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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ou (上帝耶和华),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本人大作： 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解构”与“重构”(4)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Sep 26 10:37:08 2001) , 站内信件
三，知识与权力的新型“共谋”关系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知识一样，它们都不是“纯洁”的自义语，它们与权力都存在不同形式
的“共谋”关系。
对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利奥塔尔还是于语用学的角度，从分析知识、认识和科学的关系着
手，剥离出知识的表象对权力的依赖。他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认识是
全部指示或描写性的陈述，不包括其它陈述，属于认识的陈述可以用真或假来判断。而科学
是属于认识的子集，它本身由指示性陈述构成，但它为接受这些陈述规定了两个补充性的条
件：一是这些陈述所涉及的物体可以重复得到；二是人们可以判断每一个这样的陈述是否属
于专家们所认定的相关语言。而知识就不仅指全部指示性陈述，还夹杂着做事能力、处世能
力、倾听能力等意义。因为涉及到能力，知识就超出了真理标准这个范围而扩展到其它标准
，如效益标准、正义标准、幸福标准等。因此，所谓的知识，就是那个能让人说出“好的”
指示性的东西，但它也能让人说出“好的”规定性陈述、“好的”评价性陈述……它不是关
于某一类陈述的能力，它不排除其它陈述。
知识天然地与权力有某种“勾结”关系，因此，把知识单纯地看作是真与假的真理问题，并
不符合知识的实际状况。与习俗一样，知识的标准并不是民主协商的结果，所谓“好的”规
定性陈述或评价性陈述只是它们符合“拥有知识”的对话者构成所承认的那些相关标准。最
初的哲学家虽然把这样的陈述合法化方式成为公论，但事实上，公论只是一种偏见，一种合
法化的偏见。知识的这种特性在科学知识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在科学知识的研究游戏中
，一个科学的陈述要求发话者和受话者达成与指谓的同构，才能在辩论中开辟共识的视野，
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保障了知识的这种再生产，把学生带到这种科学知识的建构游戏中
。因为知识是以前得到承认的陈述的积累，人们已经离开了对第一证据的行而上学的研究，
因此，所谓的科学陈述，虽然始终都可以用证据来证实，但它同时不可避免地回被证伪。
与国家话语和法律话语一样，知识话语的这种共识要求仅仅是一种假设知识的不断积累的运
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们”是抽象的存在，它的真实存在是悬挂在各种机构上的，
它包括整个国家或部分国家。这样，国家知识与科学知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
可以看出，这种联系不可能是简单的，因为这里的“人们”就是民族，甚至就是人类，它们
不会仅仅满足于认识，尤其在政治体制中不会仅仅满足于认识，它们还要立法，制定一些具
有规范价值的规定。因此，它们不仅会在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会在
规定性的陈述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后现代状态，科学语用学在基本调整中受到两大变化的影响：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
化。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穆勒等人都力图在具有指示价值的陈述中确立一个得能到受话者
的赞同所需要的规则，但后现代的科学研究似乎不太看中这些方法，科学研究正在使用某些
蔑视经典著作中的理性的语言。当然，科学语言的使用并不是任意的，它必须服从语用学条
件，即它必须指定自己的规则并要求受话者承认这些规则。满足了这一些条件，也就定义了
一个公理系统。在这个公理系统中，有一种逻辑元语言，它确定这种语言是否满足了公理系
统的形式条件。当人们宣布一个指示性陈述为真时，人们的先设是一个可以判断并证明指示
性陈述的公理系统已经建立了，而且对话者了解并接受这个系统，认为它在形式上达到了尽
可能另人满意的程度。这样，为了让人首先接受那些论证方法的规则，出现了这种知识的两
个特征：一是它在方法上的灵活性、即它在语言上的多样性；二是它的语用学游戏性质，游
戏中采取的招数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对话者之间建立的契约，由此也出现了知识中两种“进步
”的差异：一是对应于既定规则范围内的新招数（新论证），另一种对应于新规则的发明，
即对应于游戏的改变。
显然，理性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于这种新机制相吻合的，能够论证指示性的形式的公理系
统的多元性代替了普通元语言的原则，描述这些系统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也是不一致的。
在古典和现代科学知识中被当作悖论、甚至被当作谬论的一切都可以在这样的系统中找到新
的信心和力量，并得到专家共同体的认可。
因此，后现代的科学知识的陈述，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举证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原则上讲
，举证是为了让人接受一个新的陈述而进行论证的一部分，举证问题在科学家的辩论中使指
谓受到传唤，因此，证据有问题，就必须证明证据，至少必须公布举证的方法，以便其他科
学家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来核实结果。总之，提出一个证据，就是让人确认一个事实。当然，
用眼睛、耳朵或某个感觉器官记录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感官不但在范围和辨别能力上受到
限制，它们有时候也是骗人的，因此，确认需要技术。技术最初是接受数据或影响环境，它
服从性能优化原则。因此，技术是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相关的不是真善美，而是高效。随
着科学知识的语用学取代传统知识或启示知识的地位，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举证的需求
，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些为了举证而优化人体性能都需要额外的消耗。因此，如果没有
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证据的检验，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的游戏变成了富人的游戏，
最富的人可能最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因为没有财富就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也就没有财富。科学成为一种生产力，成为资本流通的一个环节。强迫技术改善
性能并且获得收益的要求首先不是来自于求知的欲望，而是来自发财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
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
原则上，举证只是为了得到科学受话者的赞同而进行的论证的一部分，因此它受到另一种语
言游戏的控制，这种语言游戏的赌注不是真理，而是性能，即最佳输入和输出比。在今天的
出资者话语中，唯一可信的赌注是力量。购买学者、技师和仪器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
了增加力量。性能在增加举证的可能性时，也确实增加了有理的可能性，大量进入科学知识
中的技术标准不会始终不影响真理标准。因此卢曼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程式的性能替代
了法律的规范性，对语境的控制即不顾那些构成语境的对话者而实现的性能的改善，有可能
等于一种合法化。这是一种通过事实达到的合法化。这样，人们强化技术，也就强化了公正
和有理的可能性。
通过力量的合法性就这样形成了。力量不仅是好的性能，而且也是好的检验和好的裁决。它
既通过效能使科学合法化，也通过效能使科学和法律合法化。力量就像一个按照性能优化原
则的调节系统一样自我合法化。并且，普及的信息化提供了对语境的控制，陈述性能的提高
与人们拥有关于指谓的信息量成比例，不论这个陈述是指示性陈述还是规定性陈述。这样，
力量的增加以及它的自我合法化现在就要经过信息的生产、存储、提取和操作了。
因此，无论是传统/现代知识，还是后现代的知识，无论是传统/现代知识的解构与还是后现
代知识的重建，知识与权力的总是存在着“共谋”关系。在后现代知识状态，通过财富、权
力达到对知识语境的控制或重新建构，知识与权利的关系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在信息时
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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