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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utumn (秋天的童话), 信区: Music
标 题: 音乐不承载道德担保——对音乐本质的思考(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ue Mar 26 18:25:53 2002), 转信
在许多杂志和报刊上，经常看到一个不证自明的定论: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这
种理念表达了一个音乐观：有些高雅严肃的音乐是与“善”天然结合在一起的，它给欣
赏者提供了某种纯净的道德担保。这种“真善美”一体说的文化决定论的音乐教育观，
是中国儒家的实用理性在音乐教育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暗含着黑格尔式的对绝对真理的
追寻和迷狂: 即放弃个体的选择和摸索，找到一种灵魂获得一次性解放的门径。
音乐伦理家们一边阅读着作曲家的历史背景，一边揣摩着作曲家的意图，然后加上
个人意志，认定他的音乐是有精神上制高点的，有道德向善的教化作用。有的论者不能
理解：音乐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向善的精神，它怎么能流芳百世呢？这些音乐伦理家
们是不能忍受有人性的生活的，他们不能忍受或视而不见人性的弱。我们这些有血有肉
的俗人，不仅有明朗欢快的生活状态，我们还悲观绝望。我们常常沮丧，我们莫名的伤
感，我们还悲天悯人，我们真实地活着，这些情感反应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性。音乐正
是最直接地表达了人性复杂的情绪与情感状态，它才会切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勾起我
们普遍的情感共鸣。我们在乐音流动中享受和谐也同样享受不和谐，我们期待的正是管
弦乐队中那躁动着、激动着的声音，那出人意料而又正当其时出现的声音，是作曲家心
灵深处不由自主的表白，没有被压抑、矫饰和扭曲，这与人们期待的音乐的深刻思想内
涵相去甚远但又更为精深，这是真正自由心灵的声音。
◎ 由于音乐在美学本质上不具备概念性，所以它不能提供属于社会价值范畴的道
德教化
我们最早开始接触音乐时，大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按照众多音乐学家为听众提供
的“指点迷津”的乐曲内容来欣赏音乐。江河、高山、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命运的
搏击过程、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事件等似乎是正确进入作品的钥匙。但随着欣赏者
对音乐语言的熟知，我们却有了这样的听乐经验：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从固有的概念化
的欣赏习惯中游离出来，我们会仔细地去分辨旋律、节奏、音色、和声等音乐元素。就
如同我们倾听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舒扬、轻盈、飘逸、安谧。我们享受着
那富有动力的节奏、优雅的旋律、精致的音色、晶莹剔透的和声织体所构成的无以复加
的美感; 而贝多芬音乐中弦乐急促的短音和突然的重音，管乐齐鸣的音响张力，耗尽我
们的激情，我们精疲力竭地浸润于幸福中；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中凌乱而支离破
碎的调性冲撞，紧张、躁动的和弦冲撞，也冲撞着我们的心灵。这些摄人心魄的管弦乐
音响洪流，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摆脱掉附加在音乐上的提纲，而让音乐自己来说话。
音乐以它的特质很难对概念有明确的表示，很难和具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人们知觉
到的声音样式变成了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情感反应自身却因审美经验和个性差异而呈
现不同情感特征。如果没有歌词的出现，就不能表明音乐的基调能够成为指明人类情感
状态的符号。音乐仅仅有一种催化功能，使反应得以发生，但在形成或确定体验方面不
起控制作用，而且无法表明最终状态。它甚至游离于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游离于标题的
特指。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情绪：沉郁、愤怒、欢乐、渴望。可
是人们并不甘于这种情感表达，人们揣摩那肯定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源泉: 历史的、哲学
的、社会学的大文化背景。贝多芬成了一个高尚的思想家，而不仅是一个音乐家，而贝
多芬自己也声称：音乐应该培养听众的崇高理想。先不论贝多芬是否有能力在音乐中表
达他的深刻思想，即使贝多芬有能力表达，结果也是事与愿违。整个二战期间，在纳粹
的党代会上播放得最多的正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贝多芬的音乐可以让各种人激
动，可以给各种人以愉悦，可以为各种理想壮威，希特勒利用这种氛围为他们的种族主
义和残酷民族主义服务。如果贝多芬的音乐如史学家们所言的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和充满
了哲理，那么这种人类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与反人类的纳粹主义信念有可联系之处吗？
同样一段旋律也可以配上意义毫不相干的歌词，传达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比如西方的一个儿童歌谣: 12311231345，是由传教士作为宗教音乐传入中国的。此
后，在大革命时期，它成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歌曲，在文革时期又被配上红卫兵口号成为
造反歌曲。这几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却在同一首旋律中表达，这更进一步说明音
乐不具有概念性。
音乐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美学感受创造和接受。与其它艺术不同的是，它不具备概
念性（当它处于不与文学歌词相配的单纯状态时），它也不能提升或降低人的道德良心
。音乐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同样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体
现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概念的不确定，使音乐具有了纯属个体审美的美学意
义，而它并不提供社会价值范畴的道德教化。时下音乐家所谓"音乐表现的形象"是不存
在的。音乐可引起联想，产生一种美学上的"通感"，但是不能塑造形象。
◎ 从音乐的创作者来看，美好音乐与高尚道德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
贝多芬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传记作家们无不提到贝多芬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
以及他追求崇高、美好的使命感，但日常生活中的贝多芬却不是那么宽容。尤其是当耳
疾发生后，专横、暴躁、多疑伴随他的后半生。很多传记作家都提到贝多芬对女佣的粗
暴态度：
“贝多芬通常要亲自一一检查放在盘子里的生蛋。他把蛋一个个拿到窗边透视，一
个个嗅一嗅，如果一闻到味道，就麻烦了，立刻把女佣召来臭骂一顿。据说：如果那位
可怜的老妇人、行动不够灵敏，躲得不够快的话，她的背上可能挂彩——流着一股火山
熔岩似的臭黄色的蛋汁。”“根据1819-1820年间贝多芬的日记显示，管家、厨房以及
室内仆役们，无不兴冲冲的来，气冲冲地离开，都待不了多久。”
“他充满了鄙视，不仅鄙视弱者、愚昧者、普通人，同样藐视贵族、甚至那些热爱
和崇拜他的好心人。这是种可怕的对全人类的鄙视，对此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完全克服过
。直到1825年他还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强大的精神来鞭笞那些人类中可怜的、心胸狭
隘的、背信弃义的流氓无赖。”
身边那些可怜的人都不值得关爱，又怎么能去对全人类博爱呢？的确关心身边的个
体，肯定比关心广义的大我要困难。但是贝多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有着人所可
能具有的各种缺点，这是作为人的缺陷，正因为我们客观地面对人性，我们才会对人性
的弱持理解和宽容。如果我们把人性神圣化，那么去做一个好人都将是困难的。贝多芬
创造了伟大音乐，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同样不是伟大的人，丝毫无损他音
乐的伟大。
◎ 从音乐阐释和欣赏来看，音乐这位艺术女神也不能担保自己只为圣洁的天使保
驾护航而不与邪恶的魔鬼同流合污
希特勒对瓦格纳音乐的崇拜，伴随了他的一生，从他的维也纳流浪时代起，他经常
买站票去欣赏瓦格纳的歌剧。据希特勒自己说：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
听过34遍，而且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他甚至能把《钮伦堡的名歌手》的第二幕的歌
词背出来、唱出来。希特勒在1942年1月曾经说过：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
莫大的愉快！当他成了大独裁者之后，一直竭尽全力推崇瓦格纳音乐。同时他对贝多芬
也推崇备致，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有较高的音乐素养，他也崇拜瓦格纳，他还擅长演
奏小提琴，他原先的理想是做个音乐家。
斯大林在前苏联有“现代恐怖伊凡”之称，在他执政时代的“大清洗”中，无辜地
葬送了两千万人的生命。当他的一生在他那警戒森严的别墅结束时，唱机上放着的唱片
是莫扎特的《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为了他所指名要“尤金娜演奏的”这首钢琴曲，
制作人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对斯大林说当然有。其实他们并没有这张唱片，他
们不敢对斯大林说没有，因为不知道这会招致什么结果。在他看来，一条人命是毫不足
惜的。……斯大林要他们把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别墅去。委员会
慌了，但是他们必须想个办法。当晚他们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了唱片，所有的
人都吓得发抖，指挥吓得脑筋都动不了了，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另外又请来一位指挥
。第二位指挥战战兢兢地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来了第三位指挥总算
完成了录音。” 一个被自己的人民称为暴君的人要死去了，伴随他的是极为优美的莫
扎特音乐，他们有可联系之处吗？
在长达12年的纳粹德国时期，到处奏响的是瓦格纳的音乐，每逢纳粹党大会召开或
群众集会上，都少不了演奏《众神的黄昏》片段。尤其是当希特勒检阅军队，举手行纳
粹礼的时候。无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的家园，背井离乡，亡命国外，或被纳粹用火车
车皮运往集中营，这时候的背景音乐多半就是瓦格纳的曲子。瓦格纳的音乐成了纳粹德
国的音响符号，以至于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以色列人还拒绝演奏瓦格纳的作品
。对此，我的美学认识是：他的作品的激情状态可能与纳粹的状况更契合，也更为纳粹
鼓动青年人所需要。他的歌剧中的歌词确实是直接与纳粹的大德意志国家主义相应相和
。但是，这与他的音乐并没有直接联系，否则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还在世界各地演奏和欣
赏他的乐曲。时至今日，连以色列的青年也觉得不演奏瓦格纳的音乐毕竟是一种文化上
的损失。
在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观众看到纳粹的军队在犹太人居住区中，一边弹
奏巴赫的钢琴赋格曲，一边无动于衷地射杀犹太人。这是对一种人性状态非常深刻的描
写，那些纳粹的士兵们的音乐素养是很高的，可他们已经被法西斯的思想机器锻造得毫
无天良。杀人对他们就是一件普通任务甚至就像乡间旅游一样，累了，就兴致所至地在
别人家里弹一首巴赫消遣一下。这里要表达的理念还不显而易见吗？良好的音乐素养并
没有使他们更有人性！
文革中艺术带有应该彻底否定的文化教条，但不能否认，那期间比以往任何时候人
们都更频繁地接触音乐。无论男女老少，人们每天唱造反歌曲，跳忠字舞，单位、街头
巷尾，人们接触音乐的机会比比皆是。样板戏人人耳熟能详，大人、孩子有滋有味地每
天唱着《红灯记》，跳着《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单位、学校、街道均组织排练
样板戏。甚至孩子们晚上在家中还要排练。在这艺术繁荣的背后，却是人性恶的极致，
文革中人吃人、残忍、欺诈、迫害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见诸于各大小书刊。
因此可以说，音乐是人的自由和创造力的表现，是一种现实人性的自由表达，它超
越语言的美学意义，它的本质就是乐音的按照美的形式的流动；音乐美感是符合我们人
类心理和生理结构的乐音律动。它可能激起一种对苍天与大地、自然与人类的悲悯之心
；也可能激起法西斯狂人奴役弱小民族、屠杀普通百姓的迷狂豪情。它甚至游离于创作
者的主观愿望，传达的是一种超乎社会和阶层的物质性音响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
。它并没有意识形态和概念上的确定性。
正因为此，我才认定音乐不能承载道德说教。我们必须在不违背音乐本质的前提下
，才能真正完全领略音乐的美。在目前的音乐理论环境中，如果不进行一些讨论，会使
我们对音乐的认识停留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这一类有着强烈的工具论色彩
的观念上。
良好的音乐素养不能对一个人的人性理念和道德标准提供任何担保。圣桑说：语言
尽处是音乐的开始。音乐表达的是语言穷于表达的更宽广、更奇妙的境界。那是我们每
一个人的精神圣地，它属于我们个人。 （邓双林）
摘自《世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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