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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文化霸权是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大钞票(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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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文化霸权是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大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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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涌 | 2005年04月11日 15:32 | 原始出处： 东方早报
“文化霸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大钞票。不仅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之
当作口头禅，甚至长期致力于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学者，也开始谈起来。仿佛活在这个世
道上，不知道“文化霸权”，就属于落伍、过时的拾人牙慧之徒。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
子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在《新京报》上呼吁警惕“文化霸权”之后，我要撰文表达不同意
见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对西方学术，还是一知半解。刚刚入门，就一天到晚要警惕人家这个
，怀疑人家那个，还能学到东西吗？西方的学术，当然不是唯一的学术。但毕竟是当今世
界学术的主流。我们应该有其他门派的学术与西方的学术竞争，但中国作为一个走向世界
的崛起大国，当然不应该排斥世界的主流学术传统。相反，我们急需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学
术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一。这一挑战，不比振兴传统的学问要小。可惜，
目前学界喊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太凶，反而对于中国西学之浅薄缺乏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正在退化，见识远远比不上老一代学人。近读历史学家何柄棣
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就深感前辈对西学体会比我们深，危机感也比我们重。
1960年何柄棣见胡适，这是两人在胡适生前最后的一次谈话。胡适严肃地对何说：“
柄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
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
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
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
：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年念哲学
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
史语所做到？”
对照现在动不动就要反西方的“文化霸权”学界，老辈学者实在是诚恳、老实得多。
何柄棣上个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国及欧洲史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史研究。在
那一代研究中国的学人中，他和费孝通怕是成就最高的了。他们的成就，都和成功地吸取
了西学之长密不可分。比如何柄棣通过科举考试对明清时代社会流动的分析，费孝通在《
江村经济》中对江南农村的调查，大量运用了西方实证性的学术方法：数据、统计、田野
调查，等等。他们的成就，如今很少人能够超过。
不过，也只有何柄棣这样的学者，对“五四”以来中国对西学吸收的弱点才看得最清
楚。可惜他自己并没有具体说明。笔者从自己的本行历史学的立场，不妨简单化地归纳一
二。
“五四”一代，骨子里还是秉承士大夫的传统，接受西学时，也被士大夫的口味所局
限。首先，士大夫讲究文人气，技术性很差。就像文人画，写意不写真，否则就变成了死
用功，工匠气太重，为士林所轻。甚至搞雕塑，因为用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锤子、凿子，
就被开除士籍，成了卖劳动力的“小人”。傅斯年(孟真)办史语所，对欧洲的语言、哲学
、心理、比较宗教等，很容易拿来为己用。因为这些学问，基本可以坐在书斋里清谈，对
士大夫的文人气质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一涉及统计、数据、田野调查等等，就不
是坐在书斋里写几笔毛笔字可以对付的了。其实胡适真要治史，在美国学农学正是个绝好
的起点。因为到他进入康奈尔读书时，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由农学转入中国史，实
在是个最理想不过的门径。可惜他士大夫气未脱，心不在此，最后研究起哲学来。因为后
者在士大夫传统中还是正宗。十几年前另外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大名鼎鼎的前辈无意中也流
露，自己干的思想史是最精英的，至于农业史、社会史等等，“还是让二流的人去搞好了
。”
第二，士大夫高高在上，注意上层文化，对小民百姓的历史很少注意。地方志一般编
到县。清代中期，乡镇志流行，但数量有限。村一级的历史基本上连文献也没有。所以费
孝通的“江村经济”才重要。没有这本书，我们不仅对民国时代，就是对明清时代江南基
层社会的了解也会少许多。
从这两点看，何柄棣当年的抱怨，非常有的放矢。西洋的学问，有硬的有软的。中国
的士大夫，专捡软的。学西方也一定学文史哲这类书斋游戏。但真碰到硬学问，比如人口
统计、田野调查，或研究基层社会的历史，把握小民百姓的生活等等，这对他们来说，好
比“干活”一样，嘴上不能不对之保持恭敬，最后还是敬而远之。
到了费孝通、何柄棣这代人，中国的学术才算和世界接轨了。胡适和这两个后辈如果
一起留在美国教书，成就怕是比这两位小得多。胡适是思想家、启蒙者。但学术的建设还
是要靠费、何这样的人。可惜，他们刚刚开始，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被打断了。
如今，又来了反对“文化霸权”的呼声。毫不奇怪，“文化霸权”这样的概念，正属
于笔者所谓坐在书斋里可以玩的西方的“软”学问。事实上，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史学和
社会科学，还是需要西方的“硬”学问作为基本框架的。比如，从基层社会观察历史，从
小民百姓的角度观察历史，建立人口史、经济史、地方社会史的规范，这些都还要借助西
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我们现在总谈“人文危机”。实际上，我们常常有把西方
的社会科学过分人文化的倾向，即去除其技术的基础，专门引起其“义理”。我们应该改
变的是中国式的清谈之风，回到费孝通、何柄棣那一代由西学而来的实证立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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