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在线

荔园之美,在春之萌芽,在夏之绽放,在秋之收获,在冬之沉淀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发信人: godfather (教父), 信区: CL
标  题: 什么民主,怎么民主——几则读书笔记(转)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Apr  6 22:10:29 2005) , 站内信件

背景:
      2003年7月,已有3年执业经验的徐建从2000多名执业律师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国首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律师协会会长,深圳律协也因此成为全国首
个完成了律师管理体制由行政主导向行业管理成功转型的地方律协。然而
一年后,2004年7月25日,深圳市第四届律师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上,60余
名会员联名提出罢免他们的民选会长徐建。理由是:有暗箱操作。
      到底我们应该有什么民主,又应该如何民主?谁来选举,谁又有权来罢免,
通过什么程序来罢免?我们是不是就真有那么一个标准,那么一个尺子,来给我们
的民主,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来下个好与坏,进步与倒退的结论?



什么民主、怎么民主
                          ——几则读书笔记


    旭武兄见信如晤。大函收悉。兄在函中嘱弟回答“究竟什么是民主,怎么进行民主建设
”这个大问题,弟不禁惶惶然,颇费踌躇,弟并非政治学者,就法律方面而言对宪政法律也
无深入研究,不知如何作答。思忖再三,只能整理一些平时积累的关于“民主”的读书笔记
奉上供参考,因以摘抄为主,心得不多,更无创见,实属凑数敷衍,倘有鲁鱼帝虎,曲解误
读之处,万望见谅。因研究尚浅,辞不达意处颇多,建议通读全信后对第一部分再作细读。


一、两种民主——极权民主和自由民主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民主“一词时,是用来描述古希腊城邦中一种既不同于
君主制,也不同于贵族寡头制的政制形式:即城邦事务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
论和投票表决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因此,民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种
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
,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多数人”。这也是“民主”最一般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少
数服从多数”。
(一)极权的民主观
“民主”总是和“自由”一词结合起来,而极权是民主的死敌,然而以色列的政治学家塔而
蒙却将民主分为“极权民主”和“自由民主”。塔而蒙在其著作《极权民主主义的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提出,极权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
也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为了实现人类自由的理想,极权民主权认为,个
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
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要强制,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极权民主观强调多数的权威,
其隐含的意味就是代表“多数派”的政治共同体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任意干预个
人的自由。毛寿龙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的实践揭示了极权
民主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雅各宾派的“民主实践”具体体现在:
第一,以“大众的人治”替代法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司法程序,废除司法独立
,只要经国民公会多数决议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而革命法庭的审
判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执行两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的决议。二是视宪政程序
为无物,一旦国民公会不如其心意,他们就动员民众走进国民公会,干扰议
会的正常议事活动,或者发动"广场短路",也就是越过国民公会,越过宪政
程序,敲
响钟楼的警钟,直接召唤民众集会,取得人民的支持,胁迫国民公会,或者
干脆直接号召人
民起义,用武装力量迫使国民公会就范,重新制宪。宪政结构时刻处于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
的威胁之下,不受制约的多数权力利用国民公会,使大批人由于失却了正当司法程序的保护
而被随便送上了断头台,包括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本人。
第二,消灭所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机构,不允许广泛的民众政治借助一定的制度机制加
以组织化,让人民以一盘散沙的形式直接面对国家,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志,使民主本身
无法制度化,成为骚乱的民主,不稳定的民主,短命的民主。(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
与民主的歧变”,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中
,将法国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为“多数暴政”的结果归咎于卢梭的极端理性主义和在该理性主
义基础上产生的激进主义和极权民主思想。他认为,卢梭是一个充满着激活中世纪宗教救赎
传统的道德激情的乌托邦向往者。在一个上帝已经弃守的世界里,他试图以人的神性来接管
此岸秩序。他不能等待或者不耐烦等待上帝再度出场,即开始了由人而神的“圣业”——把
彼岸理想拉到此岸世界,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两维对立压缩为一个平面维度,平面铺展
为天国在人间的历史实践。卢梭的理性主义以人性至善论为基础。至善论一方面对人性抱有
天真的信任,另一方面,至善论设定终极的道德理想――至善天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理
性主义民主观,就是把民主建立在对人性的天真信任的基础上,视之为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
而产生的制度。
因此,在卢梭那里,理性主义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
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民众意志产生宪法,但高于宪法、不受制于宪法。卢梭心里的
民主实际上就是直接民主,一种一致同意的民主,一种程序极为简单最好是不需要程序的民
主。深受卢梭思想感染的《人权宣言》的作者之一——西耶士认为:“国家通过规章和宪法
来约束其代理人,因此,设想国民本身要受这些规章和宪法的制约,这是荒谬的。····
··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只有忠实于它必须实施的法律,它才是合法
的。国民意志则相反,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国民不仅不受
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在这种强调极端民主的哲学指导下
,“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好坏被绝对化,“多数”被无条件地给予以至高无上的权力,
给其以人民的名义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自由。实际的政治后果则是“多数”的权力可以不
受任何约束,谁反对多数,谁就是人民的敌人,谁就应当被无情地加以消灭。
与西耶士的观点截然相反,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经验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一书中写道:“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的要求汇集在一起时,
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列,
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
他们认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
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
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朱学勤对西耶士的思想为什么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西耶士
上述主张反映着革命前夕和革命初期法国民众的普遍心里:对特权等级在议会活动中集团倾
向的正当警惕,对政府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以及渴望永久捍卫自由以防政府扩张侵权的
真诚愿望。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具有情境逻辑的合理性。然而危险就在于,法国
民众政治性格的特征总是表现在这种地方: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
原理,反过来指导并贯彻于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形成超具体情境的先验要求,形成
先验高于经验、抽象高于具体的高迈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发生,情境与逻辑之间的合理性很
快失落,走向逻辑高悬于情境之上的高调局面。法国革命后来的种种危险、曲折,很大一部
分就是这种高调悬空居高不下的局面造成的。

(二)自由的民主观
与极权民主观对立的是自由的民主观。毛寿龙认为,自由民主观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试错的过
程。自由民主人士相信,即使不使用暴力强制,人类社会总有一天会通过试错的过程达到理
想和谐的状态。自由的民主观也追求自由和平等,并认为自由先于平等,自由重于平等。自
由的民主观认为,持久且运转良好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界限,在此之内,民主将保护自由,从
而也保护民主的基石;在此之外,民主将摧毁自由,摧毁自己的基石。因此,自由的民主观
认为,为了保护自由,为了建设持久的民主,必须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治
生活的正常范围(防止“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建设民主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经济条件;
维护法治,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竞争性的选拔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效率地开
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
    自由的民主并不天真地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因为它不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
意地致力于政治事务。它尊重这一事实:政治事务只是人类所有事务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
中,政治事务并不是最重要的。自由的民主不偏爱直接民主,相反,它注重间接民主的真实
价值。直接民主可能使得政治权力在公意的名义下不受任何制约,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正
常生活。而间接民主虽然可能并不充分表达民意,但是它却可以排除掉许多不相干的不负责
任的直接民主因素。并且,政治权力在间接民主的条件下,也无法借助至高无上的公意来对
抗所有可能的制约。这就为钳制大规模的政治权力误用或滥用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立法者的暴政”和“司法者的暴政”,自由的民主观设想了一种立宪制度,
维护法律的权威,制约任何绝对权力的可能性。只要存在着严格的立法程序,存在着确实的
更高的法律,存在着依法独立行使的行政权,存在着实质性的司法独立,并且独立的法官还
能够捍卫法理和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自由的民主仍然可以遏制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者任意
践踏法律、继而毁灭自由、葬送民主的可能性。
简单地说,根据自由的民主观,有时候“真理确实不在大多数人手上”;根据自由的民主观
,不能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小偷。
“安徽亳州市帅威特服装技校投票选小偷”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5
/16/content_1471929.htm)

二、广场政治
从事后来看,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建设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
第一,反对封建独裁专制,将天赋的权利还给人民;
第二,在人民掌握权力后,警惕极权民主,运用好人民主权,积极进行制度建设,规范民主
政治。
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完成了第一个任务,其失败之处在于其没有完成第二个任务,
导致民主的崩溃。众所周知,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大革命中的自由不仅成了空
洞的口号,而且成了少数人独享的专横的权力。在自由立宪政体在一步步堕落为极权民主政
体的过程中,“广场政治”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引人注目。朱学勤认为,法国革命当然不能等
同于简单的政治暴乱。但是,法国革命取“政治参与最大值,政治制度化最小值”,结果造
成长期的、激烈的政治不稳定。法国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政治公开加道德鼓动,街头啸傲
,聚散无常。“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扇窗
户不够用的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来了。这种群众走进议会的景象是历史
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
朱学勤认为,群众走进议会,政治走向广场,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大特色,它既反映着
法国革命的真诚,也反映着法国革命的偏执,更预示着法国革命进程的种种困境。广场,是
议会外的又一个“议会”,而且是一个容积更大、流动性更强的液态“议会”。它决定着那
个“洞穴议会”的命运,玩议会领袖于波峰浪谷之中。它也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是
民粹领袖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取民粹资源,动员民粹激情的最佳场所。一旦民粹领袖在“议
会洞穴”内受到制肘,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广场上去”,直接诉诸民众的参预爆炸,引发一
场“广场短路”,产生瞬间超负荷电流,以胀破狭窄的议会通道。于是,广场上警钟长鸣,
市政厅起义不断。这种绕过制度规范,一杆子插到底的广场政治,用作家雨果的话来说,“
就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出议会,走向广场,就只
能走向奇理斯玛型统治, 而不是法理型统治。
(“奇理斯玛权威”原为基督教语汇,指经过“神”点化的权威人物。马克斯·韦伯将其引
入社会学领域,“奇理斯玛型”作为一种统治模式,意即个人魅力型。所谓“个人魅力”就
是一种无法复制、也无法继承的力量。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将产生社会秩序(或社会
意识)的至高无上的行为角色、制度等等,均归为“奇理斯玛权威”。)


1789年6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刚刚诞生,广场政治已初见端倪。当时在场的一个英
国人,目睹议员们在4000名群众的围观喝采声中宣誓就职,曾惊诧不已。这个名叫阿瑟
·扬的著名观察家写道:“旁听席上的群众被允许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赞许的声响来干预辩论
,这样做太欠雅观,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既然可以表示赞许,也就可以表示反对,既然可以
鼓掌,也就可以发出嘘声。他们这样是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的。” 阿瑟·扬作为英国人
不能理解之处,恰恰就是法国革命的独创之处,也是法国革命努力超越英国革命,“树立雄
心壮志把自己变成各国榜样”的超凡之处。
卢梭有一句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儿,你们
就拥有了一个节日,至善不过如此。”大革命一开始,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就出现了广场狂
欢的浓烈色彩。巴士底狱攻克后,民众把守备部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在矛尖上游行,并把
城堡夷平,辟为广场,广场上树起一块木牌,上书“大家来跳舞!”第二年马赛也出现同样
的情况。民众在那儿攻取了被称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
舞在全城游行。民众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
?”1791年,在阿维尼翁市街头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激进人士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
了狂欢游行。传统的酒神彩车浓装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饮,市民夹道欢呼,一派狂欢
节气氛。革命最初三年里,群众已自发形成种种节庆:五月植树节、赛马、牲畜献祭、反宗
教化装舞会等,既延续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又在这些节日里充塞大量世俗性的革命狂欢内容
。如在奥维涅地区,人们在宗教节日期间玩九柱戏或骰子戏,在漂亮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窗前
起哄;如在普罗旺斯,青年们热衷于一种所谓“假充好汉”的闹剧:着戎装,佩刀枪,簇拥
着载有异教神灵的彩车,随同一列列滑稽可笑的游行队伍行进,同时燃放烟火。在巴黎,攻
占巴士底狱一周年时,马尔斯校场上举行全国性的联盟节。尽管尚有主教主持弥撒这种基督
教内容,但是已出现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国的盛大世俗内容。
    在革命剧场中,观众与演员开始融为一体:一听到正面角色的爱国唱段,观众会跟着大
吼大唱;一听到反面人物的词,观众席上会站起激动的人群,攘臂叫骂;一待全剧结束,观
众会涌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欢歌起舞。革命到了这种时候,是剧场,也是广场,是一个广
大无边的狂欢广场。革命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涌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
人的表演,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良心监督。革命中的法兰西,没有一个观众,到处都是演
员,所有人都生活在别处,生活在革命舞台上——“人们不可能长久挤在窗台上,于是纷纷
走下来,出现了拥抱、欢笑、畅饮祝福和相互抚爱……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醉意,比美酒
还要甜蜜,广场上持续了长时间的欢声笑语·····它如此令我感动,我已看不见其他事
物了”

三、“公意”的界定和人民主权原则的运用——贡斯当与卢梭的理论分歧
刘小枫(刘小枫:“丹东与妓女”,载《读书》,1998年第4期。)曾提到过法国大革命的一
则佚事:
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大街上撞见一群市民,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
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
们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
人民的意愿是高尚道德的体现,因为它是公意,具有自然法的权威和实在法的权力。市民们
以“我们”替换了“人民”,罗伯斯庇尔作为卢梭信徒无言以对。
这则佚事非常具体地表现了这样一个理论:一切权力都有其危险性,多数人的绝对主权并不
比专制君主或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力更值得信赖。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简单
,专制也并不一定表现为“多数服从少数”,相反,专制也有可能表现为“多数压迫少数”
或“少数人以多数的名义压迫另一些少数”(后者更常见)。
但是,这则佚事也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具体的“我们”和抽象的“人民”之间,究
竟什么才是人民的“公共意志”?既然多数人的主权也不值得信赖,那么“民主”与“专制
”的界限究竟何在呢?
同是法国人的贡斯当在其著作《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
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贡斯当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亦即普遍意志高于任何特殊意志的原则是不容质疑的。法国
大革命之后,许多保守的以及反动的理论家借口人民主权原则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
根本否定这一原则。对此,贡斯当并不苟同。他同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强力与权利
的区分,亦即对强力与合法权力的区分。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
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
然而,贡斯当基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发出警告说,如果没有精确的定义,人民主权理论的胜
利可能成为人民的灾难。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区分政治权力的权限与政治权力的归属
及行使这两个问题。人民主权所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归属及其行使方式,而决不在任何
意义上使政府能够合法地享有更大的权力。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个
人的独立与存在。不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少数人控制的政府,政府都有不应企图跨越个人权
利所要求的界限。如果跨越这一点,政治统治就会成为专制统治。“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足以
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赞同的。”
贡斯当认为,恰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卢梭犯了致命的错误。卢梭要求社会的“每一
个体将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完全转让给共同体(community)”。共同体作为一个抽象的
实体,既是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也是他们共同意志的代表。卢梭真诚地以为,这种共同意
志的外化就是主权。人们在服从主权时,实质上只是服从自己。“主权,即社会,既不能损
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伤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
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在讨论主权时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
使。不论主权者的概念有多么抽象,一旦主权者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或者说,一旦权威的实
际组织开始操作时,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代理人
。这时,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当一个人将
自己奉献给所有人时,他绝非像卢梭所想像的那样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而是向以全体的
名义行为的那些人奉献了自己。这就是说,任何政治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
如何体现普遍意志,在实际上,它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
。“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
的名义行事的。”
因此,贡斯当强调,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
幻想。抽象的权力也许可能是高尚的、公正的、无私的,而现世的权力必然是偏私的、压迫
性的,或者说是罪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贡斯当强调,任何由人行使的权力都不应该是
绝对的。“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属
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人民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人民不能授予
任何代表他们自身没有的权利。”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让我想到了两篇文章:1
、萧瀚:《刘涌案之司法政治化与一般性杀刘舆论解读》,
http://lily.nju.edu.cn/site/lily/article/article_article_zuixinwenzhang_a2004021
22892.htm;2、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http://www.china
lawinfo.com/fxyj/fxmj/jurists/shugy/shugy1.htm。)


在比较美国式民主和法国式的民主时,朱学勤提出了与贡斯当相似的观点:“美国革命最重
要特征,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黑暗的承认。政府本身即是人性的集大成者,如果
人人都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民主制度与人性的关系,并非如文人理解的那样,只
有与人性向善这一面的联系。此一面当然有,但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制度还有与人性向恶的
另一面联系:民主之向外,针对君主独裁之人性黑暗,民主之向内,又针对革命新贵的“人
性幽黯”。有此向善、向恶两面联系,方发生一句绕不过去的北美俗谚:因为人性是善良的
,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须的。而法国如前所述,虽有革命
,且革命至上,则出现革命与人性的另类联系:革命前,文学化启蒙仅仅只有一个对人性的
高调估计,却没有对人性另一面的足够认识。这一理论缺陷,是在实践展开过程中出现人性
为私利而节节抵制革命方尴尬补足。在至善论哲学指引下,一旦面临这一尴尬,革命则以改
造人性、革新人类的高调强行跨越。这就出现法国革命与人性改造之间如此悖论:革命因允
诺人性解放而起,却在人性前遭遇抵抗,于是为征服人性而继续革命,革命越过民主,遂与
人性咬成一团,成一噬尾运动;革命追逐并噬咬自己的尾巴,尾巴还是疯长,终至尾大不掉
,人性的庸俗尾巴颠覆了革命的高尚头颅。如果把那句北美俗谚改为法国调式,或许就会成
为: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革命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
的。”
行文至此,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贡斯当的思想也提醒我们,人的任何思想都可能走向
极端,自由民主思想也不例外。这种思想的极端与极权民主的思想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所警
惕的。因为这种思想在批判极权民主的同时,如果过度强调精英主义,矫枉过正,彻底反对
“多数意志”和“人民主权”,就必然会造成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出现一个贫富悬殊的社
会,从而使自由只是成为社会强势者所垄断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否定极权民主时需要警惕的


四、关于广场政治将民主引向独裁的社会心理机制
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看,广场政治对于法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但
是绝不能将广场政治的正面作用等同于民主的胜利,因为也正是广场政治本身使民主在通过
议会表决进行的血腥屠杀中走向崩溃。广场政治本身具有致命的危险:广场政治的表达是旗
帜式的表达,大众心理自然地追求简单的答案而排斥复杂的思考,广场政治没有妥协也没有
折中,当答案确实清晰从而存在压倒性的意见时,广场政治有着惊人的推动力量,导致过一
个又一个威权者不光彩的下台。但当答案不再清晰问题越发复杂从而意见分歧难以了断时,
广场政治却带有惊人的破坏力量,引来的是内斗、暴力冲突甚至肉体消灭。
于是,很自然地,广场政治中的心理学问题纳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巧合的是,又是一个基于
法国大革命实践的法国人为我们贡献了一本虽然怪诞但却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本书
成书至今已有百余年,现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与作者同时代的弗洛伊德对此书评价
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尽管只是一本只有180页的
“小部头”著作,但它却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两个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 个人是如何被其所在的群体淹没的;
第二, 领袖是如何通过控制群体来控制个人的。
请允许我重述该书中的几个论点及其中的逻辑脉络:
勒庞将“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称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
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的后果是:当个人融入群体精神之中,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消解,在群
体心理的暗示和驱使下,个人的智力认知水平就会开始下降,所有的单个人都在模拟或追随
群体:“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那刻起,博学者和不学无术者都一样没有了观察能力”。
群体运动中的情感和行为具有传染性。个人在被传染之后,“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
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个人在群体中的消失,无意识成为统治者。原本散漫无序的个体
人格、个体意识都在无数人的情绪感染中消失,只存在着更加凌乱却被大家莫名其妙接受的
某种思想。
因此,“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
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
体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勒庞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
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并不全是宣传者的过错,因为这些东西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
。这些在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念,其威力只同它所唤醒的形象而不是它们的真实含义
有关。只有这些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观念,才能在群体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
让群体“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
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
面前。”因此,那些详加分析便会歧义纷呈的观念——例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所以
具有神奇的威力,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
摧毁。”在群体运动中,每个个体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
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
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
巨大的能量。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
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
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朱学勤在
评价法国大革命时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在广场政治盛大节日之狂欢中,有为革命事业共同
献身的快感,有兄弟般共同奋斗的崇高感,却没有反对者和不同歧见的容身之地。人们只能
谈论什么使他们走在一起,却把真实的分歧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 (朱学勤:“近代革命
与人性改造――《阳光与闪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序”,载《万象
》2002年12月号)

勒庞一再强调,他所研究的并不是“群体犯罪的心理学”,而是表现在所有类型群体中的心
理学特征,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群体。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不但能够变得
“偏执而野蛮”,而且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种“理想”的鼓舞下,他并
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
非常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却很可能与卑鄙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在自我牺牲、
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方面,作为“暴民”的群体甚至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
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因为这确实不同于“个
人犯罪”,这种“群体性质的偏见与野蛮”,其实往往是远离个人利益的,而且行为人的动
机也许是高尚的或自认为是高尚的。也就是说,自以为高尚、自以为理由充分且必要的“群
体情绪”往往将狂热和偏执地将道德引向蒙昧。
群体运动中的领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勒庞分析了群体运动中的领袖。他认为,领袖的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
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这
就是为何“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
的也正是那些最桀骛不驯的雅各宾党人”。领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
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
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
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
,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勒庞认为,领袖煽动信众,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
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
。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
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自领袖自封的道德优越感和崇高感。这是一种“极为罕
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
、上帝还是人,都不能。”他们往往满怀奉献精神,没有任何私欲,但是,在“自认为怀揣
着真理”的崇高感所产生的傲慢与偏见指引下,“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
或者这只会让他更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在分析勒庞观点的基础上,冯克利先生在为本书作的书评中提出了以下经典的观点:“在观
念简单化效应的作用下,凡是抱着怀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极不易发现“确定
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的方式说明问题的人,在群体中是没有地位
的;当面对激奋的群情时,他尤其会生出苍白无力的感觉,因为他意识到他要与之作对的,
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还有“多数的力量”,还有贯彻这种行为时的偏执态度。我们更
能理解,所谓专业精英,不管其智力多么高强,他陈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对被空洞的
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反而会感觉自己十分迂腐和无聊。更为可悲的是,面对群众的荒谬
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
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
我不能同意《乌合之众》一书中的很多观点,甚至认为有些关于政治中人性的庸俗化表述—
—与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相似——和民族歧视的观点完全属于乌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怪论
,但我认同冯克利先生的看法:“勒庞的学说与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反省确有相近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闪露出了的历史真相。”历史的真相!勒庞此书出版后近半个世纪,纳
粹通过全民公决的民主程序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成为合法的而且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广场
政治和群体心理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你会投希特勒一票吗”,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2003/200311/20031109/Pr
eview_20031109_1.html)



好了,我的大段引用已经近乎抄袭了,好在只是读书笔记。我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向你推荐这
些书和文章,并不是为了抹杀法国大革命的先进性和历史进步性,而只是为了说明,“民主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涉及语言的表述方式、群体心理过程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因
此单纯的、绝对的依赖于投票箱的结果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主,甚至可能是反民主的,而
对直接民主、绝对民主或者“大民主”的绝对崇拜所引发的非理性恰恰源自卢梭的道德理想
国的理性设计理论。至于广场政治,它只是民主的学步,但却不应成为民主生活的常态。民
主原则在一个社会确立的时候,也就应该是广场政治退出政治生活的时候。

五、重读《邓小平文选》
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外,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中,也包含着具有深沉历史感的民主政治思想。我们今天讨论民主的时候,《邓选》
中蕴涵的民主智慧是值得我们重温的,特别是当我们了解了外国的民主制度发展历史和中国
本土的民主发展历史之后,重读《邓选》会使我们对“民主”这两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小平同志在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思路和基本结论,包含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
思:怎样学习人类民主政治建设;怎样扬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制度、机制与具
体做法;怎样吸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曲折、动荡与混乱所反映出的教训。根据我的读
书体会,小平同志的民主思想可以总结为三条:
第一,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秩序稳步进行;
第二,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民主的保障,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缺一不可;
第三,人类历史上的政治优秀成果应当吸收,但要在考虑本土历史和本土国情的基础上吸收

以下作一稍详细的摘抄:
首先,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稳步进行。离开了共产党的
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其前途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或无政府状态。同时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过程,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
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民主只能稳步发展。他把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
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
其次,新中国后“三上三下”的痛苦经历使小平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民主建设必须同法制建
设紧密结合,民主与法制是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分开。民主是法制的内容的基础,法制是民
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以法治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
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才能逐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权利的实现。
再次,小平同志的民主政治思想既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又具有强烈的本土性。曾经留学法国
的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
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论是在
经济上或是政治上,都“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
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在向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西方民
主政治的优秀成果的学习问题上,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勇气和紧迫感。但是,小平也特别强调
,向西方学习是为了为我所用,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中国“国情”
而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可见,小平同志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以历史形成的国情为依托的。

六、认真、耐心地对待“怎么民主”的问题——制度建设和实践
古人云“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需要的是激情,
而制度建设需要的是认真和耐心。人类历史的民主实践表明,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有“什么
民主”问题,后有“怎么民主”问题;但从因果逻辑上看,却恰恰是“怎么民主”决定了“
什么民主”,即民主制度的具体设计和实践决定了民主的性质。这是我读完以上文献后的一
个粗浅结论。
因此,“真正的民主”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程序规范制约、引
导,而建设和捍卫“真正的民主”,既要高歌猛进地贯彻“人民主权”原则,又要有冷静的
思考、耐心的实际调查,对民主制度设计的精微之处予以充分重视,克服内心的浮躁和非理
性的激情和浪漫,踏踏实实地、认真地将宏大的民主理念顺利地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实践,
俾使公意能真正得以充分表达和贯彻。西谚有云: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细节里。我们只有
认真、耐心地对待“怎么民主”的制度建设问题,耐心地做过细的工作,在民主实践中不断
对民主问题进行反思,不断提高我们的民主修养,才能克服细节中的魔鬼,张开臂膀怀抱想
象中的民主天使。

“民主”一词内容博大精深,绝非短短数言所能涵盖。遵兄之嘱,匆匆草就,只望兄读后能
对“民主”这个大问题的理解有小小启发。
讼务纷劳,诸宜珍摄。


弟  千华
2004年7月14日 于深大校园




--
我把天空写在你手心,
交给你最美丽的平静。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http://bbs.szu.edu.cn [FROM: 192.168.47.170]

※ 修改:.godfather 於 Apr  6 22:13:48 2005 修改本文.[FROM: 192.168.47.170]
※ 修改:.godfather 於 Apr  6 22:15:46 2005 修改本文.[FROM: 192.168.47.170]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荔园在线首页 友情链接:深圳大学 深大招生 荔园晨风BBS S-Term软件 网络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