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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reefighter (为权利而斗争), 信区: CL
标  题: 请允许我转载两篇文章送给我的母校法学院和同窗吧!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Jul 21 09:27:39 2008), 站内


上周五,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我们2002A班的通讯录整理的差不多发给了吴老师,

二十五周年校庆了,看着那份密密麻麻的通讯录,

心中可谓万分欣喜,毕业两年后同窗好友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归宿;
心中又有百般不解,一百来号人中选择以律师事务所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同学只有三个。

周末有同班兄弟携其夫人搬到我所在的小区居住,叫来了博导(恐怕这个绰号比他的真名更
容易被大家清晰记忆)聊最近大家关心的案件的同时,我们再次聊起我们学法律的同学应有
的职业荣耀感。

但是每每聊起这个话题就很让人不幸福不快乐。同时,很惭愧我自己,也在毕业之际为了五
斗米作了我引以为豪的法律人群体的叛逃者。

我所住的小区对面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山上郁郁葱葱,实际上是一个数年未完工的市政公园
。我所住的楼,穿过一条由于历史原因成为罗湖和龙岗分界线的公路,与山中间夹着的便是
罗湖区的拘留所和看守所,晚上从我的卧室望出就能看到灯火通明的围墙内的天地。

两周前有件有趣的事,我和几个同班同学从我家大门口的公交站坐车。在看守所对面的公交
站旁有一棵大树,上面挂着一个半平米见方的泡沫纸板,正对着对面的看守所,上面写着四
个大字“律师咨询”,下书阿拉伯字母的手机号码。那一瞬间,我和我的同学瞠目结舌!

上周,我和两个同班兄弟一同在我的大卧室里卧谈到凌晨两点多,就像回到了大学宿舍。我
们聊起了公交站旁的大树上的广告牌,都唏嘘不已。

我再次说起来,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如果是在香港,我所选的四大的待遇和香港的中等的
律师事务所比起来,待遇都不及律所的一半,可是到了国内,又有几家律所能够开出五斗米
这样的价格来接纳应届毕业生,至少让我们法科的毕业生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啊!

心里头真的有些酸楚,也许是我太过感伤。

想起来以前和我们同在地王办公的某国内顶尖公司制律师事务所,招聘时总是不忘记强调“
只招收国内前十大法学院毕业生!”,心中就总有些不平啊!

最近时常想起大学四年中的两处记忆,

五年前,我上大二,非常的浪漫主义。母校二十周年校庆,在体育场,有个相对不太盛大的
校庆晚会。为何说这相对不太盛大,只因那两年,有好几所国内名校都在大张旗鼓的过百年
诞辰甚至一百一十周岁生日,我的母校只有二十岁。但是我依然感到相当骄傲。那晚,我突
然间发问,为何我的母校的庆典不能做的像那几所百年名校一样奢华!坐在我身后的两位亲
爱的老师善意的微笑和打趣让我有些尴尬“那毕竟不是一个档次的!”我虽口上无语,但心
中绝对不服气,我当即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我们这些最高学位或者最重要的学位是从深圳
大学取得的学生才有绝对的责任和使命去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奋斗去维护母校的荣耀!必
须的!!!”我特别的以母校为荣,我也特别的以章必功校长为傲!!!

两年前,我上大四,绝对的批判现实主义。母校法学院接受广东省名牌专业的评选审查,当
时,暨南大学的校长在座谈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一直在心中揣摩“一个大学,要想搞穷,就
去办个医学院;一个大学,要想搞乱,就去办个法学院!”的深意,让人心慌啊!我们这届
学生已经离开荔园两年有余,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留在深圳,无论如何,心还都是在学
校。无论何时去南山拜访客户或者处理事务,我都异常兴奋;每次出差去机场或者从机场返
回,我都坚持让司机走滨海大道,因为我能够大老远的看到我们的科技楼、文科楼以及我住
了四年的红榴斋,每当这时,我都感觉我在深圳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怕,因为我的母校,我
的校友,使我感觉深圳是我的主场所在。我特别的怀念我的每一位恩师,我也特别的感激叶
老师的厚爱以及他为学院作的每一份努力!!!

我相信,我的母校法学院会越来越好!

二十五周年校庆也是深大法律专业二十五周年的生日!

学生不才,无力写出有价值的文字贴在这里和师友共分享;

心中感恩,搜肠又刮肚唯有借花献佛以表心中的万千惆怅!

这是7月17日南方周末A03法治版上的两篇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报纸上是有所删节的,
我只有擅自从贺卫方先生blog上转载过来。


第一篇

本文转载自贺卫方先生的blog
转载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abtb.html
访问时间:2008年7月21日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2008-07-17 12:14:54)
标签:杂谈   分类:访谈辑录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2008-07-17
来源:南方周末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
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
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
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
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
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
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
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
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
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
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
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
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
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
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
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
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
,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
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
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
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
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
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
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
,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
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
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
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
,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
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
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
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
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
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
;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
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
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
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
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
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
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
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
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
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
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
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第二篇

本文转载自贺卫方先生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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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2008-07-17 11:57:51)
标签:杂谈   分类:访谈辑录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2008-07-17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
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
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
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
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
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
,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
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
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
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
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
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
,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
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
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
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
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
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
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
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
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
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
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
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
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
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
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
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
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
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
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
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
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
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
《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
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
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
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
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
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
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
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
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
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
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
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
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
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
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
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
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
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
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
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
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
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
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
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
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
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
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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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如果思考并去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事物都饶有趣味。当你不懈地
追求,每一种职业都很了不起。但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
人类灵魂内在的能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它的从业者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
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法律就像魔镜,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
而且是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人的生活!每当我想到这一宏伟的主题时,我都难以自制。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任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史讲
座教授,1882年出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并在1899年升任首席法官,1902年任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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