蒂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并且与后采兴旺发达的浙江大学比起来相差甚远
，然而作为今日浙江大学的前身，作为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
之一，求是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中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国内有识之士纷纷
著书立说，揭露时弊，提倡变法，形成维新思潮。当时在这股思潮推动下，各地先
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在我国自办的新式学堂中，创建最早、后来发展成为历史
悠久学府的有1895年的天津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现为天津大学)和1896年的
上海南洋公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维新思潮在浙江的代表人物有汤震、汪康年及
章炳麟、陈虬、宋恕等人。汤震在《危言》一书中疾呼变法，提出各方面的改革主
张。他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和培育人才，认为“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谓贫”，强
调在当时“育才”的重要性。浙江籍新闻界名土汪康年在《复友人论变法书》中，
提到富强之策时，也主张首先要培育人才，他于1895年夏自京城回到杭州，与友人
陈汉第(字仲恕)等共同商议筹建新式学堂，“因官绅梗阻，久久未遂”。
第一节 求是书院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宋浙江任巡抚的廖寿丰(字谷士)，“颇重储才崇实”
。同年，林启(字迪臣)也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当时杭州尚有诂经、紫阳、崇文等
六所书院，但林启认为这些书院只学八股，不习策论，“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
，已不能适应革新和建设的需要。他认为国家要策励图强，应该着力振兴实学(科
学)，创办新学，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林启一面改革时弊，以促进地
方经济的发展；一面着手筹办学堂。当时，他受命查办杭州蒲场巷(现为大学路)内
普慈寺僧人的不法案件，籍没了寺产。于是，他和杭州一些土绅商议，呈报巡抚廖
寿丰，极力建议利用寺屋开办新式学堂。在汪康年、陈汉第和在北京的朝廷官员朱
智等人的大力促进、协助下，决定就寺兴学，“将所有佛像移至城内各庙寺，以普
慈寺为院址”，由林启负责筹建，定名为求是书院。“求是”一词，源出《汉书·
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必真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一些新办的洋务学堂中有的就以“求是”命
名，如1866年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在福建马尾兴办的“求是学艺局”。但洋务派的“
求是”，只是学“西艺”不口“西学”，目的是搞洋务。这与后来求是书院所倡导
的“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是有很大区别的。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离1906
年停止科举尚有十年)，社会上守旧思想仍很浓厚，林启为避免保守势力从中非难
和阻梗，同时又考虑到书院制在中国已有长达手余年的历史，容易被人接受，故仍
以“书院”名之，而未称学堂。
1897年农历正月，办学之议，几经周折，奏报清廷获准，求是书院创立。林启
兼任求是书院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举人陆懋勋为监院，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
务。同时制订书院章程和聘请教师。第一批招收学生共30名，于1897年5月21日(农
历四月二十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廖寿丰向清廷呈送《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
课中西实学恭折》，陈明办学宗旨及经费筹措情况。这样，浙江在省城率先建立了
一所新式高等学堂。
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以后曾任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
部长的蒋梦麟，1936年5月18日在竺可桢任浙大校长补行的宣誓典礼上，代表教育
部和浙江省主席讲话时回忆说：“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大部是求是书院原址，兄
弟在此读过书，还记得这礼堂上，安放了两个牌位，一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个
即是‘皇帝万岁万万岁’。”
林启虽为兼任总办，但也亲自负责国文教学，“每望日课中学，命题阅卷……
。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务，实则等于副监院，内外擘划以至庶务琐屑，均须管到，
而每月仅支夫马费十元与伙食费三 元，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
佩仰”。“戊戌（一八九八年)七月，因监院陆懋勋春阐报捷，入词林，故改名义
为总理 (林则兼任总办如故)，而升文牍陈汉第为监院(陈在陆应礼部试时代监院)
”。
求是书院的创办宗旨，在廖寿丰的奏章中已经阐明，奏章所提的，也就是林启
寺人的办学主张：“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曰丽育才，以讲求
实学为第一义”。就是要培养一批有欧美诸国的船学、矿务、种植、制造等“切于
时闲”知识的人才。但在培养过程中要及时识别和制止那些在“群慕西学”之际所
出现的某些“规摹形似，剽窃绪余，借一二西语西文，以行其网利梯荣之故智””
的不良倾向。因此，对招收学生，除按考试成绩外，另订有甄别标准。在(求是书
院章程卢第四款“学生”栏内的第一条标准，就是要“行诣笃实”。因为“讲求实
学，要必先正其志趣”，然后才能“精其术业”。这是很有见地的。《求是书院章
程》规定学生肄业“概以五年为限”。但“限内学生有专门成就者，亦可酌准告退
”，体现了比较灵活的学制。
求是书院对考试制度，也进行较大的改革。在《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书院
学生示》的通告中，即明确规定考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并规定在校的学生
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即每月月初考试算学、化学等“西
学”，每月月中考试经史策沦等“中学”。以考试“西学”，策论采取代因循的“
词章帖括”，这确是一项重大的突破。求是书院对应试学生所具备的资历，也逐年
有所修正。在1897年的招生通告上，虽仍有“无论举贡生监”规定，但加“无论
”两字，对举、贡、生、监已一视同仁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梁变法维
新时期，清廷谕各省开办学堂，在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求是书院于是
扩充学额，分没内、外两院。以原招收的30名为内院生，另招收外院生60名。从
1899年起，历年招收的学生，都非“举贡生监”，称为“蒙生“。从第一年招收“
举贡生监”到次年即改为“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这样，使一大批有志青
年，不分“功名出身”，都可参试而进入求是书院大门，于是出现了“一时应试者
极为踊跃”的新局面。学生入学动机比较明确，再加钻研深造，在“蒙生”中成材
的也日益增多。如当年的学生邵裴子、钱家治(均夫)、许寿裳、夏元溧、周赤忱、
蒋百里等，他们都是‘蒙生”，也都是求是书院的高材生。综上所述，求是书院的
学生分为三类：
1、内院生：
就是1897年第一后招收的学生，要具备“举贡生监”出身的资格，共30人，由
于派送出国留学和退学的，剩下的约20人，以后未续招。此班学生年龄较大，待遇
最优，免收学费，每月发给伙食费银元3元、杂费银元2元，月初、月中考试成绩优
秀的，还可得奖金。
2、外院生：
甲、经生——1898年第二届招收的60名学生称为经生，其中举贡生监应试入学
的20名。但待遇不如内院生，需酌收伙食费。也只招了一后，以后未再续招。
乙、蒙生——1999年开始招收，取文理粗通而没有出身的。又以国文程度的高
低分为第二班、第三班，故意空着第一册以备学习优秀者升入；而英文、算学等各
课程则按实际程度另行绸入不同班次。蒙生以后年年续招。此类学生的年龄较小，
如蒋方震(百里)只 19岁，史寿白(久光)只16岁。
求是书院的师资、课程“悉仿学堂规制”。从延聘教师到选用教材，都很重视
“西学”的传习。书院成立之初，即聘请美国籍教师王令赓(E。L。Mattox)为总教
习(后王令庸曾任美国教会在杭州办的之江大学的校长)。在《求是书院章程》的第
三款“教习”栏内载有设“正教习一人，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囤算语言文字
。副教习二人，一教授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国、天文等事；一教授外洋语言文字，
及翻译书籍报章等事”。可见当时偏重“西学”情况。由于学生入学前，国文程度
原已有一定基础，故书院所聘的都是博学名土，如宋恕等人。宋恕(字燕生，号平
子)是浙江维新派的著名入土，学司渊博，著有《宋平子卑议》等。他教学注重启
发，强调学生自行研读，有疑则问，老师作答。他在求是书院担任汉文总教习未及
一年，校内的研读风气就为之一新。此外，如四班教习孙翼中以及袁毓麟等，都是
当时受学生所推崇的国文教师。
求是书院的课程分必修课和选读课两类。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
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诵，以后又增开体操误。选读课有日文、外国史地、音
乐等课。当时因师资不足，故“英文教师有时也要兼理化、生理卫生”等课程。上
述课程的教材，算学选材于《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
备旨'等，英文则取材于《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理化教材多译自英国相应
学校的课本。书院设有物理仪器室、化学试验室，由教师作示范实验；学生也可借
用仪器作试验。书院还没有藏书楼，供学生课余阅读。当时林启指定学生必读书籍
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复翻译的赫胥黎(T。Huxley)《天演论》等。而陶
拙存的《求己录》等书也列为必读书目。
求是书院在教学方法上重启发，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兴趣，不强求一律。
《求是书院章程》第五款“课程”栏内有“每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
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各随性情所近，志趣所向，讲求一切有用之书。将心
得之处，撰为日记，至少以一目余字为率，其西学心得，亦应随时附记”。学生的
课堂教学，以国文为例，也以学生自行研读为主，遇疑难时才由教师当堂作讲解。
故往往在一堂课内，常有教师虽一言未发，而学生却研读颇有心得，孜孜以求。但
学生必须详作心得札记，于每晚送交教师批阅。这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教学方法
，不同于旧式书院。求是书院设有学生奖惩制度，以奖优为主。《求是书院章程》
明文规定“每年冬季，由抚宪督同总办、监院，教习通校各艺，分别等第，是为会
课。除按额给奖外，更有可取者，仍许格外给奖，其名额银数，临时酌定，……若
其学识精进，践履笃实，可期远大之器，并请抚宪择优存记，以备保荐。其列课均
为下等者，由教习、监院察看平日是否用功，议请办理”。书院的奖惩制度，是以
提掖学生成材成器为目的的。
求是书院又是全国实行选送高才生出国深造最早的学校。1898年变法后，8月
，光绪(载恬)谕军机大臣：“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似
，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
生陆续咨送”。于是在同年9月，求是书院即选送了高才生何燔时(字燮侯，学冶金
)、陈幌(字乐书，学兵工)、陆世芬(字仲芳，学商业)、钱承志(字念慈，学法律)
等4人赴日留学，“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 1900年，求是书院又派送蒋尊
簋(字伯器)、蒋方震(字百里)、王嘉榘(字惟忱)等18人赴曰本留学。1902年，又选
送许寿裳(字季弗)、钱家治(字均夫)、局承炎(字赤忱)、厉家福(字绥之)、沈启芳
、寿昌言(字拜庚)、韩永康(字强士)、施霖(字雨若)、陈其善(字拜言)、李祖虞(
字梦驺)等lo人赴日留学。据1903年(癸卯)的《清国留学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浙
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名，其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的第二位，其中不少就是求是
书院送出去的。求是书院毕业，以后曾任浙江高等学堂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
子说过：“求是出去，再受国外之专门教育者(间亦有未出国者)，类多成材。如理
科方面之夏元溧，工科方面之陈幌、何嘱时。军事方面最多，如蒋百里、蒋尊簋、
史寿白、周赤忱、施承志等。以其志在学术，故成就多者也”。
第二节 浙江高等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掌权，她下旨：“各省学堂已办者，即行收缩，未
办者即行停办。”求是书院遂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1901年，清统治集团迫于外界
形势，不得不拟议实施“新政”，并于同年9月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
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饵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袭州均设中学堂，
各州县 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在同年11月，“渐江巡抚廖寿
丰奏改浙江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学额为100名。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
，扩充学颤至129名。当时林启已于1900年逝世，陆懋勋入京，陈汉第也辞职，由
劳乃宣(字玉初)总持校务。1903年12月(癸卯)，学部鉴于各省大学堂的学生来源及
程度等问题，除京师大学堂外，决定将各省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堂遵
《奏定学堂章程》遂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高等学堂“先设预料。三年毕业，升入正科”。至1905年，有预科学生
l40人。高等学堂各科分小班，各班设班长，书籍讲义等均由班长统一领发。另设
师范完全科学生60人，学制3年，附设师范传习所(后改称师范简易科)，学生140人
，招收年龄较大、国文程度较佳，而不及研读西文能造就速成师资的。加以培养，
学制一年。此外，还设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学生50入：初等小学堂10所，学生200
人，至宣统二年，预科共毕业3届，其中第一届毕业生9人，第二届毕业生14人。在
此之前，于浙江大学堂时已增没师范班，聘有日籍教员，井建有植物园(园址在以
后的文理学院大门附近)，为博物课的实习场地。
1908年夏，浙江高等学堂开始设正科。6班正科，学生300余人。正科分两类：
第一类为文科，第二类为理科。两类课程均照1904年1月所颁的《奏定学堂章程)，
其中外文课有英文、法文、德文3种，后又有日文、英文为两类的第一外国文，法
文为文科的第二外国文，德文为理科的第二外国文。文科的课程12门，即人伦道德
、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心理、辩学、法学、理 财学、兵
学和体操；理科课程也是12门，即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
，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兵学和体操。理科的算学讲授至《微积分》。
《心理学》、《伦理学》及《论理学)为两类学生的通习课程。此时的浙江高等学
堂已初具文理学院的规模。高等正科共毕业4届。
浙江高等学堂的正科学生，自一年级的文科《政治地理》和理科的《化学》课
起，即用英文原版课本直掐由美籍教员讲课。但日籍教员上课时，仍配备翻译人员
在课堂上翻译。
当时文科的美籍教员为亨培克(S. K. Hornbeck)，理科的美籍教员为梅立茄
(P. D. Merlca)。当时的曰籍教员有铃木龟寿(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兼课)讲授《外国
地理》，过安弥讲授《外国历史》，元桥义敦教音乐，富长德藏教体操。浙江高等
学堂的体育课是很出色的，它增强了学生的体质。1907年尚未设正科前，高等学堂
即发起筹备首次杭城各校联合运动会。在这次盛况空前的运动会上，高等学堂学生
荣获“总锦标”。以后还定期举行校内运动会。1908年10月的秋季运动会，学堂组
织有给奖、裁判、装置、庶务、书记、接待、整理等人员，各司其职，并邀请来宾
参观，其规模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浙江高等学堂的教职员及在校学生人数，据1907年(丁未)统计，教职员共29人
；学生有319人(其中有满族生7人，蒙族生1人)。并统计了校舍，计：头门3间，礼
堂5间，讲堂10座，食堂2处，事务室2间，监督、教员、办事员住室28间，学生自
习室22间，学生寝室35间，国书仪器室14间，养病室lo间，浴室8间，其他 房屋
50间，共计195间；另有操场2所。(注；按上述具体所列，共为189间，尚有6间未
列明。)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
条。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浙江
高等学堂也遂改称浙江高等学校。后因学制改革等，按邮令暂停招生，至1914年在
最后一班学生毕业后，未续招学生。
自求是书院以至浙江高等学校的学生中，在学术上、教育事业上作出贡献和社
会上知名的，除前面提到的以外，尚有：陈独秀(字仲甫)、汤兆丰(字书年)、李罕
身、赵乃传(字述庭)、朱其辉(字内光)、陈仪(字公洽、公侠)、邵振青(字飘萍)、
邵元冲(字翼如)、蒋梦麟(字兆贤、孟邻)、许祖谦(字行彬)、诸福诜(字申甫)、黄
学龙(字慈斋)、陈训恩(字布雷、彦及)、张行简(字稚鹤)、程万里(字远帆)、邹铨
(字亚云)、何敬煌(字酉生)、徐永柞(字玉书)、何炳松(字柏丞)、徐守桢(字崇简
)、杨景帧(字次廉)、朱起蛰(字春洛)。郑宗海 (字晓沧)、祝文白(字廉先)、冯贻
箴(字柳堂)、潘渊(字企莘)、马公愚、陈仲陶、蒋绸裳(字幸盏)、赵廷炳(字丹若
)等。
第三节 求是学风的初步形成及影响
自求是书院创建至浙江高等学校，为时虽不长，共18年。但师生们所共同形成
的“求是学风”，却源远流长，延至以后的浙江大 学，不仅一脉相承，而且进一
步发扬光大，升华为“求是精神”，成为浙大师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光荣传统。
求是书院创建之初，正是清廷日益腐败、国势日衰、外侮日亟之际。当时林启
等有识之士想要振兴中国而进行兴学图强。许多有志的青年学子，更是甘愿舍弃当
时科举取土的“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学西学”，迫切钻研西方有用的科技文
化知识，以谋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原求是书院学生，后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的钱
家治(均夫)认为，求是书院自创建到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为时虽短，而师生已逐
渐形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求是学风，“孳孽为学，互以
敦品励行相勉”，“如有以功利之说进者，常自笑之”，“不应沾之于贪权功利为
满足”，以尽自己的“一己职责”。他们在课余组织“读书会”，进一步了解中外
学术思想。林启所推荐的必读书目中，特别推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黄宗羲的《
明夷待访录》两书。后者公然主张“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斥专制君主“为天下之害者”。“此书在求是(书院)当时影晌极大，由是民
权思想普遍全校。”
求是书院及以后的浙江高等学堂还是杭州暨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
。1900(庚子)，求是学生面对八国联军之役的奇耻大辱，义愤填膺，“尤以外院头
、二班同学为甚，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同年，张之洞在湖北大杀维新人土，
唐才常在两湖准备起义也被害。求是学生蒋百里曾作七律诗以悼唐才常，诗的尾联
是“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句。这首诗曾一度广为流 传，对当时的
社会影响很大。蒋百里也因此险遭株连，以后为避迫害而赴日留学。次年(1901年
)初夏，求是书院尚未改称求是大学堂时，正值三、四两班学生作月课。月课常由
头、二班同学中国文程度较高的轮流评阅。这次正轮到史寿白同学。他商请四班教
习孙翼中命题，孙即示意：“汉装束发，满清垂辫。被发左衽，实一辫之罪也”，
命题为《罪辫文》。当时学生中对清朝的残酷统治，多有不满，于是借题大加发挥
。史寿白在评阅时，出于对清朝腐败的愤懑，将某同学文中的“本朝’改为“贼清
”，并将全部课卷交给同学相互传阅。此卷被四班一个姓施的学生暗中交给在内院
肄业的他的叔叔，认为可借此一举摧毁学生中的各种爱国组织。于是就将全部课卷
密送杭城的士绅樊某、金某，商议向官府告发。同时，书院中的满族学生也已知悉
，并密告满族将军和巡抚，势将兴大狱。当时浙江巡抚任道镕鉴于学生对清廷签订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十分愤懑，唯恐镇压史寿白等会进一步激怒学生，干己
不利，所以不想深究。便以“所控证据不足”了结。事后，孙翼中、史寿白都东渡
日本。
求是书院学生在辛丑前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活动分校内、校外两个
方面。校内的有；①在学生宿舍的东斋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
报杂志送住陈列，供大家阅览，以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和社会现状。当时陈
列的报纸、杂志有《时务报》、《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及《译书汇编》
等。阅览室在每晚八时后，热闹非常，同学们无拘束地交流阅读心得和纵论国事，
空气极为活跃。有些同学还组织了读书会。规定每月阅读一本书刊，在星期六晚上
举行读书报告，交流心得，相互启发。②扶助低年级同学提高求学兴趣。当时校内
学生分成六个班，头、二班学生对其他班级学生，每星期有讲演会和每月举行文课
竞作，以提高同学的学习水平。所谓“罪辨文”案，就是由此而发生。校外的活动
有：①响应《白话报》运动。当时校内外有志提倡开通民智的人土创办了《杭州白
话报》，由同学门集资订购该报20份。每期都由同学分 送到书院附近庆春门外及
菜市桥一带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杭州白话报》曾由求是书院教师孙翼中
担任主笔，并由旬刊逐步改为周刊、三日刊以至为日报。内容有论说、中外见闻、
杂文、译文等，从多方面批评各种陋俗和提倡妇女教育、鼓吹放足等，以其通俗易
懂，深受群众欢迎，对传播新思想、改革旧风俗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考虑到当时
大量民众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同学们还定期在这些地方轮流讲解白话报。当
时的求是书院学生、以后曾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的钱家治回忆：“凡同学于每星期
日有被抽签举任讲解者，均须前往，不得辞谢。余亦曾被举往讲述‘世界地理与人
种’一题，记得曾持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指画说明，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红人之说
。”改革私垫教育。杭城板儿巷一所私垫的蔡姓塾师首先响应，于是就和他订约，
改私塾为“新民书塾”。他们共同编写了有新思想的课本，以代替《百家姓》、《
千字文》等旧教材，并规定学生入学概不收费，教师薪金也由求是学生集资供给，
这虽是一次初步尝试，但影响是深远的。
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护路拒款运动，抵制英国借款修筑筑苏杭甬铁
路。浙江高等学堂学生积极发动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
学生们上街下乡，宣传拒款意义，号召大家节衣缩食，集款认股。高等学堂学生以
认购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的实际行动，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维护路权。
师生们充满爱国热情，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认定187整股和629零股。据不完全统
计，浙江各校共认定4632整股和2692零股。高等学堂学生在学界首先发起的“拒款
运动”，得到全省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其发动面之广是前所未
有的，成为工农商学各界的共同行动，汇总成反帝斗争的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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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天使 我們終將飛逝 淪落在五光十色裡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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