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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yefeng (年轻的辉格党人),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建筑中的政治意象——以长城、天安门和单元楼为例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4月02日16:40:01 星期六), 站内信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显然不是说政治与建筑果真
有什么瓜葛,而只是一个巧妙的比喻(尽管“上层建筑”早已成为一个严肃的术语),形
象地表明马克思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判断:在一个社会体系当中,政治有如上层建筑
,经济则构成其存在的基础。可是,我这个政治学的科班生、建筑学的门外汉,却当真从
某些建筑中感受到政治的气息。其实,建筑与政治同为人的造物,由此见彼,发现二者的
契合处,原也不足为奇。下面,我就以古老的长城、天安门,以及现代社会最普遍的单元
楼为例,分别揭示它们各自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

  “万里长城永不倒”:民族主义的象征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长城决不仅仅是一个古迹,而且是一个“活体”,一个中华
民族历史的见证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历史本身、中华民族本身。那么,是什么
让长城超出其本来的军事意义,成为中华民族血肉和情感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很晚近的事
情。从战国一直到明代,长城不过是中原政权用以抵抗北方“蛮族”(匈奴、鞑靼等)入
侵的防御工事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至清代,由于“满蒙一家”,长城在军事上
的作用也丧失殆尽。按理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长城从此就该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事实恰
恰相反,随着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列强以武力征服者的姿态涌入这片古老的大地,
垂垂老矣的长城反倒获得了一次精神上的新生:尽管长城对于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形同虚设
,但既然长城曾经帮助我们的祖先成功地抵御外侮,那么我们何妨以此为号召来收拾人心
、重整河山?

  首先,长城意味着历史荣誉感和民族自尊心。在长城发挥功用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本
土虽屡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却从来不曾真正被征服过。宋、明虽为“异族”所灭,但
继之而起的元、清两代政权最终却为儒家文明所同化(元政权的同化程度较低,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反而为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所征服
。这一局面其实功在文化,不在长城,因为长城并没有阻挡住游牧民族的铁骑,但长城毕
竟分享了这段历史的荣耀。不难理解,“后长城时代”的中国人将长城神圣化或者说意识
形态化,无非是想借此修复遭受重创的民族自信力。

  其次,长城代表着疆界意识。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更准确地说,意味着现代国家观
念的形成。依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无所谓疆界的:服膺儒家文化,即为华夏,反之则为
夷狄。故有论者称传统中国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以区别于现代西方
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后者有着强烈的“自我”和“他者”的界线意识,它以
有边界的权力(主权)而不是弥散性的文化作为自我的标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并没
有将长城等同为现实的疆界,因为此时的中国人已逐渐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认识到长城内
外皆为中华;我的意思是说,长城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预示着中国人领土意识的生成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遭到摒弃,华洋之界代替了华夷之辨。疆界意识的萌生
标志着中国由“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文化中国”退居幕后,“政治
中国”走上舞台。

  再次,长城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符号/讯号。长城历来与烽烟和战火相联系,而这或多
或少暗含着亡国灭种的风险。这一形势在19世纪中晚期空前严峻,因为中华民族此时遭遇
到的对手——西方列强(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不仅在武力上远胜于己,而且在文
化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之事,古老的以至于老迈的中华民族可
以应付得来吗?在意识到强大的外部威胁之后,一盘散沙的中国或可凝聚成一个国族共同
体,“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合力对抗外敌的入侵?

  如此看来,长城不外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logo”。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民
族主义、主权概念完全是现代的产物,长城却分明是历史的遗迹,然而,二者却如此地完
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由“历史”而“民族”再到“国家”,这正是进退失据的中华民族形
成国族认同的独特方式。

  于是,在爱国人士的传单、口号和歌声中,“长城”开始作为一种话语、一种意象、
一种民族意识的自我表达,被口耳相传,反复强化,在亿万人的心目中筑起了一道真正的
“长城”!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诗句,而游客们会为登
上长城而心潮彭湃!这就是为什么直到许多年以后,当国人听到《霍元甲》的主题曲“万
里长城永不倒”,依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国人得知,“长城是从月球
上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两大人工设施之一”其实是个现代神话,会倍感失落乃至于愤怒!

  不难预见,将长城与民族主义相联系可能会遭遇政治正确性的问题,譬如葛剑雄先生
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言:用长城来象征中华民族是“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
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2]但我认为葛教授似乎忽略了长城“增值”的近代史背景,尤其
是民国以来,长城逐渐褪去了“驱除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色彩,而转化为中华民族打倒列
强、争取独立的精神资源;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长城存在了两千多年时间,而仅
仅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才受到空前的“礼遇”?

  天安门广场:民主的抑或民粹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天安门广场”要比“天安门城楼”更多地挂在人们
的嘴边,但每当人们提及天安门广场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却往往是瑰丽雄伟的天安门城
楼。事实上,我们的国徽也正是以城楼的图案来指代天安门广场的。

  人们通常所说的天安门广场其实是城楼与广场的二元组合。表面上看,城楼对广场的
“僭越”是由于前者要比后者更加壮观、醒目,所以很自然地成为广场的标志性建筑。而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僭越”正好暗合了某种秩序。从原初的建筑理念来看,城楼与广
场的组合多少带有男根崇拜的意味。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而君主专制政体与男根
文化的政治表达——父权制——最为接近。城楼是阳性的,广场是阴性的,阳是第一性,
阴是第二性;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意为“九五之尊”,也印证了二者是君临与仰视
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有了城楼,广场才成其为广场,否则不过是一块巨大的空地;而城
楼失去广场的衬托,依然不失为城楼,只是少了几分气势。在封建王朝背景下,广场扈从
于城楼似乎天经地义。

  在现代政治学看来,广场不仅是一个活动场域,更是一个公共空间,因而与政治有着
莫大的关联。在帝制时代,广场是完全从属于城楼的,君王们在高耸的城楼上接受万民的
膜拜。“五四”运动改变了广场的这一属性,使之成为“城楼秩序”的有力挑战者。当学
生、工人和其它爱国市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结呐喊时,巍峨的城楼
也为之战栗。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广场与城楼的关系由依附走向对立。也正是从那个时
候起,广场开始与“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面对广场上的30万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这句话的后面还戏剧性地添加了一
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事实上,不论毛泽东是否讲过这句话,“开国大典”都
可谓是专制权力向人民主权转化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也象征着广场与城楼的和解,一种
新型的“广场-城楼”二元秩序得以建立——这一秩序被新政权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新民主主义制度(以及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城楼与广场的紧
张关系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17年后的1966年8月18日,依旧是在天安门广场,北京百万群众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主席的风采依然,广场的狂热更胜往昔。只不
过这一次,人们没有看到“开国大典”上主席左右的那些身影——这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人
正在成为“革命”的对象,同时也暗示着集体领导已蜕化为个人专断;更具象征意味的是
,一袭军装的毛泽东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穿过金水桥走入人群当中,而1500名红卫兵代表
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表面上看,城楼与广场在这一刻实现了水乳交融;而事实恰恰相反
,城楼与广场的关系此时已被扭曲到了极点。

  首先,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城楼的精神化身,离开了毛,城楼也就丧失了合法性
,也就是说,毛的克里斯玛权威不仅远远盖过党和国家的法理型权威,而且还成为后者的
根据;其次,个人崇拜使人民主权和群众的首创性异化为领袖意志的复制品,广场彻底臣
服在城楼的精神化身(毛)的脚下,尽管毛的初衷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次,毛号召
群众向自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城楼秩序“开炮”,因为里面盘踞着“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
的当权派”,于是广场与城楼又一次走向对立。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巨大声浪中
,1949年所确立的城楼秩序轰然坍塌,广场随即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混乱。社会主义法
制下的民主让位于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亦即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至此,广场的悲剧
性也就一览无遗:群众作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和“历史创造者”其实不过是领袖检阅
的对象,不论领袖内心有多么地热爱群众。历史逻辑无情地粉碎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
飞得越高,跌得越重!

  这一切似乎表明,不仅城楼之于广场,必要;而且城楼与广场的适当张力,亦属必要
。专制主义取消广场的独立性,一味地压制广场,使之永远匍匐于城楼之下,最后招致广
场的全面反抗。民粹主义试图消弭城楼与广场的距离,结果使广场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沼
,而城楼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领袖人格的神化而更显高拔。一切追求自由的人们必须牢
记:权威之于自由,是永远的前提,正如有了城楼的广场才成其为广场。恩格斯更是指出
:“一个哪怕只有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能存在?
”[3]二人世界尚如是,更何况国家?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维持广场与城楼的微妙平
衡。现在看来,最可取的方案似乎就是建立一套健全合理的制度体系,使国家政权不致脱
离人民或社会的制约,同时又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实现治理、造福于民。说来无比简单
,做起来却万分艰难——“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吾人还须
举国同心、上下求索。

  单元楼:大众社会的标志物

  与作为居民住宅的单元楼相比,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和摩天大厦无疑是更具“现代性”
(modernity)的建筑景观。然而,在城市的建筑丛林中,单元楼更加普遍,也更加贴近日常
生活,因而更能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千篇一律的单元楼,正是现代社会千人一面的写照。作为工业化体制最高端的产品,
每个人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在严格的质量监控下,经由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一整套流水线
,最后成为整齐划一的标准件。这种标准化的个人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das
Man),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大众”(mass)。常人既是everybody,又是nobody,因为他已丧
失了独特性和独立性,不论心智(mind)还是心灵(heart)都与任何一个他人无异;从这个意
义上讲,常人可以是任何人,唯独不是自己/自我。由常人组成的大众,如同《黑客帝国》
中不断自我复制的史密斯,力图将所有人纳入其范畴。大众不仅否认尼采所谓“超人”的
存在,而且将一切与“众”不同者定义为“次品”(贱民-失败者),排斥于主流社会之
外。

  狭窄的楼道、森严的防盗门、老死不相往来的隔壁邻居,每一个套间都是与世隔绝的
封闭空间,这就是现代人的境况,一如卢梭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孤独个人。这大概正是
现代社会高度同质化的必然后果:每个人都如此相似,以至于毫无沟通的必要——人与人
的对话犹如对镜自语。原以为院落的消失,仅仅因为在这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容不下这份“
奢侈”,后来才明白,其实单元楼里的人们压根不需要院子,他们需要的是客厅。

  诚然,人还是社会的人,但其社会性仅限于社会化劳动和商品交换,如阿伦特所言,
这些活动在本质上是基于人的动物性(生存的需要),因而是私人性的[4]——人们从大院
遁入客厅,正好暗示着公共空间的萎缩,公民变成了私人。同时,人与人的精神纽带变得
游丝般脆弱,共同信仰在经济理性的冲击下日趋式微,“人-人”关系日渐被“人-物-
人”的关系所替代,作为人际交往媒介的语言更像是冷冰冰的“信息流”,犹如计算机语
言,与情感无涉。

  这样一个由单向度的、原子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所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或许有人要说,将当代中国定性为大众社会,未免有失偏颇,毕竟这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和文学评论家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以批判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吗?

  的确,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群众恰恰是高度组织化的,由党、团、工会、
妇联、单位以及居委会构成的组织网络,几乎将所有人统统纳入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中
去,根本不存在一个碎片化的大众。突出的问题的不是原子化、私人化,而是社会生活的
泛政治化,导致国家吞没了社会,集体窒息了个人。此外,大众社会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退化形式,而在我国,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建构一直是个未
完成的过程,如何“未老先衰”呢?

  但问题在于,大众社会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毋宁说是工业化的产物。美国
学者希尔斯指出:“没有工业,即没有复杂的机器代替简单的工具,大众社会是不可想象
的。”[5]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大众社会甚至就等同于工业社会。“改革开放”加速了中
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创
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场人的“革命”,个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觉醒
,利益驱动取代了政治热情,技术理性战胜了理想主义。作为对以往泛政治化倾向的反拨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这场“革命”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美国《时代》杂志2
004年有一期的封面是这样的: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像被移花接木地换上了比尔·盖茨的面孔
。寓意十分明显,即中国人由崇拜伟大领袖转而崇拜金钱,由政治中心主义改奉物质至上
原则(或者用戴锦华的话来说,中国人已经由“幸福的人民”或“愤怒的公民”转变为“
快乐的消费者”[6]),进一步说,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正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趋向
一致。

  尽管《时代》杂志此举不乏戏谑成分,但它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变得越来越
“西方”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将自我格式化了——既是适应新
体制的需要,也是新体制不断塑造的结果。于是,我们的“大众”就这样逐步形成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中国的大众社会归咎于西方,无论如何,冷漠的大众相对于狂热的暴
民要更少危害性。社会的进步决不是“免费的午餐”,而只是以较低的代价换得较高的收
益。何况大众社会本质上根源于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人类而言或许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宿命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对大众社会安之若素,毕竟它有悖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我们要
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大众从封闭的空间里走出来,构造和参与公共生活。简
言之,大众社会不仅“扼杀”公民,也造成人的异化。如若人们囿于单元楼里的自娱自乐
,对私欲以外的一切漠不关心,那么长此以往,势必会扭曲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
系。甚至,当我们从社会整体的高度来审视单元楼时,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单元楼组合
在一起,与边沁所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何其神似!大众被关押在环形的监狱
里,各个囚室彼此隔离,无法互通声息,失去制约的政府则是居高临下的瞭望塔,监视着
犯人们的一举一动。[7]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然而并非没有可能。无怪乎阿伦特将大
众社会视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和温床![8]

  大众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滑稽而残酷的悖论:它张扬了个人,却抹杀了个性;貌似实现
了人人平等,结果造就了普遍的平庸;它以反对乌托邦的名义告别理想,其实是把现实世
界当作终极理想;它一面无力抵制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另一面又竭力以绝对多数
来压制异己和“少数派”的自由;它既可能是集权国家的受虐者,又可能是多数暴政的施
虐者。

  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上述局面的出现?让人们搬离单元楼,回归四合院吗?不可能
也不必要,因为单元楼并不是大众社会产生的原因,而是其必然的结果,是大众社会的外
在标志而已。一个可行的拯救方案或许就是发展社区,以社区来营造公共空间,打破单元
楼居民的分割状态,促进人际交往与信任,培育共同体的精神,探究“联合的艺术”,并
通过社区将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勾连起来,为“人”经由“公民”最终成为“自由的人”
创造条件。

  结语

  把特定建筑作为政治象征物看待,并不是我的首创。中国古代的帝王早就懂得用恢宏
华丽的建筑来展示其至上的权威。据《礼记》载,周制明确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
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9]又如历代宫廷建
筑往往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中轴上的建筑华美壮观,轴线两侧的建筑简单小巧,以
衬托皇权的高贵神圣;皇宫位于轴线中段,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象征族权和神权
对皇权的拱卫。无独有偶,法国凡尔赛宫的三条放射形大道使其在观感上有如整个巴黎乃
至法国的中心,而这无疑象征着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君权和中央集权体制。可见,建筑中
寓有政治之义,古来有之,中外皆然,并非作者无端臆想。所不同者,上述建筑的“政治
秉性”皆系营造者有意为之,而长城初建时丝毫没有民族主义的涵义(当时也不可能有)
,这是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者赋予它的。天安门城楼与广场的二元分际,最初大概象征着
皇权对臣民的统驭,后来逐渐演化为领袖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权威与自由的关系。单元
楼的设计则可能毫无政治上的用心,仅仅出于经济实用和节省土地的考虑,然而它毕竟产
生于现代工业社会,它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普遍选择,正在于它符合了工业社会/大众社会
的运转逻辑(技术理性、效率至上、个人主义);再者,作为一类建筑的统称,单元楼平
常得近乎平庸,用它来比附大众社会的特征,也算不上“冤枉”。

  注释:

  [1]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
12月27日。

  [2]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22页;《往事与近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1页。

  [4][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88页。

  [5]转引自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6]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天涯》,1999年第2期。

  [7]关于“全景敞视监狱”的详情可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
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4-235页。

  [8]张汝伦:《十大思想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9]《礼记·礼器》。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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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
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妙,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
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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