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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ntrepreneur ( 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张申府先生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4年11月19日23:05:24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南方周末11月18日文章（章立凡）
我初识申府先生是在1980年，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一
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
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
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
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
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
”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
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
，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
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
此后我差不多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
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
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
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接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
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
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
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3页）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
鸿爪……
邃密求真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
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受到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先生的提携，准
备学习数学。他说：“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
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
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他认为自己所最重视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
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
993年版，第84－85页）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
真懂，而甚喜读。”（《所忆》，第81页）他在1911年给京津同盟会的刊物《民国报》投
稿时，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写短文，则是受时人
于右任的影响。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
之父），他自己也曾在该报短期工作。
建党退党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等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192
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
联到南洋募捐。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
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
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抵达法国后
，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
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
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
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关于申府先生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他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
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分歧。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
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则记述为要不要接
受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并谈到周恩来“跟着他走出了会场，对张的观点表示支持的同时
，劝张不要一怒之下就宣布退党，他们应该回去和大家一道达成与党的纪律相一致的共识
”。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
，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
涯。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
邀，到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国难当头
1935年冬，申府先生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
“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
，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
申府先生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
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
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他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同时也显示出
专断作风。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
说：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
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
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
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
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
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
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
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
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
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申府先生在重庆
主持“宪政座谈会”，推动成立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随着抗战胜利，
他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申府先生拒
绝参加，由南京重返北平，并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
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
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在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
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
，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
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
》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30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故纸堆中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
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房子仍由张申府先生住，
不收房租。’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
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
，于是只好安排他加入了农工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反右”时伯钧遭批判
，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
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
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很快摘掉。“文革”大难降临时
，他作为“不戴帽的右派”靠边站，但没有受大的冲击。
申府先生经彭真、张友渔等人安排，于1949年9月2日到北京图书馆任职。他是一位“
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
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申府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
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
协助李大钊工作，他又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他博览广搜群书，而不甚注重版本。他
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
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
我行我“素”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
（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
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
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
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
年以后才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
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
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
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
）、“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
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正是我
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19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
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
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
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
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
真话真言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
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
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所思》，第94页）他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
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
孔夫子’。”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
的著作。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
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他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他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
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
”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
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所思》，第62页）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原文约8000字，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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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
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才能正确地把握。我们希望有一天，人们终于有权力把
握自己的生死，我们更希望，这种权力带给人们的是生命的安乐，而非死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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