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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yaho (∮★西北一刀★∮), 信区: Art
标  题: 三 权力与“有效”
发信站: BBS 荔园晨风站 (Thu Mar  8 00:44:59 2001), 转信

三 权力与“有效”

  权力是对在现实中生存着的人的一种强制性管理。它是一种意志的强行贯彻,
一种概念的具体实施;其作用与功能是使人们在某种法定秩序下生活。权力的本质
与人的生物根性——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相联系,所以强权——权力的极端形式,
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权力就终极意义来讲无法最终合理,它是对每个天生禀赋
神圣生存权利(蒙神圣之召而来)的个体人的潜在威胁。所以权力需要监督。由此
引出一个命题:监督权力所持的伦理道德依据在哪里?回答是:只能在神圣存在—
—上帝那里。也就是说,唯有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神圣生存权利,方才为我们监督世
间的一切权力形态给出了最终的伦理基础。同时它也是奠定现代民主社会三权分立
、代议制的深层基础。M·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产生过程,已为我们理解上述观
点提供了详实的论据。
  如若取消了神性这一维,便失去对世俗权力施行制约的终极性基础。艺术对现
世的监督与批判,只有立足于神性维度上才有深刻的可能,才有与平庸、媚俗、粉
饰、追潮、逐新、噱头等一系列浮光掠影的“花招”划清界限的可能。艺术的精神
指向,应是“神圣权力”的传达者;当然,持此种精神指向的艺术家自己应首先是
信仰者,是对神圣的下跪者,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幸的关怀者与同情者,如此,他才
有资格担负起传达者的使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卢奥、卡夫卡、艾略特
、凡·高、吉皮乌斯、沙克丝…,便是这种关怀与同情的体现者。
  精神是软弱的,但它又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是强有力的,但它亦是狭隘有限的
,如同人的生命一样。人们往往只看到世俗权力的“生效与有效”,却常常忽视了
它的罪恶性以及终极的被审判性。这种人在年轻时常有的无知,往往是一个老人在
垂暮时仟悔、痛思的根源。他到那时方才意识到:生命行将完结,那些靠生命的强
力意志所奋斗而获得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名誉地位,都将与他;无关。死神已
在冥冥中向他召唤,他周身的血液,最多只能支撑他捱到灵魂的审判台前。如若他
不能在这仅存的有限时刻中企望到新生国度的形廓;如若他不能从终极实在那里获
得灵魂的安宁与喜乐,那行将坠入空虚中的恐惧,那托带着罪恶泥污的自我谴责,
那种因长期无意义的蛀空式生存而生发的“‘行尸走向”感,一就一定会在这生命
的临界点把他击溃……。这时他也许会鼓起最后的思维力在想:难道人生的价值,
就是那些在这欲望、权力的相互交织和倾轧中日复一日所呈现的东西吗?难道人生
将注定在“他人就是地狱”的永无沟通中捱到尽端吗?难道被生物性所紧紧箍套住
的肉身,就永远不能步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存在状态吗?难道人类在伟大时代曾持
有过的艺术精神——无论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都一定如昨日黄花那般一去不复返
吗?难道人能够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乐观挺进”中彻底改变人与死亡的最终
相遇吗?一一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尚且能在取消人的生存悲剧性景观的基础上另行
谈论人的生命意义,一个永远不死、不老的人的另一种幸福或苦恼;一个取消了时
间性而只有空间占有性的人的欢乐与悲哀。但至少在目前已知的人类历史中,任何
人还无法想象出或描述出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记得曾有一部电影讲述了这么一
个故事。一个人从文艺复兴的十六世纪一直活到现在工业文明的二十世纪,他竟先
未言说他的幸福——而是首先表述了他的厌倦,因为他永远只能品尝到一种爱情—
—一种少男少女之间幼稚的欢爱纯情,而无法渐进到人的中年、老年时对爱情成熟
的体验。纯真的爱情虽十分可人,但因缺乏对比、失之变化而令人生厌。实际上这
个浪漫的电影构思可以追溯到人类神话的最古老隐喻之一——西比尔向神要求了不
死而忘了要求不老;结果她老得想死也无法死去。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表述方式来
隐喻:若取消了时间的戏剧式结构,意义与价值便会退场。因为意义和价值之永恒
性正是相对于生命的有限性而存在的,那种幻想人能够在科技力量中找到改变人生
命的必然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衰老的秘方,并希图以此来一举取消人从神
圣启示那里获得生命真理与价值意义,这样的念头实在是人所犯的最大过失。
  诚然,我们并不想否认科技在改变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方面,在促进社会趋向
合理方面所起的作甩,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它反过来给人类带来的异化恶果:
文化品质全面蜕化、精神生活极度匾乏、媚俗文艺铺天盖地、罪恶不义肆行泛滥。

  科技、金钱、商业运作的有效性,对东方(中国)传统中那种以庄禅的虚无主
义为根基的“无为而无不为”、“清净脱俗”的逃避心态无疑是一件有效武器,但
后者毕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一俟前者胜利,其负面作用便会迅速显露出来。
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它们与神圣的永恒实有之间都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价值
鸿沟。为什么在这生命终有一死的世界里,我们要说有而不是无?为什么立足在这
充溢着欲望和血泪的现世大地上,我们要坚持信仰、期盼而不是放纵、沦落?其终
极原因、皆在于我们是蒙神圣之召唤而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注定要趋向神圣之终极
实在的(尽管其间充满了沦丧与堕落)。在此背景下,现世意义上的“生效”,其
最高价值也只是为精神的到场和朗显提供一个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精神以及作为这
种精神物质化的文化艺术,那么我们与物种生命几百万年来那无意义、无价值的存
在又有何区别呢?因此、《圣经》的创世说是对人的精神生命史的,个创生学隐喻
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假设。正由于有了神圣突入此世——耶稣基督的道化肉身、以
其言语和行为所启示出的生命真义,人类方才获得有灵有魂的生存价值。
  那些雄伟的精神性建筑(大教堂)、绚烂的玻璃窗花与壁画、瑰丽的乐音旋律
、提携人心的雕塑、圣洁庄严的诗剧等等,不都是作为对人与神圣相遇的见证而存
在的吗?相反,此前的原始艺术——虽不乏生动的线条、奇妙的形象、古怪的音响
…,但从其形态的直观上来看,能与具有伟大信仰的艺术形态相提并论吗?若没有
天、地、人、神四根神柱的支撑,所有的文化艺术形态至多有其一般性的审美观念
内涵,而断无终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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