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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ulin (风清云淡), 信区: NORC
标 题: 农民会不会被抛弃？(转寄)[转载]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Jan 13 12:11:05 2003),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zhulin 的信箱 】
【 原文由 zhulin.bbs@bbs.xjtu.edu.cn 所发表 】
发信人: futurer (末日来客), 信区: future
标 题: 农民会不会被抛弃？
发信站: 交大兵马俑bbs站 (2003年01月11日19:29:45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童大焕：农民会不会被抛弃？
2003年1月10日09:38 搜狐视线
《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刊登学者访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指出
：过去十几年里，农业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
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特别是1997年以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
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其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另外，进入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是一
个巨大的社会结构性转变，在此之前，从1952-1990年，尽管计划经济通过工农剪刀差和
、二元户籍制度等为城市积累了高达8700多亿的财富(另据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
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但由于当时是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
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摆脱不了对农村、农业的依赖，他们的收入主要用
来购买农民的产品，从而最终大部分流入农民手中。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里人生
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
农村，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市场。反过来，农村
、农民无论从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具、家电等)，都开始对城市形成
巨大的、不可逆转的依赖性。这样，城乡剪刀差不降反升。如果当年工农剪刀差还在3：
1之内的话，现在则实际上至少已经达到5：1、6：1甚至更大。孙立平先生称之为“同样
是一种二元结构，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断裂一词，有惊心动魄之感。
而无论是从农民减负还是从增产增收、科技投入等方面，在今天这种农民人均不足
一亩地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其财富增长的空间都微乎其微。这个时候，如果农民参与城
市化生产和分配的路径受阻，一个严峻的问题就现实地摆在了全社会面前：农民会不会
被抛弃？事实上，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市场已经抛弃而且仍在大规模抛弃农民，而我们的
城市、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也仍然在抛弃和歧视、挤压农民。如果他们被完全抛弃
，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社会这一人数最多的群
体，无论从心理上存在被歧视、被排斥感，还是从实际的生活状态上整体地处于社会的
底层和边缘状态，而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协调和改善这种状态上无所作为，甚至加剧
了这种状态，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就会变
成现实。
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甚至几代人里，作为一
个整体的农民，无疑都处于劣势地位，无论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信息拥有量，还是其
实际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
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可以简单地说，一旦他们离开家乡，绝大多
数人除了一身力气，别的几乎全无！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中国农民，实
际生活中落到如此地步，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他们的现代化，没有他们的小
康生活，中国社会的小康和现代化之梦，只能是空中楼阁水底月亮。如果说市场的优胜
劣汰有它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话，那么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一些城市不断变本加
厉的就业歧视政策，则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阻碍了他们向
上流动和发展的空间(比如北京市从1996年起，公布限制外来工的行业和工种，1996年为
15个，1997年34个，1998年36个，2000年猛增至103个)；而教育的不公，则无疑从起点
上使他们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虽然有少数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经过顽强拚搏成
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他们从创业之初就得到社会更公平
的待遇，他们的成长可能更顺畅，成就可能更大。迄今为止，高考仍然是多数农民逃离
农门的主要方式，但现行的公立高校高额收费政策，使许多贫寒学子陷入求学无门之地
，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意味着全家更多的人迅速陷入社会的更底层。以前讲
地 菰 松柏，家贫子读书，一个读书人可能改变全家面貌；而现在一个读书人可以使农
民一家人迅速由小康堕入贫困。不仅农民深受其害，城市低收入阶层一样不堪重负，典
型的例子是复旦大学2002年新生丁炜的父亲就因筹不到学费而跳楼身亡。而义务教育的
投入严重不足、分配严重不公导致城乡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巨大、义务教育国家尽义务不
到导致每年一两百万儿童失学、流动人口的孩子无处上学等等，更是一个社会羞于面对
世人的巨大疮疤！
今天，农民会不会被抛弃的问题，不仅取决于其现有的经济、文化地位，更取决于
其各项政治和社会权利是否有保障，即起点是否公平。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朱学勤先生
的话：政治权利是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一个政治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阶层，其经济利
益不会安全。而农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远远不是一个“村民自治”那么简单的。前面
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眼光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必须跟全国
，甚至跟整个世界进行对话和博弈，惟有如此，才有中国农民乃至全中国光明的未来！
整个社会都要从传统的轻徭薄役和局促的村民自治中解放出来，从更为根本、更为广阔
和全面的角度、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考虑和保障农民的权利。首先是对土地财产权的保
护，这其实是当今村民自治中焦点的焦点。而土地财产权的保护，首先就要求明晰产权
。在今天的城市化浪潮中，当大规模圈地运动发生的时候，农民往往求告无门，而地方
政府和乡村干部则赚取了天文数字般的土地征迁与土地批租之间的巨大差价。给总理上
书而名扬中外的李昌平先生在反对土地个人所有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大意)：土地集体所
有跟个人所有相比，谈判时十个人出面和一个人出面相比，力量大十倍。其实他错了，
许多时候集体所有的实质是乡村干部代集体行使所有权，其中不乏大量以出卖集体利益
以谋私的乡村干部!而另外的十户百户乃至千户，在谈判时根本没有发言权!作为干过乡
一级党委书记的李先生，我不相信他对此竟会一无所知。这里，我还是赞同朱学勤先生
观点：保护困难群众，首先应该保护他们合法的政治权利。在圈地过程中，政府不应走
在批(开)发商前面，圈地之后再卖个好价钱，它应该主动退出，负责把土地批发商组织
起来，与牺牲土地的农民进行谈判，并负责监督双方的行为是否符合游戏规则(《南方周
末》1月1日)。穷人的财产权更应当受到保护，否则，“他可能只有三五亩薄地，如果不
能用法律予以保护的话，一逼就到生存线以下去了。”
农民需要和整个社会平等博弈的各项政治和社会权利，如平等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就业权、平等的自由居住和迁徙权、在居住和工作所在地
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等。这是起点公平的关键所在。要尽早结束几千年中国农民一盘
散沙的局面，农民必须有自己稳定的权利和利益代表，在每一个具体的权利和利益面前
，和社会、和其他各种利益团体进行平等博弈和谈判。古往今来，中国农民从来不缺乏
道德意义上的代言人，比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也从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代言人
。之所以似乎全社会都在呼吁忽视农民的危险，但似乎也从没有人，或者至少很少人能
够及时地实际解决具体的哪怕是微小的农民利益和权利，原因就在这里。
全社会都应满腔热情、不带成见地热情扶持农民自己的劳动和维权组织，人口输出
地的政府更当首当其冲地承担起相应责任。窃以为，这是中国农民走向政治和社会平权
的第一步，也是农民不被抛弃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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