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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ulin (随风),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一个美国华人教授对中国大学的看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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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KaoYan 讨论区 】
发信人: choose (choose), 信区: KaoYan
标  题: 一个美国华人教授对中国大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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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
  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
  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
  ,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
  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
  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
  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
  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
  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
  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
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
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
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
  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
  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
  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
  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
  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
  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
  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
  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
  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
  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
  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
  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
  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
  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
  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
  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
  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
  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
  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
  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
  重要的。既然单*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
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
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
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
:“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
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
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
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
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
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
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
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
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
“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
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
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
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
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
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
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
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
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
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
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
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
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
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
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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