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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AAant (忆泠),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Re: 文章足千古 道德贯长虹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ue Jul  3 15:49:30 2001), 转信

梁思成学生在文革之中受迫害,跟现在一个比较出名的任务有莫大
关系阿。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的反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当年这人给毛主席写信,要把北京
翻个个儿,煽动毁掉老北京。老北京倒是没有完全毁掉,自己到弄
出名来了,80年代时,又发表了一些什么马克思主义与高能物理研究
之类的论文,虽然他承担的课题是磁悬浮列车,到如今为之也没有看见
他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过这人捞取出名的本事倒是不小,那年借
反对伪科学从而是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各大报纸。
想一想,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和梁学生比起来,真的是该自己上吊
自缢而死,以谢天下。

【 在 bluememory (隐者) 的大作中提到: 】
: 在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学会(纪念恩师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萧默(世纪中国)
: 刚才李先逵先生说到梁先生的几个“第一”,简要概述了梁先生
: 的毕生成就。梁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第一”,
: 就是第一个提出和支持创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     这件事是常书鸿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丁咚》中透露的。常
: 先生写道,抗日战争时在大后方,“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
: 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
: 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
: 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
: 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
: 我也会去的’. ”1943年3 月,常书鸿在敦煌创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
: 究所,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创立之初,梁先生还曾为落实研究
: 所的经费而奔走。
:     梁先生非常重视敦煌学中的建筑研究,他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
: 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就几乎谈的全是敦煌建筑,资
: 料主要来于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无独有偶,1951
: 年《敦煌壁画里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是先生建国以后的第一篇论文,
: 仅从这里就可以想见他对敦煌建筑研究的重视。梁先生认为,敦煌的
: 工作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包括进去,才是完整的研究,而要深入研
: 究敦煌建筑,不在现场进行长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梁先
: 生还曾想到请刘敦桢教授也到敦煌去。1963年,在梁先生的帮助下,
: 我终于参加了敦煌学研究的行列。
:     敦煌学现在已经成了一门影响及于国内外的显学,梁先生对于促
: 进敦煌学的发展和开创敦煌建筑史研究,实具有开拓之功。
:     但我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着重于梁先生为我们树立的道德
: 榜样。我带来了《梁思成文集》第四卷,让我们看看上面收集的文章,
: 有“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陈占祥合
: 撰)、“致朱总司令信──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问题”、“致周总理
: 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致彭真市长信──关于人民英雄纪
: 念碑设计问题”,还有“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都写于1950
: 年至1951年。甚至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梁先生已就未来首都建设的
: 有序进行和建筑师的延揽,向聂荣臻市长写过建议信。为进一步重申
: 梁、陈联合提出来的有关中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先生给周总
: 理也写了信。让我们读读这封写于1950年4 月10日信中的一段话:
: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作一决定。我们的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送给中
: 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
: 我一点时间,给我一个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
: 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
: 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梁先生的一片耿耿之心,充
: 分溢于言表。
:     在这些建议信里,梁先生认为首都的城市性质应该定为“全国的
: 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保护北京这座具有人类文化价值的古都不
: 受破坏,解决城市交通和人口分布等必将遇到的问题,建议将行政中
: 心放到城西,避开古都范围;建议保存北京城墙和城楼,建成为环城
: 公园和交通环岛,环岛上的城楼将成为主要大街的对景……等等。这
: 些现在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当时不但没有得到重视,
: 反而以与中央确定的改北京的所谓“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无
: 产阶级国家首都的居民应以工人占大多数,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恨不
: 得全城都是烟囱的方针不合,与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左,而遭到了否定。
: 甚至还有一位首长质问说,有人要把我们都移到城外去,这个地方
: (中南海)皇帝住得,我就住不得?梁先生的满腔热情,竟一一都与
: 他并不熟悉的“政治”挂起钩来了,得到的结果当然也就大大出乎他
: 的意外:梁、陈二位先生的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竟成了右派言
: 论,陈占祥因此被打成右派,梁先生被迫作了“深刻检讨”,还荒唐
: 地要求梁先生主持对陈先生的右派批斗会。“文革”中,梁先生为此
: 又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硬要他交待与彭真的关系。前些日子陈先生
: 逝世,我参加了遗体告别会,礼堂门口有人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
: “梁陈方案足千古”. 事实正是这样,现在看来,经中央批准的北京
: 市总体规划,终于确定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
: 中心”,正与梁、陈二位当初提出的完全不差;终于确定了要大力保
: 护古都风貌;终于决定要将城内一切工厂迁出城外,即使城外的工厂,
: 如果对环境不利,也不能发展并将逐渐外迁。但是,这个认识是来得
: 多么不易呀!它不但毁了陈占祥先生的一生,打击了梁先生满腔的报
: 国热情,也伤害了更多知识份子的心。尤其是,北京的城墙城楼在
: “文革”中几乎被拆光,所谓古都风貌,在我们这一代竟遭到了如此
: 的破坏,损失已永远追不回来了。但直到几年前的电影《开国大典》,
: 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翻过来。记得电影上的场面大致是:周总理走进来
: 说,有几位教授提出来,老北京不能动。毛主席听了,对身边的刘少
: 奇、朱德二位大发感慨道: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啊!电影仍然以
: 这种方式,把梁、陈二位的真知灼见轻易否定了。通过这件事,我深
: 深体会到真理提出之不易,真理被人们接受的过程更为艰难的道理。
:     但正因如此,才更能见出我们敬爱的梁思成先生道德人格的伟大。
: 古诗有云:“高树多悲风,文人多命蹇”,长得越高的树,就越容易
: 遭到狂风的摧残;越是有血性的文人,命运也越是多灾多难。这种事,
: 自古已然,几乎成了规律。所谓“文人”,我理解的就是富于传统精
: 神的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可不是一个轻易的称谓,并不是中专毕
: 业、大学毕业甚至得了博士学位就可以称得起是“知识份子”了。学
: 历是次要的,在我看来,只有能够对人类、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具有
: 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有能力进行宏观思考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
: 称谓,其他人顶多只能算是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有知识,却不能算
: 作“知识份子”. 为什么这样的知识份子命运多蹇呢?就是因为他们
: 具有的一种特立独行,天马行空的风骨和气节,往往并不能为当权者
: 所容。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不计个人得失,
: 时刻只将人类、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首要前提;他们具有一
: 般常人少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已任,
: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情”;
: 他们只相信真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真是中国的脊梁。
: 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数千年而不倒,正是靠着这根脊梁的支撑。梁思
: 成先生就正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纪念梁思成先生,我认为首先就得
: 继承梁先生这种高风亮节的道德力量。所谓“道德文章”,不但要学
: 习梁先生的文章,更要发扬他的道德精神。
:     哲人们说,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但历史有时却有着惊人
: 的相似性,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梁先生当时面临的同样情形,我指
: 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事。
:     这件事在这里我不用多说了,就是法国人安德鲁提出了一个方案,
: 已经被有关方面基本采纳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文化特色、没有继承
: 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建筑文化传统、完全西化的、与环境极不协调、
: 不符合保护古都风貌精神的形象。这件事,已经引起了知识界许多人
: 士的强烈反对,几十位两院院士,上百位建筑师和规划师纷纷上书,
: 我为此也写了四篇文章,还上了一次香港凤凰卫视,接受了两次报纸
: 记者访谈。
:     我认为,这件事,与我们建筑历史工作者也有密切关系。安德鲁
: 已经向我们公开发出了三次挑战,一是他硬要把这一个怪物捅到我们
: 首都的心脏,堪称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最高典范的天安门和紫禁城旁
: 边;二是他宣称“我就是要切断历史”;三是他向我们发出质问说:
: “人们有时批评我没有在外形上采用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然而是什
: 么传统形式呢?是哪一个时期的?……谁(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
: 人)能够充当判官,说什么是中国形式,什么不是?”(《南华早报》
: 2000年8 月10日保罗·安德鲁《北京国家大剧院》)。
:     但是,毛主席说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
: 史。”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的文章写得好,他说,中国的伟大历
: 史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类,对不起西方人的地方,可是,西方的海盗国
: 家,从15世纪开始,首先割断了西非各族的历史,接着又割断了阿拉
: 伯、印度、美洲和澳洲土著的历史,从1840年起,也在不断地妄图割
: 断中国的历史(《新建筑》2001年第1 期)。现在,安德鲁自不量力,
: 又要再一次来割断中国的历史了。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尤其是
: 我们建筑历史工作者的最大侮辱。安德鲁把国家大剧院必须反映与历
: 史的延续传承,与周围环境高度协调的原则,歪曲并贬化为一个采用
: 不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也即是不是“仿古”的问题。如果真只
: 是“形式”,那么可以回答他的,鉴定是不是中国传统的(以至何代
: 何方的)建筑形式的专家,在中国多得很,在座的诸位都可以当他的
: 老师,根本不需要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来当判官的。但问题并不是“形
: 式”的仿古,而在于对中国传统建筑精神的理解与尊重。
:     安德鲁还狂妄地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贬低为“一幅漫画,这漫画
: 上兜售表达的不外是在主题乐园中所指的‘正宗文化’这类市场经售
: 观念而已”. 我相信,这一堆语法不通语意含混的句子,并无损于伟
: 大的中国建筑文化,只是完全暴露了他的无知以及由此带来的“无畏”
: 而已。
:     我还相信,如果梁思成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仍会一如既往地
: 站出来大声疾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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