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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乱弹]剑桥版倚天屠龙史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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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剑桥版倚天屠龙史》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1.编年史
The Chronicle
1243 郭襄出生
1246 张君宝（三丰）出生
1259 杨过杀蒙哥，第三次华山论剑
1262 郭襄访问少林，觉远、张君宝逃出少林
约1272 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屠龙刀
1273 襄阳沦陷，郭靖，黄蓉殉难
1276 元军横扫南宋，临安沦陷
1279 崖山海战，宋亡
1283 文天祥就义；郭襄四十岁，上峨嵋山创立峨嵋派
约1285 张三丰武功有成，下武当山，开始江湖生涯
1294 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成宗铁穆耳继位
约1305 张三丰陆续收七弟子，创立武当派
1307 元成宗驾崩，元朝进入中衰与动荡时期
约1310 郭襄死，风陵师太继任峨嵋掌门
约1311 阳顶天任明教教主，明教蒸蒸日上
约1315 阳顶天成婚，成昆誓灭明教
1321 谢逊投入明教，后封金毛狮王
约1324 阳顶天大败三渡
约1325 风陵死，灭绝师太继任峨嵋掌门
约1326 杨逍与孤鸿子之战，孤鸿子气死
约1326 黛绮丝到光明顶，后封紫衫龙王
1327 阳顶天暴死，成昆杀谢逊家人，明教内乱
1328 朱元璋出生
约1332 谢逊杀空见
1333 元顺帝即位
约1334 范遥扮成苦头陀，投入汝阳王府
1336 俞岱岩被害；张翠山邂逅殷素素；王盘山大会
1337 张无忌出世
约1341 纪晓芙失身，杨不悔出生
1343 范遥毒杀韩千叶
1347 张翠山一家回归中原，张翠山殷素素自杀
1349 周子旺起事败死，张三丰再上少林，张无忌结识常遇春、周芷若
1351 金花婆婆杀胡青牛，张无忌、杨不悔离开蝴蝶谷，前往昆仑山
1352 张无忌入世外桃源，发现九阳真经
1357 六大派围攻明教，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入大都救六大派
1358 屠狮英雄会，朱元璋杀韩林儿，张无忌辞去教主，杨逍接任。
1363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灭陈友谅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统治中国，禁止明教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 Introduction
第一章.。绪论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内，
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
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1279年，
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
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
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暴力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
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
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 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
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
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
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
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
被武术家王著和高和尚刺杀。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历史
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
术界的集体反叛。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
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
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
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
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
及侠客。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
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
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
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
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
尽上风，无往而不利。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
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
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
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
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服
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
—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
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
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
动。
Chapter II The Order of Kongfu Worl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1195-1259)
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
”的武术比赛。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
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
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
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
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以
“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
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
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
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九阴真经》
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
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
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
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
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
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
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
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
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
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
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
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
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
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
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
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
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
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
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
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
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
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
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
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
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
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
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
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
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
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
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
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
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
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
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
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
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
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
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
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
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
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军队占
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
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
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
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
。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
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
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
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
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
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
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
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
，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
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
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
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
—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
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
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
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Chapter III The Formation of Kongfu-School-Politics in Yuan Period（
1279-1326）
第三章 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
，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
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
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
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
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
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
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
，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
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
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
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
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
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
，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
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
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
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
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
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
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
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
，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
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
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
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
其他门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门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
性循环，使得各门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而各门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
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
为增强，令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对立的趋势
。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
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
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
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
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
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但是由于内奸的
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府及时发现。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西藏，成为一名正
式的喇嘛教僧侣。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
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
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
同佛教的虚无主义注定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
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激情。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
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
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
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
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
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
期。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
空间。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华帝国边陲
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
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从七十年代开始，被称为“
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
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
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
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
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有传闻
声称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
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几百年
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而刺杀
阿合马的王著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些门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
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武装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门派的推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
，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暴动。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门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暴动，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
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而与此同时，明教
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详见下章）。
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
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少林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门派，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江湖世界的最高领导者。但由于
南宋初年的内乱和分裂而于此后中衰一百余年，以致未能参与华山论剑活动。在全真教崛起
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武林势力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寺和全真教的械
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霸占为道观
。但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门派在十二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
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
日渐尊崇保护了少林寺免受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58年，少林寺
心禅堂的高僧福裕曾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人的支
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正是由于少林与蒙古朝廷的
暗中勾结，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鲁的对待。虽然身为汉人
武林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
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崇信密宗修炼的藏传佛教所压倒。八思
巴法王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朝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经
营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林。持中立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
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和尚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对蒙古
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
在五十年代，一部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被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
的来源十分奇特：与我们西方人对独立著作的推崇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
思想见解。譬如，朱熹公爵的儒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其中的代表，通篇都是对古老
的儒家典籍的注释。可能在在十一世纪末，一个无名的少林寺僧侣在佛教经典《楞伽经》的
一部梵文抄本——该抄本据说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原版——中以注解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武
术理论——此人据说就是曾经调停过北宋时代最大江湖纷争的神秘人物：“无名老僧”（参
看本书的姊妹篇：《剑桥天龙八部史》）。《九阳真经》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
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
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
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
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
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经文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
》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
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
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
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
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
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
（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
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
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
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
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
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
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
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
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
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
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
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痛苦呻吟。张三丰
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
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
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
，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
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
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
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
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
。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
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样的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
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
对道教理论的改革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
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骚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
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
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
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
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门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
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
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
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
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
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
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
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
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
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
整整六个世纪。
Chapter IV Manichaeism in China during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1120-1291)
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
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
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
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
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
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
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
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
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
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
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
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
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
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
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
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
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
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
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
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
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
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
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
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
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
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
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
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
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
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
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
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
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
，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
，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
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
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
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
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
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
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
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
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
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
]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
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
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
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
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
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
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
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
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
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
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
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
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
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
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
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明军不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
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
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
、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
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
考。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
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
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
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
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
，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
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
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
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
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
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
——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
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
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
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
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第五章．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分裂（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
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
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
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
：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
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
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
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
在东突厥斯坦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
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
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教徒
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
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
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
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
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腐败，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
，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
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
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
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
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
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
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
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
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
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
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
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
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
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
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
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
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
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
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
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
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
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
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
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
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
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
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
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
不愿意提供支援。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
，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
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
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
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
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
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
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
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
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
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
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
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
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
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
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
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
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
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
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
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
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武装械斗。尽管明
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
。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
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
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
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
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
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
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
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
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
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
，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
分裂埋下了隐患。
衣琇在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
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与衣
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
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
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暴动。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
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
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
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
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著名的“三大法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
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
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
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
，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
行列。
杨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
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
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大法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
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
流传中土记》等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
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
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
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
谋略家，后来的著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五散人
”，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
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著且没有政
治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1326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汉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绮丝（
Diana Keynes）从波斯总教来到光明顶。这是自1291-1292年的长征之后，波斯总教首次恢
复和中国明教的正式联系。黛绮丝是一位波斯华侨的女儿，据说是遵从父命回归原籍。但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实的身份是波斯总教三圣女之一，也是总教派来监控中国明教活
动的间谍。
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亚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
的生死斗争，波斯总教的新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与伊利汗国握手言和，
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波斯总教被要求向中国明教施压，命其向蒙元统治者俯首称臣。由于
长期中断联系，波斯总教并没有把握能让光明顶服从命令。因此借护送黛绮丝来华，总教
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国明教方面阐述其意图。当夜，阳顶天与三名特使进行了秘密会
谈，并轻蔑地拒绝了臣服元朝的命令。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离去，但将黛绮丝留在光
明顶执行下一步的秘密计划。
黛绮丝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顶的青年革命家中产生了轰动。阳顶天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真
实身份，但也对总教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设法撮合黛绮丝和亲信范遥，试图通过婚姻的
纽带让黛绮丝向自己靠拢。黛绮丝拒绝了范遥的追求，然而不久后，一名叫韩千叶的青年
——他的父亲曾被阳顶天所击败——从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到光明顶，要求和阳顶天进行
水下决斗。由于阳顶天不会游泳，在波斯湾长大的黛绮丝冒充他的女儿和韩千叶在光明顶
的深潭中进行了搏斗，并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她的功劳，阳顶天册封她为“紫衣服的龙
女王（Dragon’s 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于四大法王之首。黛绮丝是一名优秀
的武术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勋外，这个高贵的头衔也可能是为
了向总教示好。
不久，在黛绮丝与明教的仇敌韩千叶之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罗曼史。这对明教的未婚
男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黛绮丝与韩千叶闪电般地结婚。这事
实上形成了对波斯和中国明教的双重背叛。黛绮丝的选择令她进入权力中枢的希望完全破
灭，在光明顶，她很快被孤立和边缘化，除了“龙女王”的虚衔外一无所有。波斯总教的
计划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十
四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
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门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
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门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
为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正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
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
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
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都把一大门
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矛盾的本质就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
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
，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
后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位丐帮中人所坦言的：
“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导势力的
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
可能就会提前三十年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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