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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vefifa (木同雷港),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科研评价中的“影响因子”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1月20日13:50:48 星期四), 站内信件
科研评价中的“影响因子”
Alessandro Figa' Talamanca
“科研杂志的影响因子”，简称为IF，在某些学科中已经成为评价科研活动的一个
重要工具，在其它更多学科中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由于这一因子被广泛使用，从
而在决定科学家人个或科研团体命运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在学术图书馆的改造与
科技刊物的重组中，它的作用已经不可等闲视之。毫无疑问，这一因子的指数是有
用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颇有打动人心之处。它可以减轻大学里科系以及行政领导批
阅或是审查论文的压力，而且看起来它似乎还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判据来评价科
研工作。但本文要提出的是另一种观点，即我们要辩明：从对科研事业的潜在危害
这个角度来看，不分青红皂白地引用这种影响因子而让我们讨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它
在人们想像中所能带来的好处。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在这个影响因子尚未大
行其道的学科中工作的科学家（比如历史学家、法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从事人文
学科的专家学者），不要受这个影响因子在自然科学在作为“评价科研质量”的一
种尺度这个事实的影响，而要特别小心谨慎地思考采用这一指标所可能具有的一切
含意。
本文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做精细的统计学分析，要了解这种分析，我们愿推荐Per
O Seqlen的论文。我们的评价是其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们认为这更能够
让我们看清事实真相。
“影响因子”的由来
“科研信息研究所”（ISI）通过搜集资料数据计算机出这种所谓的“影响因子”
指数的数值，而且将它公布于众，并刊登广告让大家知道它的用途。尽管它有响当
当的名字，但ISI公司不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它所关心的并不是促进科学发展。
它是私营公司，专门出售成套文献资料，而且在准入文献库方面也是有限的。作为
一家私人公司，它的主要兴趣是给老板赚尽可能高的利润。这一基本事实往往被人
们忽视，或是以为无关紧要。但是对使用这一指数的用户来说，这是应该时刻铭记
在心的。还有一个事实是不能不知的：该公司拥有一个科研刊物与文摘的巨大资料
基地，所以它主宰着市场以致任何一个公共机构或学科学会都无法与它在公平的基
础上抗衡。换言之，即对该公司得出的结果无法进行市场检验。加之该公司的行为
主要受金钱的利害驱动和由支出—收益关系的考虑来决定，在考虑其对科学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影响时不能不注意到公司这一决策着眼点。
科研信息研究所（ISI）的资料储备是通过科研引文指数即SCI这个商标名称面世的
。它包括刊登每一科研论文的期刊名称，不仅有论文标题以及作者姓名，还有一个
内容翔实的参考文献名单，囊括该论文摘引的其它论文及其作者姓名。所有引文都
包括在信息库中，这是ISI的创始人欧仁·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出的创
意，使得按书目进行所需要资料的搜寻成为可能。而提供整套论文的资料库这正是
其他出版商无法办到的。被引用的论文又可以重新用作搜寻更多引文的依据。这样
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通过这一为人们称之为“前瞻性”的书目探寻，搞清一些重
要的理念或方法的来龙去脉。这一书目探寻与通常使用的所谓“回顾式”的形成鲜
明对照，因为后一思路由某一已知论文所摘引的论文开始，反过来跟踪一个理念或
是方法的起源。
科研引文指数SCI在一开始是通过订购成卷的期刊得到的。很快，尤其是在化学与
生物学领域中它就成了（“回顾式”与“前瞻式”）书目搜寻的有力工具。许多年
轻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对它却是熟视无睹。前者确实不需要一个整套的书目名录，这
是因为在论文出版之前，已经有一个有效的，而且几乎是完整的发行系统，使得一
篇论文的“预印本”人手一份。而后者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资料库，其中最重要的
期刊《数学评论》，在世界上面世的每一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它都有综合性的评述
。
上个世纪六二年代中期，SCI引起了一些社会学者与科技史家的好奇心。特别是历
史学家德累克·索拉·普赖斯 （Derek De Solla Price）因发现SCI提供的统计学
方法能用来研究近代科学发展而大惑不解。他与其他学业者对SCI的兴趣就被ISI公
司的老板用来对科研院所以及科学家个人进行“促销”。特别是基某些研究者本人
对这种将他们或他们同事的论文在有关科技文献上的引文进行统计的作法所迷住。
于是引且的数量就被认为是衡量一篇文化中所涉及的科研成果引起公众兴趣程序的
标准。
但是对引用数量急剧增加这种现象，人们更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引用的质量上。有些
引用属于这种类型，一开头就声明：“本论文是依据某某的基础性与开创性的研究
……”；但也有这种类型的引用：“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这是因为
他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还有一些引文，只在钻研同一科研难题的十几个科学
家之间，提到了其中的一位。当然，我们无法对前两类的引用不加以质量区别而只
片面接受数量的统计结果。对第三个类型（这是如今很常见的情形），对被摘引论
文的质量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对不少作者来说，我们甚至无法肯定他们是
否真的认真读过被摘引的论文。因此要说这些论文对科研工作的影响那只能是任人
随心所欲，乱说一气而已。
尽管如此，正是对评论我们同事的科研工作所具有的兴趣，使得科研信息研究所
ISI在实业界大大走红。事情发展的这个阶段，“病毒”也就被随即引出。从此以
后，用影响因子来评价个人或团体的科研工作开始成为时尚。
资料库的本质
正像上面提提到的，科研信息研究所ISI的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它的资料库。而搜集
与精心制作资料的最主要的关键是所谓的提供原始资料的“源杂志”，也就是提供
论文或引文资料的那些期刊杂志。ISI很想让科技引文指数（SCI）涵盖科学的所有
领域，但是要搜集全部已发行的、使用人类种语言的科技杂志，其开销之大以至成
为一件不可实现的事情。这实际上意味着设法按期接受每一种杂志，与一大批国外
编辑保持通讯联系，弄清楚还有多少卷期刊杂志未能收到，最后将搜集到的每篇论
文及其参考文献进行审查，并将获得的资料输入电脑。因为预计到可能花费的成本
实在太大，科研信息研究所（ISI）对边际成本的实际效用问题十分敏感。当一种
毫无名气的期刊列入“源杂志”的书目中，其边际成本，也就是这一杂志在出版数
量上的微小变化导致该公司的总成本相应变动十分巨大，特别是与小型的个有“边
际效应”的杂志相比，如按其可以售出资料库资料的销售前景来看，尤其是这样。
作为提供已经出版的论文与相应引文来源的期刊杂志几乎已全部囊括进了ISI资料
库，不管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由美国各
大科技图书馆订阅的有份量的期刊杂志都被搜罗殆尽包括在“源杂志”之中。而这
些图书馆也正是购买ISI产品或其服务的铁杆的潜在客户。其结果就是：这些提供
第一手资料的“源杂志”的最初名单首先并且主要是美国出版的，或是由世界上主
要出版社出版的刊物；这个资料库也要包括其它使用英语国家的出版物；最后还有
来自日本以及东、西欧国家的国家级期刊杂志。要确定这些国家哪些刊物得以入选
，这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入选准则可归结为刊物出版的规
律性，当然这个标准与出版论文的质量无关。是不否要将某个期刊杂志列入资料提
供者的名单与需要的开销极有关系，其结果就是重要的学术刊物可能给逐个名单仅
仅是因为公共机构中的出版社（比如那睦属于大学的、科学院的或是基金会的出版
社）不能像商业出版社那样敏感，善于了解进入资料库必须条件。
作为促销工具的影响因子
由于出版发行的稳定性较差，有些刊物就给排除在资料库之外。除了做出如此决定
，有必要再设置一个指数来衡量一个期刊杂志的边际效用，从而将它作为主要资料
提供者纳入资料库。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引入了IF这个指数，它可定义如下：
刊物X在N年的影响因子指数IF，就是资料库中所有期刊杂志在N年对刊物X中出现于
N-1与N-2年中的论文被摘引的数目除以刊物X在这两年中刊登论文数目的总和。
简而言之，这是在过去两年中每一篇论文的引言的平均数。这里不言而喻地是，只
有那些入选资料库的期刊杂志上刊登的论文的引文才是算数的。一个十分清楚的事
实是：对这家公司来说，它的主要产品就是引文，而在商业经营环境之中，它重视
的是时效而并非科技贡献的理论深度；该公司用过去两年里引文的平均数来衡量一
个期刊杂志用作主要信息提供者或是将它列入提供信息者中单的适用标准。一个杂
志其文章很少被人摘引，可以认为在科技界中它没有被人广泛阅读，将它从主要信
息提供者的名单中剔除不公引起ISI公司的服务与产品购买者的注意。
但是事实上，对其设计者来说，影响因子指数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推荐给美
国的科技图书馆与研究中心，使之决定是不否订阅某个期刊杂志。而这些图书馆正
是ISI公司的主要客户。无疑要让这些客户充满信心地认为ISI公司的资料库是应有
尽有而且值得信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该公司正计划将其业务扩展到传
统的化学与生物医学领域之外的时候。
如果让这些图书馆相信只有具有较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杂志才是值得订阅的，就等于
他们已承认ISI公司的资料库完全可以作为全世界科研成果的代表机构，它包括了
计算这一指数的所有杂志。这一推论不断扩散，并大行其道，这是因为只要这一生
意一经走俏，它就会改变现实，使之服从它的需要。如果美国那些最有脸面的科技
图书馆决定不去订阅某一杂志，那些一心要获得广大读者青睐的作家也会对这一杂
志退避三舍，唯恐躲之不及。如果某一杂志得不到高水平作者投稿或无人来读，就
只能落得名存实亡或者找一个旮旯苟延残喘的下场。
毫无疑问，ISI公司选择的这一营销策略。什么企业会放弃改变外部世界使之有利
于它赚钱机会呢？但是我们有权怀疑这一策略是否符合或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
还可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比如说，美国数学学会（AMS），它是一个非营利性
的学术机构，其使命是推进学科的发展。AMS主办的机关刊——《数学评论》（
Mathematical Review）杂志，每一期都研讨数学进展。其内选题由本学科专家审
定，而与经济上得失毫不相干。通过与AMS的杂志进行交换，就可以陆续得到该杂
志。尽管这种做法让该学会失去一些经济收，但是它实现了推动科研、促进数学教
学的任务，使得它的刊物遍及整个世界。
为了实现了他的营销策略，ISI公司的老板欧欧仁·加菲尔德出版了数十篇文章、
评论；写信给编辑部；以科研名义给学术会议撰文；或是以改进科学家交流为题投
稿。但是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不难让人觉察出业的。他的宏论的出发点是：任何人
想要以有限的资金来帮助一个科技图书馆获得资料，将全部资料买下来是不可能的
。他只能局限在那些最重要的部分。用加莫尔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事实是：不管市场上有多少期刊杂志，每年出版的论文中仅有一小部分与引文有
关。”
如果这与以下假设是一致的；一个刊物的重要性是与它的论文被摘引的数目有关的
，即通过分析不同刊物所涉及的引文资料就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那么只要一个简
单的数学统计分析就可证明，就是ISI公司自己的资料本身都多余的。
“在1988年SCI收录的4400种期刊中有900种（约点21%），占有了那一年的期刊摘
引报告中统计的八百万引文中的83%。[……]，其中两千种期刊（占4400种的46%）
刊出了1988年度期刊质量的对立对商业出版社来说是没有什么值的高兴的，而在争
夺科技图书馆的生死攸关的战斗中，这些出版社是ISI公司的主要同盟军。
在此我们并不是要冒犯ISI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假设：一个期刊杂志的作用是可以用
一连两年它登载的论文被摘引的次数来衡量的。不管怎么说，要是让向它投稿的作
者得知美国图书馆都不收录它时，这本杂志也就会无人问津了。
决定一本杂志的影响因子是什么？
因子的首要条件是它必须是ISI公司资料库中的一员。不在其中，其影响因子指数
的值必然为零，这个杂志就等现于不存在的。这一事实给了那些早已捷足先登的杂
志莫大的好处。正如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这些杂志入选是因为它们时刻不忘ISI
公司的主要主顾也就是美国各大科技图书馆的利益。反过来，这些图书馆又是由专
职的图书馆工作管理的，他们往往对创造性科研特点一窍不通。其次是，凡是出版
有点不规律的杂志都被排除在外。比方说，1999年的一卷在2000年出版，仅此就足
以使得计算影响因子指数成为不可能。
确定影响因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出版及时。比如有一颇有份量的论文出版时
间被耽搁了一年多，作为正式发表前的未定稿本被人摘引多次，而这些引文并没有
算入该刊物的影响因子之中。但是等待一段时间出版与论文质量是无关的。事实上
，许多严肃的期刊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评价一篇论文。特别是当这些期刊如采取的是
一种真正专家审阅鉴定制度，而不是靠编辑部某一成员草草一读就下结论。有进一
篇论文在被杂志接受之前，可能要等上数月以至一年以上，对于商业出版公司的杂
志，这种情形可能少见，但是在真正的学术机构，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
确定一个杂志影响因子的最重要的变量是引文的数量。要评价是否合理，我们必须
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纯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类的杂志在影响因
子数值上有非常大反差。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说明为什么一个数学杂志的最高
IF值竟比一个生物学杂志的最高IF值低二十倍。一篇论文的引文平均数与一个期刊
杂志的学术质量毫无关系。在一篇论文中插入或多或少的引文是一种习惯，与每一
科研领域不成文的惯例有关。从理论上说，同一领域中的不同杂志用此方法可以进
行比较，只要所有撰稿人都为同样惯例所。但是如何来定义一个学科领域呢？比如
说，计算机神经学杂志是否应属于生物学领域（其影响因子指数是不高不低的2.6
），还是应属于应用数学领域的杂志呢？按照ISI公司的科学分类法它属于后者（
后者的影响因子高达天文数字）。
影响因子在科技书刊出版中的作用
在这里数学领域再次用作例子。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些数学论文的出版大多是
由研究机构自己完成的，比如各种学会、大学、研究院等等。这些机构愿意让出版
与发行成本保持低价位，而特别是在欧洲，有相当一部分发行靠的是图书馆之间出
版物的交换。在东欧或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成本极低或是由国家补助，
就使得它们的图书馆不用花费外汇而得到西方数学方面的出版物。一般说，尽管生
产成本居高不下，出版物的订阅费还是很低的。这类科研出版物的别一特点是没有
出现分化，有关数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各个分支的所有论文全都放在一块儿出版。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商业出版社大肆介入，引入了一种专门的杂志。私营出
版公司设法建立新的发行渠道，主要是深入到了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管理阶层。这
些图书馆与欧洲的不同，它们由某些专门人物掌管，而这些人往往与学者教授不同
，后者被看作是图书馆的“使用者”，而并非是其“所有者”。尤其是，美国大学
图书馆往往是包涵所有学科而不是分专业的。因而它们订购图书的准则是无所不包
的，涵盖不同学科。在这些条件下，对一位学无专长而又不愿去讨教不同专业的学
者的学术需求的管理者来说，掌管一个图书馆的最省力的办法莫过于将自己置于主
流发行渠道的照拂之下。反过来，这一切又与各大出版公司有了“剪不断”的诸多
瓜葛。
要获得一个发行公司的青睐，一本期刊或者是一本书必须有一个相当高的价钱。尤
为新奇的是，有一种咄咄逼人的营销策略，根据“科学的”激励与“客观的”的思
考，可以不考虑购买者的承受能力，任意提高出版成本。这种营销策略正是ISI坚
持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最后结果就是取悦于各大出版公司，而对学术机构的出版事
业极为不利。它不导致具有“极高科学声誉”的杂志数目骤增，在这引起杂志上抛
头露面的论文数目更是有增无减。而且在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出版与发行的成本
却居高不下。也许在这个由一个出版公司ISI左右的寡头统治之下，惟一的出路就
是电子出版时代的到来。
影响因子与科研工作的评价
加菲尔德指出：
“对杂志影响因子如此多的焦虑不安还来自它们在评价科学家个人工作时的不当使
用，比如在德国将其用于审评教授资格的过程。我发现欧洲许多国家中，为上让调
查者简化计算实际引文数字，杂志影响因子指数就被用来替代这些数学。对于这种
作法，我曾不止一次提出过警告。在某本杂志里，随着论文不同，这个指数变化非
常之大，挪威学者Per O Seglen以及其他不少学者也都有指出过个问题。”
按照加菲尔德说法，计算一篇论文的引文数目要比算出它所在杂志的此文平均数要
更有意义。但是加菲尔德这种小心谨慎的说法不足以防止影响因子广泛用于评价科
研论文的质量。所以我们必须打破他的评论与辩解的局限。这种作法的主要辩解论
点是基于如下的假设，这就是要评估一个科研项目的价值可用它被摘引的的次数来
确定，进一步的假定就是这一数值可由该论文在某一特定杂志中获得引用的平均数
来估算，最后影响因子指数可由这一数值在两年内的平均值表达出来。以上这些假
高从某些方面来看貌似有理，而且可以被一些经验之谈所证实。实际上将它们统筹
考虑就不是无懈可击和经得起推敲的了。
使用引文来衡量一项探索某种事物的科研活动而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从
而可以表明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在此种情形下，加菲尔德得到一位科学社会学家罗
伯特·K·默顿（Robert.K.Merton），据后者说，引文在科研中的作用犹如在经济
领域中的通货一样。按照默顿的说法，正是通过引文，科学家感谢给他们带来灵感
和给予他们指导的人。但是默顿从事写作的时间，至少是在五十年以前，那时不论
是ISI还是影响因子都还没有面世。自从将引文用作评价论文的工具之后，摘引他
人文字这一作法的社会环境就完全改变了。由于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研工作，或
者是仅仅评价一本杂志，各式各样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涉及个人前途、薪金增
减、可否得到资助以及杂志的发行数量）接踵而来，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引文的性质
。
过去，一位科学家只摘引在科研中已经读过并用于研究的论文。时至今日，各类参
考书目全都自动地塞进有关论文之中。由于影响因子还包括一本杂志的自我引文，
这个作法对某一作者有利、如果他想要把自己论文刊登在某杂志上就可以正好摘引
该刊上的文章，这就使得这样的论文更易在该刊上登出，因为这能将该刊的影响因
子增大，提高它的声誉，增加它的发行量。要不要引文已经不再由某人在自己所从
事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决定，或是为了理论阐释的清晰与完整来决定。今天
绝大多数引文既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略而不计亦可随意用其它引文取代。有人摘
引某一作者只是企图反过来让该作者再来摘引他自己。正如加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
，出版论文的引文数量剧增，是因为某一杂志的影响因子与是其刊登论文的引文平
均数高度相关这种导向作用所造成的。不见踪影，已被毫不相干的“引文”大海所
淹没。在今日书目参考文献的文山书海之中。已经无法确认当初激起论文撰写者灵
感的真正“引文”的作者了。科研引文指数SCI风靡，使得在书目文献搜寻不再有
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也推动了评价科研工作辅助工具的作用。
另一个乍看貌似有理的假设是，一篇论文在它出版后头两年里被摘引的次数可以从
影响因子中计算出来，但实际上事实与此相反。Per O Seglen所做的一个简单的统
计分析揭示了一篇论文的引文频率并非呈现正态分布。这说明，影响因子是由少数
论文的大量引文，而对大量论文来说却由少量引文确定的。统计数字显示：有50%
的引文是由摘引最多的大约15%的论文决定的；而有一半的论文却只占有全部引文
的区区10%。加菲尔德直言不讳的承认这一段数字引自Seglen的统计资料分析。
有人可能会提出另一个理由来为一本杂志的影响因子用于判定它刊登的篇论文的价
值进行辩解。这就是说，具有较高IF的杂志刊登的论文质量较高，或者是因为它对
接受的论文更为挑剔，所以质量更高。在对论文进行更详尽深刻的考察审评之前，
一本杂志的IF可以为待审查的论文提供一个初步质量评价的分级标准。但是我们要
问，在某一杂志中刊登的论文，它们的质量真的是由该杂志的IF决定的吗？我们无
法证明这一假定在事实上成立。要再次强调的是，一本杂志的影响因子IF主要是由
所涉及的科研团体的行事习惯所决定的。如果习惯的作法是论文总是附加许多引文
，特别是塞进最近两年的引文，其IF值就会很低。你要想确实了解在多大程度上，
一本杂志的影响因子忠实地反映了该刊的学术质量，或是它一丝不苟地选择稿件的
真实情况，你必须去询问业内的专家才行。
以数字作为例子
我将以数学为例来说明影响因子可能客观带来扭曲的切身体会。按照ISI的学科分
类，数学学科共分三大类：“数学”、“应用数学”和“数学杂项”，这三大类实
际上包含了数学家在当今世界所能出版论文的所有期刊杂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265种数学杂志中只有十种其IF值高于1.5（最高值为2.6）。在这十种刊物之中，
有三种学术质量是毫无争议的，有两种公认是对来稿要求极为严格的。这两杂志在
IF排名榜中是第三与第五，具体数值是1.9与1.7。在排名榜上的头两名是《计算神
经科学杂志》（IF为2.6）和《经济计量学》(IF为2）。这两本杂志的内容是否属
于数学学科？是否能将其划归神经科学或是经济学杂志的行列？这是很难回答的问
题。显然对这两个刊物的定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所以今天将这两个学科塞进数学
分类表中，连它们自己也未必就能自安其位。
但是问题还不仅是这些。在排行榜的头十名之中，有三相杂志属于应用数学类。很
难想像在苛求稿件方面，《调和分析的应用与计算》（IF为1.64）能以与《美国数
学杂志》（IF为1.05）相提并论，且在IF排序上前者还高于后者。而这样的例子并
不是孤立的。对上述不合理结果的解释能再次证明ISI在学科分类时的随意性。上
述第一个杂志实际上经常为通讯工程师所引用，人们是赞成不同行业之间进行交流
对话的，但是这决不可与选择来稿精审挑剔的不同程度混为一谈。
最后，在数学领域还有另一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位数学家怀疑在过去的五十年中
，苏联数学家所起的举足轻重作用。直到最近的前不久，俄国数学家还只准（或是
鼓励他们）在俄语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论文。显然这些杂志有些会被全部译成英语，
但这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正是因为这么一耽搁，要是影响因子被当作论文摄影师
的指数，俄国数学也就只好被认为是根本不存在了。岂非咄咄怪事！
影响因子是客观的吗？
影响因子的鼓吹者辩解说，不论影响因子有什么缺点不足。它“客观的”优点是不
容否定的。但是这个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呢？它并能因将一份信息摇身一变，变成了
数字就成为“客观的”了。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决不能将它置于评审程序中主
持人的操纵之下。然而，明白无误的事实是：IF指数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被人任意操
纵。让我们看看其中奥妙。
第一个人为操纵（也是无意的）是一位（或一群）科研工作者在出版一篇论文之前
，首先按期刊影响因子的排行榜上挑选他（或他们）要投稿的杂志。一旦IF被当作
杂志质量指数，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一定要把他的论文刊登在IF数值最高的杂志上。
而且凡是这么干的科学就都成了IF是杂志质量标志的支持者。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
是这样，但是至少在自己从事的学科，那些得到期刊IF排行榜的人会这么干，而这
一排行榜正是由ISI公司高价出售的。
第二个可能的人为操纵是打算搜集大量引文，特别是想获得同一杂志近两年里的大
量引文。如里某位科学家与其同事想要交换引文，这个作法更为有效。如果这群人
控制了一个或两由某一商业出版巨头出版的杂志，而且打算投资去扩展地盘，这一
战术依然是有效的。不言而喻，这些令人愉快的联系活动全都加强了对影响因子的
热衷。
第三种伎俩（未必能实现）是杂志的编辑部在审稿过程中，鼓动论文作者们全部去
摘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期刊。最后，这么做的结果不但是出版社，而且所有参与其
事的人，包括论文作者本要与编辑部全都会皆大欢喜，获益不浅。
最后是数据使用者在人为操纵中为所欲为，自由行事。当有关影响因子的数据用来
评价某位科学家个人，杂志的指数值就要转换成待审评个别特征值。如果有人在逻
辑上超越这一步骤，将该科学家发表论文杂志的IF值等同于该论文的价值，那些人
就可以自由处置该作者的不同论文。这种自由处置问题极大，不但涉及可能因学科
之内因分化而形成的各个学科分支的IF值的不同。任何用于衡量杂志质量的算法都
隐含着随心所欲的抉择，从而给人为操纵敞开了大门。
以上思考只是表面的、初步的，ISI声称用数值来反映杂志质量可以保证客观公正
、不偏不倚，这一说法至少是含混不清的。与之相反的实情是：影响因子往往产生
一个障眼法，使决策透明度变得模糊不清，而在必须担负责的场合，因使用了它反
而变得不负责。
影响因子在科研交流中的负面影响
导致科技杂志在数量上杂乱不章地增长。特别是那些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价格昂贵的
杂志数量不断的疯长，给许多图书馆造成经济危机，这在东欧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
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由文化机构支持的科技杂志被逐出国际发行渠道；
引文数量的急剧增长，而这些引文既不是为了确认发明优先权，也不是为了使论文
措词行文更明晰，而且这一增长使得科研引文指数SCI在使用时更难符合其创立时
的初衷；
许多既没有名气，又分工过细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它们是由这么一群人掌
管，这些人专门从事彼此互相摘引这一勾当，而对与整个科研界其它部分的交往不
感兴趣。
常识本来在选择科研成果发表场合方面起一定作用，从而使这些成果以发挥其最大
效用；然而这一效用因影响因子的干扰而大打折扣；
纯主观的价值判断给打扮成了客观的东西；
一切科研机构全都花大钱购买科研引文指数SCI，惟一派上用场的地方是将影响因
子吹上了天；
科技界在文化与科研方面的抉择屈服于商业出版界的大亨以及ISI。
自主判断与科研评价
作为结论，我们不能不提到在科研评价中应使用自主判断方法，尽管这么做有时会
出错。其实一本杂志在决定是否接受一篇论文，就其本质而言，也要涉及到实事求
是，自主判断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要允许审稿人有自主决定权，还因为对主些审
稿人的选择以及他们审查意见的说明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判断。正因为所有这些选
择全都是基于自主的，所以如今各国的通行作法是请专家对科研项目及其成果进行
审评。这种审评是客观的，只要它没有被审评者直接或间接的个人私利所左右。所
以这种审评被大家认可为是“不偏不倚”的。而演绎推理是无法保证客观公正的。
我们可以使用批评这一有力的工具来保证毫米种科学的自主判断不失控，这可由一
个没有偏见而又高度警觉的科研团何等去做，这种警觉的实际可行性有一个先决条
件，这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如果让一个被所谓的客观指数所蒙蔽的“自主判断”逃
脱了批评，于是这种判断也就变成个人武断。这些思考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可用于
评价科技竞争中的集体或机构。
英国“科研评价活动”对不同科学团体专家的评估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自主判断的很
好的例子。这些评估关系各大学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的命运。该活动首先从每一科
研领域中选取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所在的研究所，然后由每一位科学家自主挑选了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而还受所谓的“客观”数据的干扰。
“为什么杂志的影响因子不应用于评价科研活动，”《英国医学杂志》1997年；
314，498—502
“欧仁·加菲尔德：“ISI如何选择杂志业充实其资料库：基于数量与质量方面的
考虑”，《当代评论》22页，1990年5月28日。
c：惟一的有趣例外是“高等科技研究所：数学出版物”这一期刊因其出版没有规
律，而从来都没有进入ISI的资料库。谁也不怀疑它的重要性，尽管在美国大学是
很难找到它的踪影，它只有某些重要论文的影印件作为“秘密文件”在美国大学里
流传。该杂志行之不远倒没有它的论文作者感到困惑，也许这些人“自视清高”。
Per O Segleu所著：“杂志影响因子对科学家的评价”，由P·威因加特，R·塞林
格尔以及M.Des温特哈格所编“科技表述”（“Represtntiou of Suence
Fednology”）文集中，荷兰莱顿：DSWOB出版社，1992年。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该杂志的名称中“计算”一词被误解成该杂志
应属于应用数学，而实际上这是因为将“大脑里诸多现象”全都给说成了“数学里
的计算过程”了。
这里当然不是说欧洲的图书馆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说美国大学图书馆里也没有思
想开朗的管理人员。请参阅约瑟夫·丁·布兰宁（他是否溪纽约州立大学图书系统
负责人之一）与玛丽·凯欺（科研图书馆协会学术通讯办公室主任）二人合编的“
美国数学协会通告”第45卷，1988年4月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悖论，就像时装界的某些现象一样：在上个世界60年代，意大利
中产阶段妇女经常带着塑料手提包，并不以为丢人。30年以后，这些女士或是她们
的女儿身背同样的塑料手提包，成本极柢，但是名牌，售价是路边塞内加尔小贩出
售同样手提包的20倍。
经常发生的是一位审稿人向论文作者的提出将引文塞进同一杂志的其它论文中去。
例如，可以参看欧仁·加菲尔德的文章：“编辑有充分理由要求论文作者从同一期
刊中摘录等效的引文资料，”英国医学杂志（BMJ，1997年；314：1756，6月14日
）。
有一个说明相反趋势的生动例子是在最近出版的Lanlet（手术柳条刀）杂志（其
IF值为11.79）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讨论的意大利小学生背上的书包重量与这些小
学生体重的关系。这一研究的基础就是数据的特意搜集与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当然
有关这种相关的知识也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意图仅仅是要强调具有极
高IF值的杂志也免不了刊登一些极平常的研究成果，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
学年鉴”，其IF值是1.7，但是安德鲁·威尔斯证明困扰最优秀的数学长达数世纪
之久的费尔玛大定理却是由这个IF值不高期刊登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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