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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encon (我想我是海), 信区: SoftDev
标  题: 谁是中国软件业未来的中坚力量?[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6年01月06日16:09:37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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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中国软件业未来的中坚力量?谁是这一产业中的边缘势力?哪些又是我们应该
关注和值得警醒的群体?
  70多年前,青年毛泽东曾以一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展现了其深刻的社
会洞察力,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本方针。
  一个产业也是如此。虽然很少有人不对中国软件业的现状颇多微词甚至是痛心
疾首,但今天我们能够对此作“阶层”分析和描述本身,是否也意味着人们对中国
软件业的长足进步已经作出了肯定?
  只是走到这一步,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1988年12月,王文京与苏启强注册“用友”时,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没有
私营企业一说,只能注册成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用友由此成为中关村第一个既非
集体、亦非国有的高新技术个体企业。当时的中关村,只是一个集结了一大批倒货
、炒货商的大卖场,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软件企业——软件只是被当作“添头
”赠送,单纯要让客户另为软件掏钱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2年后的用友,在中关村依然是一家并不受人关注的小公司,但会计电算化的
讨论在国内学界已经是“蔚然成风”。就在邓小平南巡前的深圳,一位年轻人也同
样感受到了市场机会的来临,1991年1月,徐少春拿着从岳父那里借来的5000元钱
,注册了一家叫做“爱普电脑”的公司(金蝶公司前身),公司只有两个人:徐和他
认识的一名大学生。
  从下海的第一天起,这些创业者就是凭着一种冲动和对前景的模糊期待,义无
反顾地投入到软件业,在他们身后,中国自80年代末以来一波波的IT应用浪潮构成
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以财务软件市场为例,会计电算化、财务软件
、中小企业管理软件、以财务软件为中心的ERP……或驾驭、或追逐,每一波浪潮
无不是一次次企业成长的机会。1988年王文京曾放胆做了个宏伟规划:用友要在
10年里做到3000万人民币。而事实是,10年,后用友的销售额超过了3个亿。上市
后的企业价值更是被放大,用友上市的首日,王文京的个人身价就突破了50亿元人
民币。
  2001年还会有更多的国内软件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在众多软件企业应对规模化
挑战的同时,经过10余年的发展后的国内软件企业,今天已经沉淀出特色鲜明的不
同特点和层次来,它们或钟情“技术跨越”式的发展,或善于把握市场机会,或在
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虽然这样的分类不足以概括其全貌,但也是比较贴近企业
本原的一种“标签”。
第一阶层:“技术型”企业
  基本特征:充分利用中国国情构筑竞争壁垒,已经或者试图创立世界领先的技
术标准,有很好的政策和市场资源优势,但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并不明显,体制上的
束缚和管理上的薄弱有时也会成为其致命伤。
  不能拥有自有品牌的自主技术,一直是中国软件人心中的隐痛。在软件业一片
西风东渐的强势垄断中,我们虽然在一些领域保持着存在和自尊,但这类企业实在
是少之又少。仔细梳理成功者的业绩,我们不得不感谢由于中国的文字、文化和政
策所形成的特有市场壁垒,虽然在WTO的话语中这些壁垒中许多都已经显得过于落
后,我们还是应该由衷赞叹中国软件人当初利用壁垒而又不囿于壁垒的跨越抉择;
尽管后来许多企业因为体制束缚和管理问题遭遇发展陷阱,我们也得益于这类企业
对于世界先进技术、标准的贡献和在理念上的海纳百川精神。
  在“拿来”多于“奉献”的尴尬中,中国还没有建立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后发技
术优势,但我们还是要对标榜技术、追求跨越的中国软件企业致敬,他们是中国软
件业在国际上的“身份证”,是保证中国软件业与世界软件业对接的“中间件”。

方正电子:中关村“怪胎”?
  在中关村,熟悉方正的人都习惯用这样两个字来形容它:“怪胎”。
  “怪胎”之怪,表现在方正身上,首先就是中关村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能出其
右,比的不是销售额,而是技术。90年代初期,方正在中文电子排版技术方面的领
先性几乎把所有的国外同行都“赶出”了中国,美国HTS公司在退出中国市场前,
公司总裁意味深长地对王选说:“今后,地球上可能再也不会有HTS公司了”。几
年后,细心的王选在美国访问时,还特定打听这家公司的情况,结果果真是如此。

  方正的电子排版系统还源于一段“伟大爱情”的结晶。虽然这一成果也离不开
当年整个“748”项目小组的努力,但王选在身患绝症后所迸发出的个人生命意志
力堪称是一个“奇迹”,就是在这种“奇迹”中,人们看到了王选在与妻子陈锟求
的相互扶持下,如何利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成功实现了面向第三代技术的“跨
越”,相形之下,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所构筑的竞争壁垒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技
术跨越”的现实可能。
  在今天的软件业,单纯在某一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家企业的未来
。在方正“怪胎”身上,人们还看到了经营者和体制上的“错位”,如何将方正置
于今天这样的一种尴尬位置之上。与一般的“学院派”不同的是,王选教授一心要
致力“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勃勃雄心曾经将方正推至其最辉煌的巅峰。90年代初
,采购方正排版系统的队伍竟然在方正楼前排起了长队,与今天中关村方正大楼门
前的“门庭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就像四通一样,方正从诞生第一天起,
在企业体制上带上了鲜明的历史烙印,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国有民营”就跟“集体
制”一样,决定了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政治”的困扰,一个脆弱的利益同盟
,在巨大的利益冲突面前,随时会分崩离析。而这些,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科学
家所能操作的层面。
  王选已经淡出的方正将向何处去?所有者缺位和企业领袖退出后留下的“真空
”状态还将在方正持续多久?没有人能给我们答案。从电子出版到广电领域,方正
急需在新的领域树立像当年电子排版那样的技术竞争力,虽然在动画制作方面方正
有所斩获,但方正在广电等新领域的进入并不顺利。方正有着国内软件企业所不多
见的庞大技术研究院,但在发掘新的有良好商业前景的技术方面,依旧显得“后劲
不足”。
  在中国软件业,方正曾经创造了一个无人超越的巅峰,一直到今天,方正凭借
以往在中文电子出版领域树立的技术领先地位,依旧在日文市场上“势如破竹”,
但毕竟谁也不希望仅仅因为它只是在体制上的缺陷,成为令后来者缅怀的一座“纪
念碑”。
中国Linux群落:“野花”烂漫正其时
  野花不扎眼,但满山遍野时候却也煞是好看;野花命不长,但一岁一枯荣过后
,总有春风吹又生的希望;野花的种子来自四面八方,在兼收并蓄之间进行着不断
的新陈代谢;如果用野花来形容中国的Linux群落,最恰当不过。
  渴望独立的中国软件业,在1998年与Linux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忽然发现“
幸福真的来了”。一只欧洲舶来的小企鹅,为中国软件业打开崭新的世界,源代码
开放、社区知识共享、GPL协议,这些对于在操作系统领域仰人鼻息已久的中国软
件业来说,不啻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于是,在其后的两年中,Linux在中国迅速播种,大致走过了“国际品牌率先
进入、本土产品异军突起、国家队伍主导开发、PC巨头相机跟进”四个阶段。其中
,国际品牌Turbo Linux最早切入中国,一度频繁造势,为普及自由软件的理念贡
献颇丰;从1999年起,以蓝点(BluePoint)和冲浪(Xteam Linux)为代表的本土产品
登上舞台;随后,红旗Linux等国家队正式介入,表达出政府对Linux所寄与的殷殷
厚望。风光一时的还有联想等PC厂商,以及他们在2000年掀起的预装Linux热潮。
  但衰败和繁荣来得同样迅速。中国程序员凭借一腔豪情创建的Linux公司,多
已随着.Com泡沫的破碎和风险投资的离去而淡出;进军中国的国际企业,也因为国
内市场实在乏善可陈而悄然挂冠;赌徒心理更强的PC企业,在寒冬来临之际更比任
何时候都抱紧微软的大腿;而现在称得上主流的,也就剩下中科红旗等孤零零的几
支国家队。
  为什么Linux事业在中国总是习惯性早衰?为什么Linux产业始终摆脱不了孤芳
自赏的“小圈子命运”?
  我们不能指责技术,否则无法解释全球数以千万Linux用户的坚实拥趸;我们
也无法认同一些国内厂商短视的放弃,因为Sun、IBM和HP正在源源不断地加大对
Linux的投资和扶持;我们也不能默认国家队就应该坐稳老大位置,因为这和自由
软件的精神总显得有些相悖;我们更不能仅仅将责任全都推到“国情”的头上,因
为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和市场环境的不足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Linux事业在全球的做大,不仅仅因为表面的广义繁荣,更重要的是在千千万
万个技术社区中,无数程序员遵循着GPL精神,在彼此的共同努力下将Linux的技术
底蕴不断做深、做实,这是自由软件事业的根本。如果不能将技术和自由之根扎深
,那么Linux产业的上层建筑就无法源源不断地得到充足养料,所谓增值服务的开
发、企业级市场的开拓、培训教育的营收和国际巨头的慷慨投资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中国Linux企业群落的集体窘境,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其商业化的技术应用能
否构成良性循环的根本生存方式之上。我们仍旧习惯于从国际技术论坛的“拿来”
多于奉献,习惯于在“内核汉化还是外挂汉化”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内斗不休,
习惯于贪小利而破坏GPL的自由精神。
  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Linux企业依旧是根浅寥落的野花,而非根深叶茂的参
天大树。所幸的是,置身于世界自由软件大花园,我们总能随时接纳新飘来的种子
,保证着Linux在中国真实而顽强地存在着。
第二阶层:“市场”型企业
  特征描述:善于把握市场机会,产品在本土适应性方面尤为见长。
  在中国IT业,市场沃土培育了国内最优秀的硬件企业联想。上世纪90年代初,
联想在PC业第一次遭受“重创”时,卧病在床的柳传志与企业骨干们连续讨论了3
个月,得出在“资金、技术、人员、管理,全都‘技不如人’”的情况下,联想要
打一场硬仗,“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认同、掌和把握才是最重要的”。国内成功的
软件企业也都大抵如此。
  他们因为赶上了好时候,所以发了家发了财;
  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因为大环境已今非昔比。
  这些企业的领头人从一开始就把浓烈的个人色彩融入到企业中,所以有人说,
企业的成功等同于领头人个性的成功。
  他们大都发迹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都是三两个人、几台286
的规模,他们有雄心想做大,但不知道,做大可以做成几个、几十个亿。他们怀抱
梦想,舍弃了曾经拥有的,所以只能一步步往前走,所以没有机会也要为自己创造
机会。
  这一阶层对于软件业的意义是,打破了长久以来埋头钻研技术的人为屏障,为
中国软件业寻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他们是首先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中
国软件业的一代,其成功要素是:“眼光”和“胆识”。
  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似乎有轻薄之嫌。他们抓住了时代特征就等于抓住了机
会。他们是机会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机会的受益者。
用友和金蝶的“孪生”现象
  创业之初,当徐少春带着印有“董事长”、“总经理”的名片推销产品时,他
最怕人家问:“你的公司有多少人?”“办公室在哪里?”当时两间不大的办公室
里,只有徐少春一个人。今天,当年最怕被提起的也成了徐少春最得意的,因为这
同样为他今天的成功加重了筹码。
  当人们细数王文京、徐少春从村里到公社到县城到省城再到京城的一步步“爬
”上来的轨迹时,足为众多“仰望者”提供了鉴照。尤其到了2001年,两家私企终
于与其他看似高贵的企业形态一样,平等地登上了资本市场的领奖台。
  金蝶2001年2月18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那一刻为徐少春赢足了面子,一向沉
稳的王文京也坐不住了,2001年3月30日,证监会审核委员会最后核准通过用友股
票发行方案,王文京喝了很多酒,形容这种幸福的感觉如同是“闺女出嫁”;强化
了这种幸福感的是两个月后的5月18日,用友股票上市首日摸百元,王文京孩子一
般的天真笑容与徐少春在香港联交所的灿烂笑容并无二致,都是发自内心的期待。

  在用友、金蝶这样的私企身上,企业领导者的鲜明个性自始至终浸淫了整个企
业,两家企业前后脚上市这件事也透露出了王文京和徐少春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
徐少春的策略是:处处抢先,步步紧逼,这一次,他巧妙利用了王文京的沉稳,通
过在资本市场树立先行优势,先声夺人。而王文京的稳健实力再一次打了一个翻身
仗,虽然慢了一拍,但每一步都不同凡响。第一回合,两人打了个平手。
  金蝶扎根于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南方,徐少春的缁铢必究的性格或许正源于此,
其充满激情的“诗人”性格甚至可以追溯到当年文学青年的出身,而王文京在国家
机关练就的沉稳和大气,使他更像一位城府深不可测的得道者,在王文京波澜不惊
的外表下,很少有人能窥见他波谲诡异的内心世界。于是,人们看到这样奇特的一
幕:在王文京沉稳、温文尔雅的外表反衬下,徐少春把他的激情、梦想和化蛹为蝶
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
  1998年,用友基于windows平台的软件开发慢了一步,金蝶瞅准时机,首先转
向windows平台,争取到了一些原本属于用友的市场份额。在这之后,双方在从财
务软件向管理软件转型的过程中,金蝶的K/3又一次小小胜出。事实上,金蝶还没
有浪费过用友漏掉的任何一个机会,她总是保持着“偷袭者”的姿态,只要市场一
有空隙,马上杀将进去。
  徐少春很得意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他曾多次表示:“金蝶赢在机制上,不像某
些企业,靠什么政府关系。”矛头直指用友。王文京保持着一贯的温文尔雅,“官
方关系对我们的支援非常有限”,说得很实在。与大多数竞争对手一样,二人也会
偶尔打打口水仗。在2001年底的财富年会上,徐少春当面向王文京叫板:“十年来
,金蝶感受到来自用友的诸多压力,但是他们至今还是没把我们压下去。”王文京
虽没当场回击,但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明这样的观点:“在用友以前的十几年里
,经历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者,但最终胜出的一直是用友。”
  除了口水战,双方还喜欢在对方身上挖挖墙角,今天还是对方那里的人说不定
明天就收归自己旗下,但在用人的问题上,两人都各有绝招。王文京处处体现其稳
健、内敛的性格,企业在每一次分家和裂变之后都会跃升上一个新的平台,就连当
年一同创业的苏启强、吴铁等离开时,不但没有反目,至今依旧还有兼任“独立董
事”的。而当金蝶起用黄晓俭时,也显示了徐少春的自省意识,这样的眼光当属难
得。
  今天的用友和金蝶无论怎样表述他们对于对方的不屑,都永远无法回避他们的
相似性。我们把这样的有趣的市场形态称作中国软件业的“孪生”现象。翻看二者
的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无论用友还是金蝶,如今都已深刻浸润了对方的影子。

  他们因为瞅准了市场、抓住了机会而迅速崛起,他们也同样清楚,很可能因忽
略机会以同样的速度走向灭亡。谁也无暇东张西望,谁也不敢轻慢对方,因为一方
的懈怠不仅会丧失机会,而且可能会把最终的成功拱手让给对方。虽然王文京一如
既往地固守其稳健和斯文,徐少春也继续着他的激情和梦想,双方日里思、夜里想
的都是怎么从对方那里抢市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了足够强大的对手,
他们只能毫不犹疑地加快步伐,把规模做大。他们从财务软件市场到管理软件市场
,一路披荆斩棘,共同占领了这个利润和发展潜力都无限巨大的领地。在这一路的
打打杀杀中,金蝶和用友是共同的受益者,而那些被淘汰出局的选手,也是二者分
享的共同战利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他们共同的游戏规则。
东软和浪潮:相同的“机会主义者”
  1992年,省政府奖给孙丕恕的奥迪车、住房和十五万现金让他身边的同事羡慕
不已,与此同时,孙丕恕感受到了来自身边人的压力,“和周围同事的平衡关系被
打破”的现实让孙丕恕有些难过。事实上,这是在国企中出头所必须要承担的压力
和风险,处理不好,将断送前程。某种意义上,国企背景有利于培养老练的年轻人
。孙丕恕、刘积仁均属此列。
  如果仅仅是圆滑和练达,他们会升到一定位置、享受种种福利然后再颐养天年
,但一定就不会今天以企业家身份脱颖出来。这种身份最初源于他们身上的市场意
识,演变至今,就成了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当孙丕恕最初有了“光会做不行,还得把它卖出去”的想法时,更多的人都觉
得那不是技术人员的份内事。而正是因为承担了比别人更丰富的角色,孙丕恕走上
了管理者的角色。又因为山东省省委书记批评浪潮人不懂股票、不知道如何利用资
本市场快速壮大自己的“机遇”,孙丕恕被提拔到更高层的位置。“我要向别人证
明自己”,是孙丕恕最初的前进动力,而之后说是惯性也好、机遇也罢,孙丕恕在
国企必须要改革的恰当的时候显现了自己恰当的能力,登上了一个以“强硬者”形
象出现的位置。与孙丕恕同样,刘积仁最初的企业家色彩并不鲜明。十几年前,当
东软还是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的一个研究室时,刘积仁并没想过未来能做多大。之
所以选择创业,也只是因为他在33岁那年意识到距离学术权威的遥远行程后给自己
多一份选择罢了。因此,他没有王文京的义无返顾,也没有徐少春的豪情万丈,他
可以很轻松的去做,不过是个“寄生型”的校办企业,做砸了还有学校顶着。
  做到今天,刘积仁也许会很感谢12年前的那顿“烛光晚餐”。日本阿尔派总经
理沓泽这样形容东软幼年时的模样:黑黑的楼道,经过一个厕所,到了用几张课桌
拼就而成的会议室,课桌上铺着用窗帘改造的干净桌布。就是在这里,刘积仁和同
伴用自己的零花钱请日本人吃了顿饭,因为恰好赶上停电,彼此只能靠蜡烛的光亮
欣赏对方。烛光制造的浪漫气氛带给了刘积仁好运气,日本阿尔派成为东软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又因为沾上国外公司的名字,软件价格的自然升值带
给了东软不错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一穷二白的东软找到了软件企业起步阶段最
稳妥也最便利的发家手段:海外代工。
  由于一开始就有资本进入,刘积仁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先锋派”。“让入资控
股的企业把他的名字加在东软前面”的策略,有了后来的“宝钢东软”、“东方软
件”,直到去年5月,重新整合后的东软集团正式亮相。刘积仁说:“名字的更替
是生存的需要”,他利用了他所能利用的所有资源:先是东北大学和阿尔派,再是
资本,之后才是品牌。
  十几年下来,从当年破旧的会议室到投资上亿的东软软件园,从几个人到
4500人的超大团队,从学校下面研究所的一个小头目到东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
师,刘积仁名利双收。帮助他成功的有历史原因、有机会帮忙、还有性格优势:胆
子很大的大学教授和胆子很小的企业家。
  王选曾写文章上夸奖刘积仁,说他是“有市场意识的学院派”;刘积仁则称自
己是机会主义者。在刘积仁的发家史中,我们找不到他与东北大学的矛盾纠葛,相
信他同样有过孙丕恕“人怕出头”的感受,圆润、变通和软件市场的发展环境造就
了他的成功。
  有人对浪潮通软、东软这样的软件企业能够在国有体制下长大感到困惑;更不
能理解他们居然还能够在国企土壤中培养起最坚硬又不失圆润的市场经济品质,其
实,在国企中感受过了囚笼般的捆绑与束缚后,孙丕恕和刘积仁都积累了其他人不
具备的能量和耐性,而这正是参与市场搏击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打
造自己的同时利用国企的优势改写了企业历史。孙丕恕说:“国企没什么不好,利
用好,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其说他们改造了国企的顽疾,不如说他们利用了
这些弊病。因为他们赶上的这个时代,正是“利”和“弊”都被无限放大的时代,
因为有了太多的反面教材,他们更加可贵,也更容易走向成功。
  今天,曾经的不平等的“机会”已经丧失,所以刘积仁换了说法:“东软不只
靠机会生存。在这样一个险恶的形势下,一个企业把发展寄托在机会上,需要承受
巨大的风险。”真正靠市场说话、靠实力走路的时代摆在孙丕恕和刘积仁面前,所
以孙丕恕必须把通软拉进大部队,因为在他看来,管理软件和服务器将是一个完美
的结合。而刘积仁则使东软从应用软件开发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移,因为这个市
场更大,“池子大了,才能游的开”。
杀毒软件的“游侠情结”
  现在的软件市场,好像谁也没有用友金蝶的钱多,所以大家都说要做中国软件
业的老三。浪潮软件曾经这么说,金山也唱这样的调子。
  当1994年金山的WPS被微软的Office轻松打败、盘古软件也从万丈雄心化作灰
飞烟灭之后,金山一直在做不大的怪圈中挣扎,于是开始做游戏、做词霸、做杀毒
软件,只要是有利润的,雷军都尝试着做做。有人说,自从求伯君迷恋上开飞机和
跳探戈后,金山似乎再没有给人一点振奋的情绪,再没有能复制过WPS时代的辉煌
。但是雷军似乎“狂狷”依旧:“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你,你最喜欢的人是谁,
不管你心里有多么不情愿,你一定要欺骗我,说你最喜欢的人是我”,雷军的这么
一句在北大演讲时借用的台词,倒是体现出金山有那么一点点自恋倾向。
  不知道势力和实力都越来越弱的雷军是否还认为“卖软件比卖白粉还要赚钱”
。但看一下今天国内的杀毒软件市场,“日子并不轻松”是唯一的结论。实际上,
这个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打架,外国厂商的缺失必须让我们明白这
样一个现实:他们不来,不是因为你的产品过分强大,而是因为现有的利润不对他
们具有诱惑力,更况且是盗版猖獗。
  王江民一直都对自己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去打击盗版感到无奈和悲
哀。正因为这样,面对个人消费市场的国内杀毒软件企业生存得很艰难,在大环境
的艰难里,他们还必须为了争夺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竞相压价,继而报出“销售
额第一,打败××竞争对手的”心酸新闻。而利润高也难以盗版的企业级市场却牢
牢把持在国外安全厂商手中。
  大家都说“杀毒软件是中国软件市场的最后一个亮点”,是“病毒经济”。但
是如果厂商间一味拉开阵势自己“窝里斗”,“病毒经济”迟早会沦为“病态经济
”。业内人这般高呼。
  病态也是自己造成的。
  江民时代的KV100,没有盗版。除了那时的人们没有现在头脑这般“发达活络
”外,更要感谢市场的干净。KV系列火爆之后,觊觎这个市场插腿进来的人鱼目混
珠,搅乱了整个杀毒市场。而在市场搏击中,杀毒软件厂商在管理上的稚嫩恐怕也
助长了不健康势力的气焰。
  翻开江民、瑞星、金山当家人的历史,无一例外均出身于“天才程序员”,然
后过渡为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背景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悲哀。
  瑞星总经理刘旭说:“可能因为‘出身’的缘故,我曾经根深蒂固地认为:搞
计算机就是搞科研,就是做学问,跟商业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当1989年底王莘
找到我时,我毫不客气的说,‘40岁以前,只做试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软件’。
”很相似的是,当1998年雷军出任金山公司总经理时,很多人都很可惜他放弃技术
转向管理。雷军有点心慌,赶紧拿出编程书翻了几页,做做样子。那时,他很得意
他的管理者角色,还希望自己能为管理学注入一些经验。怀抱这样的初衷,这一群
“技术经理人”在跌打滚爬中苦练不掇,可是回过头来看,发展了近十年的杀毒市
场依旧只在边缘徘徊,什么有利可图就做什么的游侠倾向,使得它们这一群体很难
有大作为。
  雷军曾很“谦虚”地说:“金山卖杀毒软件,还是小学生。”但愿,它们都能
早些毕业,中国软件业可以蹉跎的时间实在不多了。
第三阶层:“资本型”企业
  [特征描述]:有软件作为招牌菜,它们在资本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与
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业业绩反倒显得并不突出。
  它们是软件业中的“异类分子”。
  当用友金蝶还在为公司的上市上下奔波之时,当很多很多的软件企业把上市当
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时,它们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托普今天同时掌控
着三家上市公司:“托普软件”、“炎黄在线”、“托普科技”;青鸟则在三年内
运作了三家上市公司:“青鸟天桥”、“青鸟华光”、“青鸟环宇”。
  与在资本市场的“新宠”姿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它们在软件业的“羸弱”,
比如,不会有多少人能说出青鸟是一家做什么样软件的公司,更多的人则把托普当
成了资本市场中的“空手道高手”。它们从股市上套现了数亿人民币后,大手大脚
地砸在手机、笔记本电脑、教育、软件园、媒体、广电网等领域。不知道它们的未
来是叫软件企业还是其它企业,对于企业来说,这无可厚非,逐利是企业的本色,
但对软件业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叛离。现在,它们的脚还站在软件业中,但资本之
手早已伸向了与软件无关的其他领域。
  现在还无法预言它们的对与错,软件业中的同行一边诟病它们的“不务正业”
,一边又羡慕着看着它们从股市上大把大把地捞钱。对许多软件企业来说,钱也是
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就意味着自己依旧只能在技术研发和市
场开拓等方面接着过捉襟见肘的日子,可令同行又嫉妒又愤怒的是,每当这些企业
在股市套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之后,它们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金去真正发掘软件“
金矿”。
  在给整个软件业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的同时,这些“长袖善舞”的软件企业一系
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也助长了行业的浮躁之风,在如此娴熟的资本运作手法
背后,他们给循规蹈矩、相对沉闷的软件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但迷恋上“圈钱
圈地”资本大鳄们,从此专为“分配性努力”,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条路最终通向何方,恐怕连当局者也说不清楚。
北大青鸟:“资本凶猛”
  青鸟最初诞生之时并未彰现其“凶猛”特征。1994年成立的北大青鸟只是国家
“青鸟工程”的一个延续,目的是将北大的一些科研成果产业化。几份股本注入青
鸟之后,北大青鸟开始“脱胎换骨”。从一个传统的软件公司一跃成为四处出击的
“凶猛动物”。
  “资本凶猛”的主要表现在于从来不按常理出牌。1998年12月,4岁的高科技
公司青鸟入主有40多年历史的商业企业天桥。迥异的企业文化让双方尝尽了种种伤
痛。饥不择食的后果就是公司在发展高科技产业还是传统的商业之间摇摆。同样的
思维表现在去年的“鸟狐之恋”中。其时,搜狐的股价在0.95美元左右游荡,青鸟
却以平均每股1.46美元的高价收购672万搜狐股票。之后,搜狐的股价曾一度拉高
至2美元多,青鸟捂着不放。半年之后的2001年10月,搜狐收盘价为每股0.90美元
之时,青鸟单方面像媒体宣布抛售搜狐股票,仅帐面亏损就达300余万美元。鸟狐
最终分道扬镳,仍然是双方的磨合问题,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青鸟的“轻轻的我
走了”情有可原,但青鸟在尚未考虑周全就长驱直入,连老辣的资本玩家们也感到
了不可思议。
  作为“资本凶猛”的青鸟,显然不会守着“软件”这一亩三分地。1999年下半
年北大青鸟开始进入广电网领域,斥巨资与山西、四川、宁夏、新疆、章丘等地的
广电部门组建多家广电网络投资公司。公司出资组建北大教育投资公司和北大青鸟
IT教育公司,开展学历教育和技术教育。“教育”甚至被喻为除“青鸟天桥”、“
青鸟环宇”、“青鸟华光”外的第四只翅膀。而此时青鸟的下一个投资的重点就是
传媒。青鸟已经在它的主业上越走越远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没有错,
但当每一个篮子里的东西都不足于撑起整个局面时,人们有理由怀疑公司的发展方
向了。
  青鸟在资本市场上的风光令人倾羡。1998年入主北京天桥,2000年4月入主华
光科技,2000年7月,旗下的青鸟环宇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9月斥资3。9亿入
资中芯国际……一连串的资本游戏让人眼花缭乱,青鸟幸福得不用期待神话,自己
创造资本神话。
“游牧部落”托普
  托普的老总宋如华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场景:10年前,身为成都电子科技大
学副教授的他踩着三轮车,汗涔涔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穿行送货。其时,托普公司仅
为三人,办公室一间,桌子两张,椅子数把。
  现在的托普已经很难说清楚是四川的、北京的还是上海的公司。托普集团底下
分为三个部分,TP(集团)公司的总部在成都,主营业务是以前的托普集团的产品研
发、软件、显示器;TOP(集团)公司总部在北京,做手机、笔记本等家庭用数字化
的产品;COLL(集团)公司即原来的炎黄在线,总部在上海,主要做信息化的物流。
此外还有托普教育学院,托普制造(经营传统机床),托普金融等。
  也很说清楚托普是一个软件公司还是投资公司。这个号称“向中国政府相关机
构提供信息技术方案主要供应商之一”的公司却缺乏知名度大、市场占有率高的软
件产品,倒是其在资本市场上的频频出击引人瞩目。托普是软件业内资本玩得最漂
亮的公司,除了三家上市公司(“托普软件”、“炎黄在线”、“托普科技”)外,
托普集团拥有50余家子公司,并在全国各地投资十个软件园,设立托普大学,分别
涉猎了电子、软件、网络、金融、教育、环保、传媒甚至房地产等领域。
  托普更像一个“游牧民族”,伺时而动,随季而迁,逐水草而居。手机利润丰
厚,2001年8月份便建年产100万台的手机生产基地,手机10月份面市,做的却是贴
牌,面市四个月来依旧悄无声息;传媒是“最后的暴利行业”,托普就控制成都的
《商务早报》和《蜀报》;金融潜力无穷,托普则控股四川金融租赁。托普四处出
击,每一个却都难见成大气候的迹象。这种投资分散、核心技术和产品并不突出的
大干快上的方式,也使人不免对于托普未来收成的丰厚程度感到担忧。
  现在的宋如华和托普的其他高层奔波于各地,为各地的分公司、子公司的业务
摇旗呐喊。不知面对托普散布全国、行行色色的业务,宋如华是否也感受到了力不
从心,顾此失彼?
  心已放纵的“游牧部落”托普,何时才能定居下来?
  在中国,从来还没有一个产业像软件业那样承载了如此沉重而又令人兴奋的话
题。正当金山等试图从深陷的盗版泥潭走出来时,一批面向企业级用户的软件企业
却在资本市场“大放异彩”,在经历了10多年的艰难跋涉和痛苦等待后,越来越多
的软件企业走上了资本舞台,成为市场追捧对象,软件业的勃兴也由此成为中国
IT产业渐趋成熟的一个风向标,中国IT市场上硬件业与软件服务业严重失衡的比例
(1:9,国外成熟市场的比例已经达到5:5左右),更为今后国内软件业的未来发展
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10年中,王文京的个人资产被放大了10万倍。到今天,个性无论如何稳健的王
文京禁不住这种前景的“诱惑”,也动了要“换台新车”的念头,1993年买下的雪
弗兰才29万,品质实在而且“不扎眼”,但时过境迁,用友的新目标早已改写:
2010年市值要达到100亿美元。
  软件企业做大的机会就在眼前。从当年的薄薄摊开的横向工业发展到今天梯次
展开的纵向工业,这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态势。我们通过梳
理这一段产业历史,以一种全景式的扫描,来勾勒中国软件业各种不同的“阶层”
,不难发现,已经呈现出群体特征的一批市场型企业正构成了勃兴中的中国软件产
业的主流力量,而技术型企业和资本型企业则形成了辅助的两翼,这两类企业既有
着鲜明特色的竞争力,但局限也昭然若揭,而三类企业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也构
成了中国软件业发展初期的一种独特景观,俯视这些分布在软件工业坐标体系上的
“阶层”和点面图,我们才得以从容地畅想和勾勒出中国软件产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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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不会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
     能否在某个升起篝火的夜晚,让生命燃烧成一道彩虹
                      ●╭○╮
                     /█∨█\
     To be a professional programmer! ---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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