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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braham (Lincoln—渐行渐远渐深沉), 信区: CL
标 题: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un Oct 12 23:38:37 2008), 站内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
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
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
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
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
“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
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
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
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
，《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
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
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
，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
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
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
”，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
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
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
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
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
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忧思，大概从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离开港大，在《
读书》杂志著文，分析当时香港大学教育的殖民地心态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阻碍了学术进
步。文章真知灼见，王先生读了，却想到更大一个问题。他担心，就其“负面部分”而论，
“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页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
来，中国的大学教育“香港化”“产业化”不算，还陷入了香港早已铲除的大面积腐败，开
足了历史倒车。王先生还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学。深大号称“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实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
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
”，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
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
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
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
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
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忧思，大概从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离开港大，在《
读书》杂志著文，分析当时香港大学教育的殖民地心态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阻碍了学术进
步。文章真知灼见，王先生读了，却想到更大一个问题。他担心，就其“负面部分”而论，
“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页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
来，中国的大学教育“香港化”“产业化”不算，还陷入了香港早已铲除的大面积腐败，开
足了历史倒车。王先生还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学。深大号称“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实
用为先，故不设历史系，因为“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王先生引龚自珍语，叹道，“
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同上)。可知他的
理论探索，绝非钻象牙塔的兴趣，而是针对时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国，实际是“文明”得以输入、建设而异化的一项先决条
件。因为那建设/异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资”环境，包括逐步开放的市场
和各样优惠特权，以及与之匹配的立法。除了进口一个叫人羡慕攀比即摹仿复制的对象(“
文明”)，它还营造了一个剥离出历史，只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虚构的主体，即法律程序意义
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来遮蔽社会生活中分属不同阶级的一个个的人。而我们知
道，以“程序正义”掩饰腐败、消弭抗争，用私有产权的回溯实施改写历史，不是别的，正
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详见拙著《政法笔记》)。
所以，王先生晚年对“文明”异化的反思，跟八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人性”异化或
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向正好相反。他抛弃了后者天真的自信与乐观情绪，把改革的成败、几
代人的强国梦，放在了产权复辟于“文明”边陲的历史大视野中，从而间接触及了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所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反抗“去人之史”，归根结蒂，乃是反抗对那核心问题
的遮掩、改写和遗忘。又因为这反抗在现时必然是弱势的、孤独的甚而充满了绝望，王先生
的“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在文化意义上，便接近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尽管他对“五四”先
驱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评态度的。
二、新法治话语的寄生
有对策”了。几乎每一场改革措施的出台，试点铺开，乃至大案要案“严打”“双规”，都
不属新法治管辖。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个正当化程序，普法宣传的频道节目。追加既是
惯例，“摸着石头过河”打政策“擦边球”，就绝无违法违宪之虞。
在此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
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看来，中国教育的“香港化
”----其实远甚于香港的功利主义，却没有其教职员廉洁敬业的道德自律----是转型社会的
局部病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经验不足，未能预见或制止“产业化”的危害，
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即可踏上正轨，直奔“世界一流”。但问题远非那么简
单。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精英话语和人才规训的主要阵地。这阵地若要由新法治来占领
，就必须重构意识形态，排挤不同价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
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
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屏蔽政治意识、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其结果，
便是今日大学腐败丛生，半是商场半是官场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
我说“寄生”，是借用卡夫卡关于依地语的一个比喻。
依地语也叫意第绪语，是从前东欧犹太人的社区日常语言，犹太民间文学和大众戏
剧的载体。它其实是德语的一门方言，中世纪犹太人的发明；他们往中古高地德语掺进希伯
来词汇和表达法，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位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
，即建构意识形态，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本本上写着的那些个公民权利、诉讼程序、举证规
则，也就往往难以落实，取代不了“人治”时代“遗留”的做法，更不消说“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了。几乎每一场改革措施的出台，试点铺开，乃至大案要案“严打”“双规”，都
不属新法治管辖。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个正当化程序，普法宣传的频道节目。追加既是
惯例，“摸着石头过河”打政策“擦边球”，就绝无违法违宪之虞。
在此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
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看来，中国教育的“香港化
”----其实远甚于香港的功利主义，却没有其教职员廉洁敬业的道德自律----是转型社会的
局部病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经验不足，未能预见或制止“产业化”的危害，
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即可踏上正轨，直奔“世界一流”。但问题远非那么简
单。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精英话语和人才规训的主要阵地。这阵地若要由新法治来占领
，就必须重构意识形态，排挤不同价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
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
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屏蔽政治意识、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其结果，
便是今日大学腐败丛生，半是商场半是官场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
我说“寄生”，是借用卡夫卡关于依地语的一个比喻。
依地语也叫意第绪语，是从前东欧犹太人的社区日常语言，犹太民间文学和大众戏
剧的载体。它其实是德语的一门方言，中世纪犹太人的发明；他们往中古高地德语掺进希伯
来词汇和表达法，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在
卡夫卡时代，布拉格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爱说德语，看不起依地语。卡夫卡讽刺道：依地语最
让中产阶级厌恶了，因为它“没有语法”、野蛮；竟然“寄生”于一位高尚的“宿主”即德
语，靠着“偷盗、征用、移入[希伯来]语汇”而存活，以至不破坏宿主的语法，就无法译成
德语。而要真正懂得依地语，却只能靠犹太人寄居他乡的感觉与心灵(德勒兹/迦塔利，页
56以下)。
新法治在政法体制中的运作“存活”，很像是依地语的寄生。它通过输入“文明”
的术语口号，如物权、名誉权、知识产权，还有法治、人权、宪政，让宿主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逐步接纳“普世价值”，产生一种混合话语，以应付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而且
，同依地语一样，这寄生话语每一次“译成”宿主话语，宣传实施，都免不了破坏后者的“
语法”规则。但新法治既是“文明”的输入与寄生，它同宿主话语所依托的价值理想就随时
可能发生冲突。故而政法体制的有效运作，须取决于两者维持动态的平衡。若以法国社会语
言学家高拔尔(Henri Gobard)的功能分类理论观之，就是各守各的“领地”：宿主话语负责
维持官僚体系运转、招商引资、处理纠纷等具体问题，领地极广，称为“媒介型”
(vehiculaire)语言，即全社会通行的官话。寄生其中的新法治话语，则是统编教材和主流
媒体的宠儿，主要用来掩饰社会矛盾，安抚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领”人口，传播他们的信
念趣味，描绘他们的利益立场，称为“所指对象型”(referentiaire)或专事意识形态生产
的话语(同上，页51)。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一些困扰法学和法律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就不难揭露病根了。
比如为什么主流法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教科书编写法，面目雷同，概论加法条诠释和比较，基
本不发掘回应学术问题。再如博导教授抄袭论文，单位极少惩处；歪风猖獗之下，只能由受
害人出面，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将后者的腐败行为(即对学术共同体与公共利益的侵犯
)变成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著作权名誉权官司：不仅让大学和主事者脱卸责任，还给司法
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
价值”的规则。换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
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这多元话语的建立和实践，
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运用，应对“文明”的挑战，则转型中国就得了机遇
：她不必注定了沦为新法治的独占领地，如王先生担心的，一条道走到黑，异化、庸俗、物
质主义；她有可能拒绝“香港化”而重新出发----“多难兴邦”，跨越那“文明”的边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们讨论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
育，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的关系。我这么观察，仿佛法学的前景很悲观了，
其实不然。学术体制跟随政法体制，也在形成多元话语的互动。新法治在大学的行政规划、
基金收买和山头权威时时陷入腐败丑闻，正好给中国法学的重新出发，开拓社会批判，留下
了空间并刺激理论想象与创新。所以展望未来，并非一团乌云而不透阳光。学术前沿和进步
，首先是少数人的事业。
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
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
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
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
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
价值”的规则。换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
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这多元话语的建立和实践，
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运用，应对“文明”的挑战，则转型中国就得了机遇
：她不必注定了沦为新法治的独占领地，如王先生担心的，一条道走到黑，异化、庸俗、物
质主义；她有可能拒绝“香港化”而重新出发----“多难兴邦”，跨越那“文明”的边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们讨论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
育，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的关系。我这么观察，仿佛法学的前景很悲观了，
其实不然。学术体制跟随政法体制，也在形成多元话语的互动。新法治在大学的行政规划、
基金收买和山头权威时时陷入腐败丑闻，正好给中国法学的重新出发，开拓社会批判，留下
了空间并刺激理论想象与创新。所以展望未来，并非一团乌云而不透阳光。学术前沿和进步
，首先是少数人的事业。
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
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
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
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
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
然而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
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或王
先生预见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处于寄生状态，意识形态领地有限，依靠“普世价值”
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美国的法律学说和视角立场，就极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贸投
资金融等领域的立法一样，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欧洲和日本早已经历了美国法律学说和问题视
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欢教授曾有详尽的介绍，并引述欧洲法学家的评论：“二战后，欧
洲法律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几乎全部是从美国开始的”；“几乎所有新
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欧洲(何美欢，页23，25)。只不过，欧洲和日本
的地缘位置，不在那“文明”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国际规范”，其利弊取舍，对于它
们，和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
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
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即
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这后一点，或许会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议：法学怎么成了史学？是这样的。法学的根
基，不在法条学理、办案审判等“经世致用”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有用，应该研究；
事实上，也是法学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会支助的项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
们阅读参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学说、案例分析，甚至大部头多卷本的权威著作，无一例
外，都会过时，被后人重写或遗忘。道理很简单，法律永远在变动之中，是一个新陈代谢的
系统，时时在修订、增删、废止。这在转型社会，新法治寄生的中国，就更明显了。所以无
论中外，称得上法学的传世之作，历来只有两类：一类有点勉强，就是选入课本逼着学生啃
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论述(商鞅、韩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纳、霍布斯、洛
克、康德、黑格尔等等)；另一类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则属于广义的史学，即优秀
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
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
，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
我希望，将来能有幸读到一部或两部这样的历史----给人以睿智、洞见和悲剧意识
的历史。这任务原本是属于我这一代的，然而亲历者未必眼明，且“伤亡”如此惨重，委实
不敢乐观。现在，当法学重新出发之际，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来者中的俊杰，愿他们“有一双
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的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陈旭麓先生语)。因为，中国
法学和法律教育须具备起码的史识，才能走出新法治话语的寄生领地，抗拒“灭人之史”；
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样，获得为有效履行公民义务、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
德和智慧。否则，当“文明”建成异化之日，凡自称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伦的
谴责(《残篇》之十一)：
将来你们感到悲伤，做错了事，
不要把责任推给众神；
是你们自己把力量交给了[僭主]......
人人跟随这狐狸的脚印，
大家脑子空空，
只晓得听他摇舌，花言巧语，
从来不看他实际的行动。
附识
王元化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会上。记得他深情地回忆了
“一二九”运动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生活。还谈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编《展望
》周刊，先父在同济的文法学院执教，是撰稿人，但因为“地下环境”，并无往来；其后岁
月颠扑，直至文革结束方才相见，等等。之后，又寄来他同先父的合影。从此，王先生的《
文心雕龙》，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风范，于我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前年，友人彭伦君策划
，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书话.纪事》，因书中收有他怀念先父的短文(即当年的悼词)，
特意寄赠一册。展读之后，对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洁的人品和治学的渊源，多了一分了解和
体会，更觉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曾做过几年市委宣传部长。这后一个头
衔，在异化了的世界，是庸人们仰视而趋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态常使他难堪，令他悲哀，激
他思辨。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期许后人的，一定是继续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问、怀疑与
批判，并且“根底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
谨以这篇短文遥寄哀思，纪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铁盆斋，原载《读书》9/2008
*本文是作者提交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发言稿。
德勒兹/迦塔利(Gilles Deleuze & F. Guattari)：《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张祖建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20年前我相信，今天我也相信，成熟的美国人可以与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者进行对话和辩论，思想的撞击不会导致污染或转变，我相
信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我们的决心要比他们的强大，我们能够
在竞争中胜利，不止在武力上，同样在思想上。”
——《Good Night,and Good Luck》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http://bbs.szu.edu.cn·[FROM: 124.161.2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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