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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signerDrug ( 吉川春代),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3月20日22:04:41 星期天), 站内信件
自去年7月接任现代文学馆馆长以来，陈建功满怀热情地计划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种热情
可以从当年的那个北大学生身上找到渊源。
一手拿钻一手拿笔的矿工
1968年，陈建功高中毕业后赴京西煤矿做采掘工。每天算上换衣洗澡和乘电车的时间
，有10个小时在井下工作。尽管艰辛，但在那个时代，做工人算是一份好职业。陈建功“
出身”并不好，他的祖父陈寿卿，系北海东华公司创办者之一，曾任北海商会主席，在当
地颇有声望。其父陈朝宝是经济学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文革”中受到打击。
我在煤矿的那段日子感觉很压抑。与同学和好友通信时开始对“文革”、特别是“文
革”时代农民的状况表示疑虑。因为读过几本书，也有些言语无忌。记得有一次下夜班，
我回到宿舍后背诵《日出》中的一段诗：“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结果被治保委员听了去，告我攻击红太阳。那时常召开宽严大会，我也曾被派到这种
会上，看到身边的几个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揪上台，遭到批斗、逮捕，真有点惶惶
不可终日的感觉。
1973年，是“文革”中调整的一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文化考试。那一年
，遭受了“文革”多年煎熬的中国人似乎看见了一点曙光，而我，却因为出身问题，被矿
山党委剥夺了推荐上大学的资格。因此我当时特希望能发表文章证明我自己。于是，发表
了处女作“欢送”。内容是欢送工农兵上大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非常矛盾，一
方面被那个时代所挤压，一方面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一方面对现实充满
怀疑，一方面又真心实意地想找到一种理论证明现实的合理性。一方面被生活的浪潮冲了
个稀巴烂，一方面又想努力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文理互补”考入北大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与那个时代很多25岁以上的大龄青年一样，陈建功并无特别
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
我对考大学本无兴趣。但在北大附中当老师的母亲和在人大当老师的父亲都劝我一定
要考。我也就顺从了。考前三个月，我开始突击复习。
文史我不怕，1973年以后，我因工伤撞折腰，不用下井，带着四个老太太在井口筛沙
子，因此有时间读些书。
但是数学题我是一点也看不懂。那么多年没接触，我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
记得了。后来总算是弄明白了，可极大值、极小值的公式，是死活也记不住了。
我的好友黄博文（现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和我一起复习，他数学很好，但惧怕作文
的开头，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一个诀窍，先看题目适合不适合写成书信体，能写成书信体
的，就照平时写信那么写，也就不必有太沉重的负担了。他也告诉我一个求极大值极小值
的诀窍，说是按导数公式套。我也不明白导数是怎么回事，当时的高中根本不学这个，但
知道了这个公式，求起来确实很简单。
结果高考那天，上午考完语文，黄博文特高兴，那年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很容易写成书信体。
下午考数学，有三道大题都是求极大值极小值。我数学居然考了90多分。我就这样上
了北大。
踌躇满志的北大文青
1977年，陈建功进入北大中文系。这一年，他28岁。同班有很多热爱文艺的青年，他
们很快结为好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编剧梁左、作家黄蓓佳、查建英和
最早报道《红高粱》海外得奖消息的记者李彤等等。他们决定在校园内办一本文学刊物，
起名《早晨》。
这是一本油印刊物，寄往各地，与一些高校的文学刊物交换，也投到许多杂志去。那
时许多杂志刚刚复刊或新创建，都缺好稿子。因此很重视这些投稿。我记得，黄子平把《
早晨》给刚创刊的《花城》，《花城》看到刊物后居然派了两个编辑专门来北大选稿子。
黄子平给他们找了个空宿舍，他们在那选了两天，挑走了一批稿子，包括我的《流水弯弯
》。在这之前，上影还看中了我和林洪桐合写的一个剧本，为我请假到上海修改剧本。我
在上海时看到《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伤痕》，震动很大。看完《伤痕》后，我觉得
一个可以直面现实的文学时代来了，对我们那个剧本就很不满意了。那还是一部被选定为
向建国30周年献礼的剧本，但创作思想基本还是“文革”的老套路，只不过把“文革”中
的“走资派”换成了“四人帮”而已，我对修改这样的剧本已没有任何兴趣，于是返回了
北大。
这时，武汉大学的张桦（现在他是公司老板）找到我，说想联合北大办一本刊物。在
张桦的策动下，我们又联合了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十来所高校。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张桦的父亲是北大的一名中层干部。那时，宿舍里常有外地来的同学，
都是因为办刊的兴趣而来的。前几天，我去贵州还碰上个朋友，他跟我说起那本刊物《这
一代》，他说他那时代表贵州大学到北京跟我们商量办刊，曾在我们宿舍住过几天，我都
记不清了。
《这一代》的第一期在北京结稿，我们负责一部分组稿工作，在武汉大学编辑，在武汉
印刷。商定第二期由北大制作，以后各参与高校轮流制作。本来，张桦希望用我的《流水
弯弯》做第一期的打头作品，但我那时已经将稿子给了《花城》。我们向张桦推荐了上海
作家曹冠龙的《火》和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史铁生的小说是我们班女同学吴北
玲介绍的，她和铁生一起在陕北插队。我记得史铁生的短篇小说都写在类似教师教案的硬
壳本上，我一口气读完，觉得写得太好了。《这一代》创刊号中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是王
家新的《红旗车从我们身边驰过》，似乎是这个篇名，是一首反特权的诗。
最终夭折的《这一代》
即使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像《这一代》这样联合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刊物也是很难想像
的，更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陈建功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中时，一种异常的活
力回到了他身上。
在准备出刊的时候，张桦来信说没钱了，好像是缺300多块吧。我那时带薪上学，每个
月有六、七十块的工资，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些稿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
。我个人垫了一点钱，同学们也捐了不少。
又在北大三角地贴广告，用预售的办法补齐所需费用。
那时候学生是非常淳朴的，广告一贴出来，就有很多人来订购。听说别的大学也凑了
一些钱，寄到武大，全部用来印杂志。
然而杂志印到一半就出事了。坦率地说，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对出版有什么规定
，好像刚刚拨乱反正，各方面都很活跃，也很混乱，因此各地对类似的情况，也都有不同
的处理方式。杂志寄到北京，大家很兴奋，却不知道武汉那边已经出事了。我们班文学社
的骨干李春蹬着三轮到清华园火车站把杂志拉回来。大家打开包装一看，没有封面，心一
下子就凉了。
张桦来信说，当地禁止出版印制这本杂志，他们只好抢救出一部分没来得及印封面的
杂志寄往全国。我想武汉那边出事了，北大也难说。于是叫大家把杂志分散藏到各自宿舍
的床底下。万一被查抄尽量避免损失，好向订户交待呀。尽管缺少了封面，杂志还是很快
就脱销了。我至今没能保留一本，引为憾事。
不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马石江同志找到宿舍，和我们谈话。他十分客气，用言
谨慎，看得出他不愿挫伤我们的积极性。他首先肯定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提醒我们，联
合全国学生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容易引起混乱。马石江主要用引导的方式对待这件事，
相比我后来所知一些大学的情况，要开明许多。
《这一代》的主要成员后来都融入了比较主流的文艺思潮。如我、黄子平、黄蓓佳、
梁左等等。在写作上或者说文艺思想上基本遵循的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这也许是
经历和背景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具有插队、下乡、做工背景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
与“伤痕”分道扬镳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用文学反映现实问题，控诉“文革
伤痕”成为主潮。陈建功大学时代最初完成的几篇小说也是如此。
但是，我渐渐感到这样的小说是较为浅显的。文学渐渐成了“比大胆”，比谁揭露得
狠。这不该是文学的价值标准。王蒙等北京作家这时重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希望对流行
的问题小说有所突破。北京的一些作家渐渐归于这一旗帜下，我也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追求
，写出了《丹凤眼》。当然，仍然有人坚持文学的主要职能是干预生活，双方还展开了论
争，但文学仍然迅速地前行着。
1984年，《上海文学》召集杭州会议，集合了茹志鹃、李子云、李陀、阿城、黄子平
、蔡翔、郑万隆等等，我也忝列其间，大家研究并首肯了“文化寻根”的主张，希望文学
追求更为深广的文化意蕴。我的创作也转向对北京文化的探寻，写出了《找乐》、《鬈毛
》和《皇城根》（合作）等作品。
陈建功作家，1949年出生于广西北海。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到京
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北京大学文学专
业继续学业。1982年由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95年2月调到中国
作协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代表作包
括：《丹凤眼》、《鬈毛》、《前科》、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创作
的电视剧本有《皇城根》（合作）和《青春之歌》（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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