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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signerDrug ( 吉川春代),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被淡忘的康有为爱婿——北大教授罗昌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3月07日11:01:00 星期一), 站内信件
1929年9月的一天早上，天高云淡，秋风送爽，位于北京沙滩儿的红楼前面人们摩肩接踵，
熙熙攘攘。刚复校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新学期伊始，放完暑假的北大学子们纷纷夹着书本，
前来教学楼选修新课。同学们久别相逢，都显得十分兴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除了相互
问候之外，大家的脸上都透出了一股对于新学期的热切期待。
此时，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戛然停靠在北大二院的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一位方头大耳
，略显富态的中年人，他看上去大约有四十六七岁，理着一个具有北京特征的寸头，目光
炯炯，身上穿着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腋下却夹着一只黑色锃亮的西式大皮包。下车后，
他便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走进红楼的大门，身后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好奇目光。
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康有为的爱婿，康同璧的夫君，刚刚接受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
长陈大奇的邀请，前来英文系开设拉丁语课程的北大新聘教授罗昌。
仕途芳心双获
刚来北大任教时，罗昌年纪并不算太大，但却已是一位履历丰富的资深外交家、法学
家和退休政府顾问。他平时总是一副传统保守的中国文人打扮，然而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
却是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带有牛津口音的英语。罗昌说话时声音嘹亮，中气十足，一打开
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余音绕梁。英文系的学生们都喜欢听这位博学教授的讲课，然而更使
他们感兴趣的却是这位新教授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和罗曼史。
罗昌，字文仲，祖籍虽然算是广东宝安县人，但他于1883年出生于檀香山一个殷实的
华人家庭，从小就接受了当地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期望他将来能
够成为一个创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所以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
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和法律，并在那儿获
得了文学士(B.A.)的学位。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到了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中国革命
志士，并且成为了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忠实信徒。1904年，康有为在海外流亡过程中来到了
欧洲，他远在美国的二女儿，即那位才华出众并对父亲极其孝顺的中国早期女留学生康同
璧，乘暑假特地远涉重洋，前来欧洲陪同父亲访问丹麦。恰好也开始放假的罗昌获悉恩师
已经到了欧洲，正在丹麦访问，便立即从牛津启程，匆匆赶到哥本哈根跟康有为会面。这
对属于忘年之交的师生在异国他乡重逢，倍感亲切，相叙甚欢。随后他们三人结伴渡海，
前往挪威旅游，一路上吟风弄月，其乐融融，大家都陶醉在了天人合一的大自然美景之中
。正是在这次旅行当中，罗昌这位风度翩翩的牛津才子博得了那个自称为“支那第一人”
的留美少女康同璧的芳心，从此开始了一段跨越大西洋的浪漫爱情。
从牛津毕业以后，罗昌旋即回到国内，在京师参加了专门为回国留学生而组织的科举
考试，并且获得了举人的头衔。1912年，他受聘成为首届民国政府中交通部长的秘书，从
此开始了他的官场和外交生涯。1915年，他被民国政府派往山东，出任专门跟德国殖民主
义者打交道的外交专员。从1919至1924年间，他分别出任了驻新加坡、伦敦和渥太华的总
领事。此外，他还于1923年分别兼任了甘肃省省长的法律顾问和民国政府交通部的顾问。1
927年，他又分别担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内阁的顾问，并于同年获得了四等嘉禾勋章的嘉奖。
他的语言、法律和外交才能在这段时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仕途生涯可谓是春风得
意，前程远大。
北大任教
然而，罗昌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地道的，具有典雅教养和鉴赏力的知识分子，即近
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最后的贵族”。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深谙政界的黑暗和凶险，
再加上频繁的调动和升迁也造成了家庭生活的不安定，使他逐渐对仕途感到厌倦。相比之
下，他更喜欢从事在大学讲课和做学问等相对比较平静和安定的教育工作。所有这些因素
都促使他在45岁那年便做出了彻底告别官场的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新的大学教授生
涯。
自从京师大学堂于1903年恢复以来，拉丁语这门课程就已经被列在了当时的课程表上
，但此课时断时续，一直是由西教习或外国教员来任教的。平心而论，在北京大学的早期
历史上并不缺乏精通拉丁语的学者，例如1903年便来到京师大学堂担任西学副总教习的辜
鸿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最初人们并未真正认识拉丁语这门课程在大学中的重要性
，辜鸿铭在京师大学堂和国立北京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也都只局限于英国诗歌。然而自从蔡
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全面推行教育改革之后，对于学术研究的强调在北大不断地得到
升温。各学科门类的研究所纷纷建立，许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也开设了越来越多能够
跟国际接轨的新课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校方酝酿设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并在
“要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术之场所”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之后，由中国人自己来创建拉丁
语课程便开始摆上了北大校方的议事日程，而当时由于张作霖政府炮制的京师大学刚刚解
体，而北大学院也刚刚从北平大学中独立出来，完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复校过程，百
废待兴。环顾京师的学术文人圈，当时真正有能力在北大创办拉丁语课程的中国学者恐怕
非罗昌这位早年在牛津大学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饱学之士而莫属。
由于缺乏确凿翔实的校方档案材料和相关的文字记载，我们无法对罗昌所开设拉丁语
课程的具体情况做出一个深入的考察和客观的评价，但从可以找到的1929-1930学年北大英
文系课程表上我们看到，当时的拉丁语课程按难易程度共分成四个班级，而且这四个班级
全都是由罗昌一个人来执教的(李良佑、张日升、刘犁：《中国英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1988年，267页)。选修此课的学生人数之多也间接说明了拉丁语这门课程受到
了广大学生欢迎的程度，罗昌的教授生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良好的开端往往是成功
的一半，拉丁语这门课程之所以至今在北京大学仍然是一门受到学生欢迎的经典课程，罗
昌当时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被低估的。
成立北大英文学会
然而罗昌对北大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开设拉丁语课程。由于他经过西学的熏
陶，在外语、法律、文学、历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极高的素养，所以很快就成为了
深受北大学生尊敬和爱戴的教授之一，并且与温源宁和徐志摩等两位名人并列成为国立北
京大学英文学会的导师。
1931年担任北大教授的罗昌
北大英文学会成立于北大复校后的1929年5月24日。当天晚上有一批北大学生在大礼堂
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北大英文学会简章”(《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498-1499页)，
宣布正式成立以研究西洋文学、联络感情和促进英文系发展为宗旨的英文学会。该会的基
本会员是英文系的学生，而其他系的学生也可以通过申请而成为该会的特别会员。学会中
分设“文书”、“交际”、“事务”和“图书”等四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两位选出
来的同学负责定期召集会议和开展工作。当时这个英文学会在学校日常事务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例如推举学生代表出席各系联席会议；敦促校方招回陈源、林语堂和胡适等一些
著名的教授；敦请校方正式聘请已经在校的一位外教，即著名英国学者芮卡慈，为北京大
学教授，并请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教授聘请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更多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
；以及采取购置更多必要参考书和增添更多新课程的措施，等等。英文学会的其他任务还
包括组织英文讲座、学术性的讨论，以及提供类似于现在“英语角”英语会话机会。
当时英文系的一些教授大多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于学生们组织英文学会一事给
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对于缺乏组织此类学会经验和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学生来说，他
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们的指点和参与。尤其像温源宁、徐志摩和罗昌这三位名教授
导师的“梦幻组合”更是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北大任教的同时，罗昌还曾经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
兼任讲师，同样受到那儿学生的欢迎，其名声越来越响。1931年，原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
女子师范大学两校合并，成立了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罗昌接受该校的聘请，正式出任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主任和教授，由此担当起了在另一个著名大学组建外语学科的
艰巨任务。
解放以后，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罗昌由于身体不好，生活比较低调。与此形成对比
的是，他妻子康同璧由于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曾被傅作义将军选为代表，跟解放军商谈和
平入城问题而声名大噪。解放后，康同璧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代表，同时
还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从事康有为译著的研究整理，在政治和社会这两个人生舞台上均
抢了夫君的风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于罗昌这位北京名士的淡忘。罗昌于195
5年病逝，终年71岁；而康同璧则一直活到了1969年，享年89岁。两人同葬于京郊的福田公
墓。
他俩在身后留下了一子一女，儿子罗荣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海
权史的专家和康有为传记的作者。女儿罗仪凤曾经是燕京大学才女，通晓数国外语，娴熟
中外文学；但由于深受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一生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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