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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kydiamond (细雨疏桐), 信区: CM
标  题: 2004中国十大商业格言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3月29日09:12:01 星期二), 站内信件


     2004中国十大商业格言

1“让我们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既做企业家,又当明星吧。”

    ——张朝阳

    2004年1月8日,“2003中国大陆百富人气榜”在上海发布,搜狐总裁张朝阳在
这一排名中位居第二。

    接受采访时,张朝阳说:“在当代中国,追求财富是一种道德。企业家是光荣
的、高尚的、时尚的,不只有帮股东挣钱的责任,社会还赋予他们展示和领导潮流
的义务。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知名度与财富、成功越来越能划等号。那
么,能当明星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当明星对企业品牌也是一种带动。让我们以中
国特色的方式既做企业家,又当明星吧。”

    这好像是中国的企业家第一次坦白地承认自己愿意当明星。

    正如张朝阳所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

    20年前,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知是不是从此以后,财富崇拜
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很多人都还来不及想“共同富裕”以后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排除钱权交易、钱色交易、坑蒙拐骗、走私贩毒等等不正当谋
取财富的方式,确实有很多企业家堂堂正正地走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领导着时代
潮流。

    早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就涌现出许多发财致富的明星。如今□以张朝阳为代
表的民营企业家们成为明星只是合理的延续而已。

    这些人中间,有人并不愿意做明星,却不得不成为明星;有人心甘情愿地与公
众配合,甚至做交易,惟恐自己成不了明星。

    明星有明星的累,明星也有明星的好。个中滋味,没当过明星的人难以体会,
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更加狂热地追星,明星们也才会更乐于当明星。

    2

    “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

    ——周厚健

    2004年初,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海信目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是执行力不强。

    “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周厚健如此感叹。

    也许就因为周厚健的这番话,令执行力问题在2004年备受关注。

    在此之前,比尔·盖茨曾于1990年代初说过:“微软在未来10年内,所面临的
挑战就是执行力。”

    周厚健能发此感叹并被人记住,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正说明海信的规模和品牌
影响力正在破壳新生,传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制约、体制障碍,已经不再是影
响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从而使周厚健可能与比尔·盖茨、郭士纳等人感受到同
样层次的问题;从消极意义上讲,因为执行力的困扰,海信的明天不知会是什么样
子,而海信的今天则必然是中国更多企业的明天。执行力会是中国企业跨越不过的
一道坎吗?

    不过,也没必要对执行力问题大惊小怪——如果微软和海信的执行力都不强,
那就让执行力不强好了。

    说执行力重要没错,你可以将企业所有行为归结为大大小小的一连串的执行,
做企业就是执行,甚至,人生就是一次执行;说执行力不重要也没错,你可以将执
行力分解为企业战略推进、目标细分、人力资源管理、薪酬体系建设等问题,从而
让执行力消散其间,无影无踪。

    3

    “全球化这条路一定要走,今天不走,明天也要走。”

    ——李东生

    2004年,被人们称为TCL的“蝶化”年。

    7月29日,TCL与法国汤姆逊合资组建的企业在深圳正式挂牌运营;8月31日
,TCL与阿尔卡特共同成立全球手机公司。

    相隔如此之短的时间内,TCL两大主营业务以令人惊讶的并购方式实现了国
际化的跨越。好心人替李东生捏了一把汗:步子会不会太大了!

    李东生没有正面回答这种担心,而借此谈了他对企业发展的长远构想:“未来
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中国的市场大,全球的市场更大。全球化这条路一定要
走,今天不走,明天也要走。”

    李东生讲了一句大实话,其实,对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已经不是今天或明天
的事情,而是昨天的事情了。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年。这意味着至少在三年前,甚至从中国对
外开放的1980年代起,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已经搭载着跨国公司之列车,驶上了全球
化这条不归路,尽管是带着一点被动。

    所以,李东生所说的全球化,应当是在总体被动之下的主动全球化。

    当然,被动不表明失败,主动也不意味着肯定成功。正因为如此,担心才显得
很有必要。

    收购成不成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看不出端倪,如同一对男女,结婚之
初很难给他们的婚姻质量打分。

    但我们总体上还是应当对此持有乐观态度,因为TCL和联想毕竟是破茧传统
体制的先驱,是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勇士。他们的成功是我们所望,即便不幸失败
,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佳的经验教训,替其他中国企业缴了学费。

    因为李东生就曾表示过,TCL就是踩着用“烈士”遗体铺平的道路走过来的


    4

    “不分股权或者说不会分股权的老板,肯定不是好老板。”

    ——郭凡生

    2004年4月,慧聪国际总裁郭凡生在一次讲演时表示,慧聪之所以能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关键在于企业实行了全员皆股东的理念。

    郭凡生说:“让有才能的员工成为公司的老板,这是知本经济的规则。不分股
权或者说不会分股权的老板肯定不是好老板。

    据了解,慧聪国际除了郭凡生个人股权外,还有一半以上的股权分给了员工,
其中的126人已经因为公司在香港上市,通过股票分红的方式成为了百万富翁。

    在年末的一次论坛上,郭凡生放言,3年后争取让慧聪再诞生100个百万富翁。


    慧聪由一个起步资金只有14.8万元的小公司,发展成目前市值超过10亿港币
的网络企业,这本身给郭凡生的话增添了说服力。

    大概所有企业的员工们,都希望自己的老板能“学习郭凡生好榜样”。

    做企业为了谁?企业老板可能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尽管答案不尽相同,但
也无非是在员工、社会、股东几个选项中绕圈子,在客观上,这几方面的利益都得
照顾到才行。

    尤其对于郭凡生所说的“知本型企业”,怕是真得将员工利益往前放放。因为
,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依*是员工的智慧,而智慧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

    作为老板,你可以拥有员工,但却未必能拥有他们的智慧。甚至在你不知不觉
中,员工的智慧已经被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员工自己利用,成为向你挑战的武器。

    面对那些毕恭毕敬站在你面前、尊称你为老板的员工,你要做的是如何打开和
拥有他们智慧的“黑匣子”。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那就真学学郭凡生,让这些员工都成为老板吧。

    5

    “现在很难让我相信,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成功,并同时能够保持手脚干
净。”——某外国官员评朗讯(中国)丑闻。

    2004年4月,朗讯自曝家丑,宣布解雇中国公司的4名高级管理人员——总裁、
首席运营官、一名财务经理以及销售经理。

    这事件将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商业环境“潜规则”下运行的尴尬暴露出来。


    某外国官员感慨道:“现在很难让我相信,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成功,并
同时能够保持手脚干净。”

    此前,对于在华投资外企的职业操守,人们也不乏微辞,但批评对象多集中在
港、台、韩、日的中小企业身上。对于一些来自欧美的全球知名跨国公司,大家则
是褒奖有加,甚至认为它们是企业的道德楷模。

    朗讯事件的意义在于,剥开了知名跨国公司的道德面纱,使人们相信,企业的
本性和目的就是追逐利润,如果没有法律的强硬约束,任何企业在合适的环境下,
都会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可以肯定,有类似问题的不只是朗讯一家公司。在沧海横流的全球市场,一部
《海外反腐败法》究竟能规范多少公司行为,还很难说。

    当然,板子绝不应当只打在朗讯的屁股上,交易总是双方配合达成的,有行贿
者就有受贿者。不记得看到过因朗讯事件而牵扯出中国政府官员的报道,但这里却
明摆着连小学生都会推导的逻辑。

    原朗讯中国的首席运营官关赫德对于自己被解职感到很委屈,因为他看到更多
中国企业以更加赤裸的手段行贿而安然无恙。这种情况下,如果跨国公司独善其身
、严循职业操守,竞争则是另一种不公平。

    惟愿那位外国官员的话只代表他本人的偏见,因为在维护商业道德问题上,跨
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有着更高的共同愿望和利益。

     6

    “不会写作文的语文老师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

    ——韩志国

    2004年4月,因为提出的专项审计要求遭董事长拒绝,乐山电力公司的三名独
立董事拒绝对该公司2003年年报发表意见。

    乐山电力的独立董事这种不甘沦为花瓶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发了人
们对独立董事种种怪现状的反思。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表示,总体上,独立董事并没有发出真正的声
音,中国的独董制度已经失败。

    韩志国批评了学者担任独董的现象,“学者专家的知识结构并不能够胜任指导
企业赚钱的义务。就像不会写作文的老师,偏偏要教学生写作文。不会写作文的语
文老师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

    根据上证报一份关于独董的调查,43.5%的独董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独
董的构成以学院派占主流。

    其实,比“语文老师不会写作文”更严重的问题是独董产生方式,以及由此带
来的“独董不独立”现象。

    另据上证报推出的一份独董调查样本数据显示:63%的独董为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名产生,超过36%的独董为第一大股东提名。

    果真如此,独董怎么可能独立行使职权,甚至质疑、问责大股东呢?

    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改变独立董事产生方式,引进公众股表决机制。谁有权
产生独董,独董便会想着对谁负责,为谁谋利。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问责制。道理上讲,独立董事既
应当积极和勇于为中小股东说话,也更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换句话说
,为中小股东负责就是为自己负责。

    有分析说,伊利独董之所以要站出来说话,就是因为怕承担责任。

    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有不同声音,就有好处。

    7

    “咱们民营企业,咱们中小企业,应该齐声呐喊,呼吁国家进行制度创新。”
——孙大午2004年6月,在一次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小型研讨会上,来自学界
、银行界及产业界的代表,以大午集团为例,剖析民营企业融资问题。

    谈起民营企业贷款难的原因,有人说是民企信用不好;有人说是民企信息不透
明;有人说是民企经营者不懂金融知识;有人说是民营企业家缺乏人格魅力;有人
说是银行嫌贫爱富。

    还有人说得更抽象,比如是观念问题、体制问题。

    作为清谈,这些意见只能说说而已。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民营企业贷款难,孙大午有切身体会,但他也说不清楚。
企业资产质量不错,信誉很好,信息非常透明,但就是借不来银行的钱。

    “咱们民营企业,咱们中小企业,应该齐声呐喊,呼吁国家进行制度创新。”
孙大午说。

    具体创新什么、怎么创新、谁来落实创新,孙大午即使能说清楚,也是无能为
力的。

    孙大午的困境是民营企业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目前民营企业的处境可能是最艰难的:国有企业
既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占据着重要的权力和政策资源,一直是国家倚重和扶持
的对象;外资企业凭借超强的资金实力、品牌价值和管理经验,在进入我国市场过
程中攻城略地,迅速成为强势市场主体。

    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和残酷。尽管国家对民营企业给予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政策调整滞后,民营企业依然面临着资金、信息、技术、管
理、法律、行业进入限制、行政干预等方面难题。

    孙大午说得有道理,解决民企问题的障碍,既不在观念上,也不在执行上,而
在中间环节的制度上。

    8

    “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李嘉诚2004年3月出版
的《李嘉诚经商自白书》引起了强烈的市场反响。

    “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这是李嘉诚对成功的体会、
理解和概括。

    赚更多的钱,是许多人的梦想。因此,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沃伦·巴
菲特等人在中国乃至全球永远不乏崇拜者,而华人首富李嘉诚,更是成了华人的财
富偶像。

    之所以李嘉诚的故事更动人,因为他的成功经验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作用和力量,勤奋、节俭、义气、礼让、隐忍、平和、诚敬……。而且,李嘉诚完
全是白手起家,这更增加了他的故事的魅力。

    李嘉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创造了一套商业文化和哲学。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学习李嘉诚,却只出了一个李嘉诚呢?

    大概是因为,知道李嘉诚怎么做容易,真正学到李嘉诚怎么做,能理解李嘉诚
为什么这样做,那是难上加难。大多数崇拜者,其实只愿意拥有李嘉诚的财富,而
不愿意付出李嘉诚般的辛苦。如果他们知道李嘉诚富可敌国之后,还那么勤勉、节
俭,怕是更觉得没什么趣味了。

    就算是事业心很强的企业家,学习李嘉诚,或许也更乐意去学习他的远见、洞
察力、技巧、捕捉机会能力,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商业哲学——却甚至不是能
学得来的。

    李嘉诚的成功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李嘉诚的不易学习,也正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尴尬处境。

    9

    “班长不是家长,班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搞好团结,调动大家积极性。”——
赵勇2004年7月9日,长虹召开历史性的大会,标志着长虹“教父”倪润峰正式隐退
,“少帅”赵勇重回长虹,并执掌最高权力。

    赵勇在会上一再声称,在新班子里,他是个班长,“班长不是家长,班长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搞好团结,调动大家积极性。”

    如果对长虹情况不加了解,人们可能觉得,要么赵勇是个保守持重、不思进取
的和事佬;要么赵勇对倪润峰长期以来的家长地位和做派已经深恶痛绝,故以这种
方式表明其要革过去的命,开辟长虹新时代。

    事实上,是因为长虹目前面临着空前的凝聚力危机,赵勇才不得不作此强调的


    20年来,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虹品牌越来越响;另一方面,在国
企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之下,长虹公司积淀的问题越来越多。如干部队伍老化,用人
机制呆滞,新老交替无法实现。

    3年前,赵勇在长虹一进一退,就是因为,离了倪润峰,长虹便没有了核心。
当时长虹老臣袁邦伟主政长虹集团,赵勇领军长虹股份,双方互不买账,不仅在内
部打架,在市场上也打架,乱成一锅粥。

    因此,此番复出的赵勇意识到,只有保持新老干部的稳定、团结、协调,长虹
才有新时代。作为年轻人,赵勇自知不如倪润峰的威信高。加上今日长虹已非昨日
长虹,今日市场也已非昨日市场,集体领导、民主管理是大势所趋,赵勇不得不顺
势而为。

    在中国的企业中,赵勇的无奈恐怕不只是个别现象。

    随着更多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更多民营企业
试图摆脱家族模式,“家长制”企业管理必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10

    “金融风险太大了,还是做实业稳当,这次事情过去后再也不搞金融了。”—
—唐万里2004年4月,亚星客车集团董事长李学勤,向德隆公司绝食讨债,引起了
媒体关注。

    亚星曾将7000万元资金委托给新疆屯河控股的新疆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国债,该项委托合同早在2003年8月就已经到期,至今本息没有拿到,李学勤
自感重责难逃,于是出此下策。

    据报道,送走嚎啕大哭的李学勤,唐万里*在沙发上仰天长叹,“金融风险太
大了,还是做实业稳当,这次事情过去后再也不搞金融了。”

    唐万里的幡然悔悟没能挽救德隆,这个庞然大物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造成德隆悲惨结局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原因是金融,或者说是产融结合;深层次
原因和外部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和民营企业资金困境。

    凡做企业的人,很少有人不想着把企业做大的。尤其在中国,企业做大了,不
仅意味着谈判能力和竞争力相应提高,也意味着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而谋求向金
融领域突围是企业做大的“捷径”。德隆的产融结合做法,一度使它攻无不克,不
仅迅速将企业做大,而且还成为产业整合的典范。

    另一方面,金融是企业的血液。在中国现有金融体制下,企业面临着诸多融资
障碍,即便为了企业正常、理性发展,往往也需要采取非正常融资手段。于是,向
金融业渗透,建立企业自己的“血库”成为时尚。

    错不在金融或产融结合本身,而在于企业的选择有被迫或非理性因素在其中。
全球知名企业中,也有产融结合做得很成功的,比如GE。但GE经验是无论做什
么,都要有严格的管理。

    所谓管理,核心有两条,一是透明化,二是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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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平凡,只能过平淡的生活,只会回家喝白开水,但我快乐.
其实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过是想好好地爱上一个人,
给他安稳平静的生活,手牵着手,一起去买菜,
然后,做几道他喜欢的菜给他吃,
我只需要一张桌子,半臂的距离,
恩爱就在碗里。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bbs.szu.edu.cn·[FROM: 192.168.2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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