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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nyu (灵雨), 信区: Film
标 题: [推荐]经典记录——大师和他们的不朽影像(八)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Jun 11 16:42:04 2004), 站内信件
05.26.04.Classic.Documentary.Vol15-16.2002.DVDRip.XviD-YYddr
《经典纪录》之十五－尤里斯·伊文思与世界Joris Ivens(1898—1989)，荷兰
（Classic Documentary-Joris Ivens&World）
一位被上帝永久放逐的“飞翔的荷兰人”，被自己的祖国宣布为叛徒，被美国
联邦调查局列上黑名单的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从13岁就开始拍摄电
影，有“先锋电影诗人”之美誉。直到90岁完成令人震惊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
。世界哪里燃烧，他就把摄影机投到哪里去，并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的人。20世纪
的世界风云变幻几乎都在他的摄影机镜头里定格，化为影像史诗。
1898/11/18 伊文思出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其父在该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
后扩大为专门出售制造照相器材的公司：“卡比”（CAPI）公司。
1911 13岁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长200米的影片《茅屋》，只
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习作。
1917 中学毕业，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
管荷兰当时是中立国，但是伊文思仍然被征入伍。
1920 复员后继续在“高等经济学院”，他一面上学一面经营父亲的照相器材
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间，他还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荷兰“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2-1924 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夏绿丹大学攻读照相
化学与照相技术，开始接触当时在德国出现的各种政治与文艺思潮。
1924-1925 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伊卡”
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
不久转入“蔡斯”工厂实习。
1926 回到荷兰，担任“卡比”公司技术部主任。由于经常同荷兰知识界接触
，他开始对电影感兴趣，并看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很受启发
。不久，他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并从此广泛接触电
影技术。
1927 在荷兰的一家小酒吧拍摄了短纪录片《齐迪奇纪事》表现醉汉的神态。
1928 第一次赴巴黎，试图探讨摄影机的表现可能性，并在那里拍摄了一部4
分钟的短片《对运动的研究》。不久，他又回到荷兰，在一位工程师的建议下，经
过长期观察与周密准备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长10分钟的纪录片《桥》，获得普遍
好评。
1929-1930 拍摄《礁石》，以纪录片形式表现了一个失业渔民的生活。同期
，他用3个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充满诗意的短纪录片《雨》，是“城市电影”
中最富诗意的一部作品。《桥》和《雨》以其深邃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被公认为欧
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是这个时期实验电影中最具持久生命力的纪录片。
此后，应荷兰建筑总工会之请，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我们在建设》，并根据此
片的素材编成了一批短纪录片：《打校机》、《新建筑》、《青年的一天》等。为
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同时，伊文思开始拍摄反映荷兰填海造
田的纪录片，由于此片开始后不久伊文思忙于访问苏联和筹备拍摄其他影片，女剪
接师海伦·范唐根据伊文思拍摄的部分有关填海造田的素材编辑成了两部影片，一
部是介绍填海技术的教学片，另一部是扼要介绍填海工程的进展情况的影片，取名
《苏德海》。
1931 应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邀请赴苏联访问了3个月，他在那里做了几
十次演讲，并放映了自己的影片，也观看了杜甫仁科等苏联电影工作者的作品。
回荷兰后，应“菲利浦电器公司”之请，拍摄了宣传片《工业交响曲》（又名
《菲利浦收音机》）。他不顾厂方严格的限制，在影片中揭示了高度机械化劳动对
工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
同年，应“国际化学处理木材协会”之请，在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
国拍成介绍用木馏油涂木材的加工处理工艺的纪录片《木馏油》。
1932 再次应邀赴苏联，并应有关部门之请，在钢铁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
克拍摄大型纪录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团》、《青年人的话》），颂扬共青
团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伊文思的几次苏联之行使他的创作兴趣
发生了转变，拍出了堪称那个时期最优秀的战斗电影的纪录片。
完成《英雄之歌》之后，返回荷兰，由于对两年前拍摄的反映围海造田的影片
不满，继续跟踪拍摄工程进展。
1933 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伊文思应比利时进步纪录
电影工作者亨利·斯笃克之请，不顾当局迫害，利用布鲁塞尔的一个电影俱乐部—
—“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秘密的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表现了煤矿工人
的悲惨境遇与互助团结精神。影片完成后，有关当局禁止在比利时和荷兰上映，可
是它以在许多电影俱乐部巡回放映了。伊文思在1934年访问苏联时，曾经专门为苏
联重新剪辑这部影片，加进了表现乌克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劳动以及莫斯科建造地
下铁道等镜头，使这部有声的俄文版的《博里纳奇》有了新的内容。伊文思本人及
评论界都认为《博里纳奇》是伊文思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4 完成表现围海造田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伊文思在编辑是将它做成了有
声片，并在结尾出加进了表现经济危机的新闻片镜头，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内容。
为了区别于1930年由范唐根编辑的《苏德海》，影片最后改名为《新的土地》。由
于影片最后一部分表现了经济危机，荷兰、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以“作者过于残
酷地表现了现实”等借口而禁映了这一部分。
1935-1936 与当时流亡苏联的德国进步戏剧家冯·范根海姆台作撰写关于季
米特洛夫的电影剧本《战士》，后因故停笔。同期，应邀赴美国讲学，并为美国洛
克非勒基金会摄制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 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明确表示支持共和派，并与海明威等一些美国
知识界人士创立“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奔赴
西班牙拍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
型纪录片。伊文思当时使用了三台摄影机拍摄，海明威为影片写作并朗读了解说词
。《西班牙的土地》在当时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伊文思的重要作品之一。
1938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伊文思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当
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备，与《西班牙的土地》的
摄影师费诺和卡巴，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记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
万人民》。在华期间，宋庆龄女士向伊文思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
文思不顾蒋介石政府的百般刁难，亲赴前线，拍摄了收复台儿庄的镜头。在汉口，
伊文思第一次与周恩来会见，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由于蒋介
石的阻挠以及其他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摄。在西安停留期间，他拍摄了西
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
人的安排，将自用的那架“埃姆”摄影机及数千胶片地赠交给中国革命的电影工作
者（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伊文思在拍摄了广东人民的抗战决心后，
离开中国。
1939 《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及法国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940 应美国农业部之邀，赴美拍摄宣传农业电气化的影片《电力和土地》。
同年，应“斯罗昂基金会”之请，在纽约大学资助下，筹备拍摄纪录片《新的疆界》，
表现美国南部学校生活，后因资助人破产及美国准备参战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
拍摄。
1941 应美国南洛杉矶大学之请，在该校文艺科学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
摄新闻片《警报！》，报道为运送战争物资而定期航行于加拿大与英国之间的船队
的活动情况。
19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应美国纪录电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为美国
国防部特种任务局摄制大型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第一集《认识你的敌人：
日本》。由于伊文思对待日本天皇的态度与美国国防部的观点向左，伊文思拒绝最
后完成该片。同期，为美国拍摄的纪录性故事片《一个美国大兵的故事》担任技术
顾问。
1944-1945 与法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着手摄制反法西斯纪录性故事片《海
之女》，由于女主角嘉宝在政府压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摄工作半途而废。同期，
荷属东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为即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电影专员。伊文思在澳
大利亚邀集一批纪录片导演，用了6个月时间，准备拍摄表现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
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和一系列教育用短片。不久，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政
府对年青的共和国实施封锁政策，不准伊文思等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伊文思指责
政府的行动违背民主传统，与他本人信念不符，愤而辞去“电影专员”职务。
1946 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在悉尼的码头工人协助下，秘密拍摄《印度尼西
亚在呼唤》，记述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卸装运往印度尼西亚的武器等
情况。荷兰当局不仅禁映这部影片，而且借口护照问题，对伊文思采取了进入国境
的“惩罚性措施”。
1947 应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拍摄表现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大型纪录片《最初的年代》。后因政治原因，
南斯拉夫部分未编入影片。
1950-1951 伊文思应邀赴波兰，在罗兹电影学院讲学，拍摄反映华沙“世界
和平会议”的纪录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同期，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作拍
摄纪录片《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1952 应东德和波兰当局之请，摄制表现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华沙—柏林—布
拉格和平赛车》。
1953-1954 应苏联作为发起国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之请，在32个国家的电
影工作者协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六
条河流为线索，拍摄了记述沿河人民生活境况的《激流之歌》。影片运用了细腻的
编辑手段，以地球上的六大河流为线索，通过表现反抗压迫的斗争，将全世界的劳
动者联系在了一起。它既具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又充满了典型的伊文思的抒情细
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明确地预言了第三世界的大团圆。此片被译配成28种语言
发行，为全世界的数以亿计的观众所观看。
1955 获“世界和平奖”。《激流之歌》在中国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6 应“世界民主妇联”之请，拍摄分别表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
苏联妇女生活的纪录片《五支歌》，中国部分的编剧为李思杰，摄影试为吴国英。
同年，以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的身份，参加该厂纪录片《我
的儿子》与故事片《传奇英雄》（与法国合拍）的拍摄工作。年底，应邀抵达中国
访问。
1957 继续在中国访问，受到了刘少奇委员长的接见。郭沫若、沈雁冰分别会
见了他。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照制片厂”的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授课。离开
中国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
同年，伊文思回法国巴黎，根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提供的创意，拍
摄纪录片《塞纳河畔》。此片并不是关于塞纳河的风光片，也不是关于河流两岸的
名胜古迹的纪录片，而是“一首颂扬城市风光的造型诗”。正如影片的原文片名所
表现的那样，他表现的是巴黎和塞纳河的相会，这里有着强烈的对比：老年与爱情
，豪富与赤贫，懒散与勤劳，幸福与绝望的孤独……影片“表现了伊文思对社会主
义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处处洋溢着巴黎温暖和煦的阳光”。《塞纳河》荣获当年
的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棕榈”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的“”金门奖。
1958 再访问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他在中国
的一些地区访问，原拟以“电影通讯”形式，拍摄一系列短片，定名为《中国来信》，
后将在内蒙、南京、无锡等地拍摄的表现我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编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后根
据夏衍的建议定名为《早春》。1959回到欧洲，应“意大利国际氢化碳公司”总裁
马泰依之请，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电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穷国》，表现了意大利
发现石油资源后，使原来贫困的波河、威尼斯、拉威纳地区以及西西里岛人民的生
活发生了变化与提高。由于政治原因，意大利电视台拒绝有关西西里岛的部分，要
求已经离开意大利的伊文思进行大量修改。伊文思拒绝修改，并要求电视台在正式
播放时将他的名字删去，但是马泰依设法在播放时加上了“意大利电视台取材自伊
文思的影片”等字样，而且将伊文思的原版拷贝保存了下来。
1960 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陆，为独立不久的马里共和国政府拍摄表现非洲人
民觉醒的纪录片《明天在南圭拉》。影片受到非洲观众的欢迎，但在欧洲却没有获
得应有的好评，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没有找到良好的发行渠道，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
评论界“还不理解，这种影片样式对于发展欧洲电影事业的重要性”。
1961 伊文思来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应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
学院”之请，赴古巴讲学，与古巴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旅行日记》（又名
《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表现了猪湾事件之前古巴人民投身祖国建设的
生活，以及时刻警惕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军队生活场面。
1962 应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实验电影研究所之请，拍摄抒情纪录片《在瓦尔
帕莱索》，表现了智利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同年，应荷兰电
影资料馆及荷兰电影科学院之请，回荷兰主持“伊文思回顾展”，在阿姆斯特丹机
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记者招待会上，伊文思重申了他作为进步纪录电影工作
者的一贯立场。
1965 经长期准备后，在法国南部拍摄以风为主题的纪录片《西北风》，由于
制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现出应有的气势。同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
，伊文思赴越南拍摄纪录片《天空和土地》。赴越南途中，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
理的接见。
1966 被迫侨居国外20余年的伊文思被准予回到祖国荷兰，他决定拍摄一部反
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欧洲之港》。伊文思在影片中没有象一般纪录
片那样表现鹿特丹港的繁忙景象而是以荷兰民间传说“飞翔的荷兰人”为主线，表
现了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荷兰的形象。另外，他在祖国逗留期间荷兰文化大臣拟向
伊文思颁发荣誉奖金，伊文思本人拒绝接受。
1967 与一批法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远离越南的地方》。同年，与
法国电影工作罗丽丹合作完成反映越南“非军事区”居民生活的纪录片《十七度纬
线》。
1968 与罗丽丹一起赴老挝，在当时的老挝解放区拍摄纪录片《人民和枪》，
影片由四个片段组成：“人民军队武装人民”，“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是万
能的”、“没有武器，人民就没有力量”。
1969 在越南拍摄纪录片《会见胡志明主席》，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同年，
伊文思自传《摄影机和我》出版。
1971 与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提出要在中国拍摄
大型纪录片，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1972-1975 偕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国的工人、
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愚公移山》
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汽轮
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
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
《手工艺艺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劳动、
学习、等情况。在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坚持深入现场，以熟悉生活和拍摄对象。整
部影片共放映12小时，其中最长的是《上海汽轮机厂》（131分钟），最短的是《球
的故事》（11分钟）。在此期间，伊文思和罗丽丹还在访问新疆之际拍摄了两部短片：
《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新疆和维吾尔族》。
1976 《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放映周
期很长，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
1977 《愚公移山》在中国举行首映式，伊文思在一年中先后两次应邀来到中
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1978 伊文思再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同志的接见。同
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1979 伊文思应邀来中国，为庆祝他的81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分别举行招待会或庆祝会，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招
待会。
1980 为表彰伊文思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他从事电影工作50周年，中国电
影资料馆举办了“伊文思创作回顾展”。
1984-1988 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
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进行艺术探索，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
物。这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归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电
影语言，“直接电影”的手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影片的表现手法细腻
，内容虽然抽象而又晦涩，但是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受到人们的热烈称赞。此片
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于1989年初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
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代表作品：
《雨》The Rain,1928
《桥》The Bridge,1929
《英雄之歌》Song of Heros,1932
《塞纳河》The Seine Meets Paris,1957
《西班牙土地》The Spanish Earth,1936
《印度尼西亚在呼唤》Indonesia is Calling,1946
《四万万人民》The 400 Million,1938
《早春》Before Spring,1958
《愚公移山》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1976
《风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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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纪录》之十六－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Joris Ivens(1898—1989)，荷兰
（Classic Documentary-Joris Ivens in China）
伊文思这位叛逆的荷兰人对中国有着言之不尽的钟情与厚爱。抗日战争，大跃
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伊文思都用他的摄影机为中
国留下历史的记忆之镜，而把中国和伊文思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人物是周恩来。
伊文思与罗丽丹的中国缘
（原载《书城》2003年第1期，作者：单万里）
“文革”时期，由外国人来华拍摄并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两部纪录片，一是安
东尼奥尼的《中国》，二是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后者历时5年完成的
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从每集的片名即可略
见一斑：《大庆油田》（84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上海电
机厂》（131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渔村》（104分钟），
《一座军营》（56分钟），《球的故事》（19分钟），《秦教授》（12分钟），
《京剧排练》（30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手工艺艺人》（15
分钟），《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即便这些影片在我国上映之初也没有多
少人看过，更不用说今天的年轻人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的
6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邵振堂导演），将使新老国人有机会
看到《愚公移山》（以及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某些片断。关
于《愚公移山》及其两位导演的话题，本文也只能撷取其中的某些片断。
悠悠故乡情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可
以用这样几句话进行简单概括。首先，他是一位纪录电影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
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
之父，与其他三位先驱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
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其次，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诗人，这位“飞翔的荷兰
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
国家，以摄影机为武器声援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又
热情讴歌它们的建设成就。第三，他是一位电影教育家，为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培
养了大批电影工作者，而且他与弟子的关系超越师生之谊而升华到朋友之情。最后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完成《风的故事》，
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亲切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伊文思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都是与玛斯琳·罗丽丹合作完成的，此后他的
每一次中国之行都与罗丽丹形影相随。罗丽丹曾经在开创现代纪录电影先河的法国
导演让·鲁什拍摄《夏日纪事》（1960）时担当过重要角色，亲自拍摄过反映阿尔
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阿尔及利亚零年》（1962），正是在制作此片的过
程中她与伊文思相遇，并且从此成为伊文思的合作伙伴和生活伴侣，她与伊文思的
结合也为传统纪录电影融入了现代风格。1971年6月，伊文思和罗丽丹应中国政府
之邀来到北京，带着几部关于法国68年5月事件的影片。周恩来一见到伊文思就问：
“你怎么没带摄影机来啊？应该在这儿拍几部影片。”伊文思顿时感到不知所措，
虽然他与周恩来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但没想到周恩来会向他提出一个如此直截了
当的提议。周恩来补充说：“反正你还要回来的，你和玛斯琳利用这段时间参观参
观中国，把你们带的片子留下，我们来看看。”
那时，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某些开放的信号。当伊文思和罗丽丹在
中国参观的时候，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正在秘密进行美中之间的穿梭外交。伊
文思和罗丽丹一直在中国呆到9月份，他们一边参观一边思考在中国拍片的事情。
尽管他们还不清楚到底想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但是伊文思认为：“不管怎么说，
中国显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这部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时，中国在国外的
声誉降至最低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混乱，除了使人困惑不解之外，还
给稳重和有责任感的中国形象抹了黑，西方新闻界更是乱上添乱。”向来对社会主
义充满信心的伊文思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重整旗鼓”，也深切领会了周恩来
的建议，于是准备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以“正视听”。
将影片拍成什么样子呢？对伊文思和罗丽丹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探索。当时，
他们没有明确目标。当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但在地域辽阔、历史悠
久的国度里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千姿百态，许多问题他们都很不了解。伊
文思忧虑的是如何确保影片的独立性，他的想法与周恩来不谋而合，周恩来想要的
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只须以中国做主题。正是出于保证独立性的考虑，当伊文
思提出与中国合拍这部影片时，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伊文思与罗丽丹回到法国后开
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除了寻找经费、筹划制片等活动之外，还在法国多次举办有
关中国的报告会，收集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听众提出的200多个问题，并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认真的归纳整理，他们逐步了解到了“人们对中国的疑问所在，以及他们对
政治、哲学、社会、文化及至古老的黄祸论等诸方面的知识与无知，定见与偏见”。
茫茫心头怨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再度来到北京，准备开始影片的摄制工作。虽然
拥有共和国总理的官方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有效协助，拍摄过程仍旧
困难重重。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作观念的差异，二是有关领导的干预。
创作观念的问题似乎不难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中方创作人员的工作得到了
伊文思和罗丽丹的高度赞赏，而来自有关领导的生硬干预却让伊文思和罗丽丹大伤
脑筋。这里所说的有关领导，既包括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包括摄制组所到
之处的地方负责人。江青在伊文思和罗丽丹1971年访华期间曾经三次接见他们，多
次陪同他们观看样板戏，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经历，并且暗示他们为她拍摄一部名为
《红都女皇》的影片。伊文思和罗丽丹无声地拒绝了为她树碑立传的请求，结果是
他们在拍摄《愚公移山》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百
般阻挠，而且江青在对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发动批判运动期间，甚至要求伊
文思和罗丽丹明确表态，两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对此一拖了之。
伊文思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述了拍摄《愚公移山》时的心头之怨（本文中的引语
，除特别标明外均出自罗伯特·戴斯唐克与伊文思著《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
的记忆》，法国BFB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已由胡濒先生译成中
文）。比如，摄制组首先被带到大寨村，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大寨是完美的典型，
但在伊文思眼里：“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
很不舒服。”这样的地方恰恰是伊文思试图极力避免拍摄的。然而，作为早在
1938年就来中国拍片、对中国有着相当了解的伊文思还是在那里作了短暂逗留，拍
了一些素材之后随即转道北京。可是，在清华大学的拍片经历同样使他不满，比如
当伊文思问大学生们上大学之前做什么工作时，所有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这怎
么可能？”伊文思感到失望。当他问这些学生对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的态度时，
所有人都称颂体力劳动，对插秧、养猪之类的农活齐声称道，伊文思明白：“这都
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号，它同我们想拍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经历更是让伊文思和罗丽丹啼笑皆非。地方负责人总是把摄制组置于
既成事实之中，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伊文思很清
楚，这些都是为摄制组安排的陈规俗套，同他所期望表现的中国南辕北辙。在喀什
的经历简直是登峰造极，伊文思将之称作“喀什的噩梦”。那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
井井有条，以至于曾经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伊文思都不相信华纳或者环球公司能为他
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早晨七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都拥入了成百名的男
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
……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可谓达到了顶点，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
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摄制组所到之处，至少有五六部官方汽车开道
，而且地方领导人还为摄制组选定拍摄角度。这些素材没有编入《愚公移山》，而
在大寨和清华大学拍摄的素材被扔进了垃圾堆。
对于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这类困难，伊文思早就有思想准备。周恩来对他说过：
“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一
事实。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又补
充道：“用不着去拍一部粉饰太平的影片，中国是什么样儿，你就按什么样儿拍。”
周恩来是针对伊文思将要遇到的那些念念不忘美化现实的地方领导人说这番话的
，他还提醒伊文思和罗丽丹要当心美化现实这个头号敌人：“只有打好这一仗，你
们才能拍出一部好影片来。”伊文思心里非常明白，美化现实的事本来不足为怪：
“人，不管他是原始人还是文明人，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黑人、白人或者
黄种人，总是要在客人来时把大门前打扫一番。美化现实也是1971年的中国的情况
。”然而凡事总有限度，超出限度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另一方面，将真实视为纪录
电影的生命的伊文思恐怕也不会有丑化现实的想法：“要我背着中国，拍摄一部反
华、反社会主义、反我自己信仰的影片，我是不会干的。”
依依愚公帮
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拍片活动陷入僵局，他们甚至感到非常绝望。另一方面，深
谙中国文化的伊文思明白，此时只有真诚而耐心地等待事情出现转机，就象中国的
古老寓言《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那样。也许是他的真诚和耐心感动了上苍，后来事
情果然出现了转机。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摄制组进行了人员调整，伊文思和罗丽
丹已经基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片了。此后，摄制组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安营扎寨
，长期而深入地观察不同地区与不同社团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觉得要拍
摄全面反映中国的影片还应该去西藏，并且多次提出去西藏拍片的请求，考虑到伊
文思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哮喘病，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伊文思非常不安地对他的
翻译说：“陆，去问问你们的中央，党中央他是要一个活着的不革命的伊文思，还
是要一个死了的革命的伊文思？”（见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5集陆颂和
的回忆）向来将生死置于度外的伊文思所说的这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
1974年中期，伊文思和罗丽丹一回到法国就开始剪辑120小时的素材。1975年
初，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7集影片来到北京，一是想为其他几集补拍一些镜头，二
是打算将完成的影片放给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和拍摄对象观看，这些影片在北
京组织了几场放映，可是他们拍摄过的人没有看到。在北京的放映中有一场是带有
生死定夺性质的，那位芭蕾舞演员出身的文化部负责人对这些影片提出了多达61条
的修改意见。比如，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
；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
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
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见
恐怕要多达上百条。伊文思辩护说：“如果影片中的解说词有历史陈述方面的错误
，或是统计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纠正。”
伊文思在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当我们为自己辩护时，朋友们，同事们
前来为我们打气，他们要求我们不必理睬那些要求，建议我们带着影片尽快离开。
他们说：‘时局还在变。’而当时我们对中国的内幕毫无所知。此次中国之行，经
历不愉快的三个星期逗留之后，我们最终收拾行装动身回国。出发那天，四十多位
朋友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全体摄制组成员都来了。他们在北京成了‘愚公帮’，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告别场面，怎能想到它竟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四
十多个送行的人一直走到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们聚集在舷梯下，用双臂紧
紧地拥抱我们，和我们告别，大多数人落下眼泪，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大家都清
楚，他们将再度面临大狱，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这就是中国之行给我留下的最后
一个印象：四十双目光，四十双高举的双臂，一片摇动飞舞的手绢，机舱门就这么
关上了。我们带回了《愚公移山》——这部当权者不愿看到的记录中国的影片。”
当然，这里所说的“当权者”主要应该是指“四人帮”。无论如何，《愚公移山》
可谓生逢其时，如果是在1973年或1974年完成和放映的话，恐怕也要像安东尼奥尼
的《中国》那样遭到全国人民的批判。幸运的是，这部影片直到1976年春天才开始
在国外上映，那时的“四人帮”已经快要遭到全国人民的批判了，也就顾不上批判
这部影片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
恋恋中国缘
自1976年3月初开始，《愚公移山》被编排成放映时间大致相当的若干影片组
合，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此片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6个
月。由于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已久的中国的渴望，意大利、西德、荷兰、芬兰、
美国、加拿大、巴西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也争相购买拷贝和电视播映权，播映后受到
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愚公移山》在西方
博得的喝彩是短暂的。随着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变，这部影片突然被撤出西
方的电影院和电视台。有人开始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有人开
始指责它是一部中国制造的官方影片，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和罗丽丹被中国人欺骗
了，不友好的人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西方。
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和罗丽丹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
欧洲找不到工作。可是，伊文思生前丝毫没有向他的中国朋友们提过这件事，直到
1998年罗丽丹来北京参加“纪念伊文思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时才有所披露：“当
时我与伊文思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影片发行的同时，要不要向观众讲述我
们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情？最终我们决定不说自己在中国所遭受的待遇，因为如果说
了，我们就好像和那些偏激地批评中国的人站在一起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说出
‘四人帮’当权时我们所受到的部分当权者的某种待遇，这样也许对中国会更好，
可能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正需要国外有一些揭露‘四人帮’的声音。如果在《愚公
移山》发行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在十年之中得不到工作
了，也不会有那么多记者对伊文思说那么多难听的话。”
纵然茫茫心头怨，依旧恋恋中国缘。《愚公移山》之后，伊文思和罗丽丹在
80年代中后期来华拍摄了《风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欧洲老艺术家将近一个世纪的
生命历程。这位老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伊文思。影片的序幕部分，少年伊文思那
句“妈妈，我要去中国！”的呼喊，道出了这位艺术家自幼向往中国的心声。这部
影片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位纪录电影之父的最后杰作。伊文思的“中国缘”可以说是
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体现，是他在20世纪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不断抉择的必
然结果。伊文思一生中面临无数次抉择：“1917年前后他认识了苏联，在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了共产主义；1938年他在燃遍抗日战争烽火的中国，在国民党
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并把它介绍给世界；1946年他在作为殖民一方的祖国
荷兰和作为被殖民一方的印度尼西亚之间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
业奔走呐喊；60年代，他又在中苏大论战中毅然站在中国一边……”（引自胡濒
《一所流动的“‘直接电影’学校”》，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伊文思抉
择的标准是，始终站在被压迫的人民的一边，始终坚信人类的美好理想一定会实现。
11月18日，是伊文思104诞辰周年纪念日。笔者为在法国举办中国电影展事宜
飞赴巴黎，伊文思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看望罗丽丹，虽然赶不上带去登载此文的
刊物，但至少可以告诉她，中国的电影人仍在怀念伊文思，中国的电视台仍在播放
伊文思与她合作拍摄的《愚公移山》。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就像到邻家串门一
样，然而谁又能忘记在封闭锁国的艰难日子里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愚公移山》呢？
2003年法国将举办“中国文化年”，2004年中国将举办“法国文化年”，届时当有
更多的人重新认识这部非凡影片的非凡意义。
代表作品：
《雨》The Rain,1928
《桥》The Bridge,1929
《英雄之歌》Song of Heros,1932
《塞纳河》The Seine Meets Paris,1957
《西班牙土地》The Spanish Earth,1936
《印度尼西亚在呼唤》Indonesia is Calling,1946
《四万万人民》The 400 Million,1938
《早春》Before Spring,1958
《愚公移山》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1976
《风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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