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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nyu (灵雨),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灼痛的心——关于《钱理群文选》(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hu Oct 11 13:36:10 2001), 转信

灼痛的心——关于《钱理群文选》    (蒋泥)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念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惟一的“情人”就
是鲁迅。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
飘摇不定的理想。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可以被恶风扑灭,但从不死心,对
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七十年前先生就己讲过了,我不明
白的是社会为何没有一点长进。

    我想找寻答案,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作品,触类旁通地,
我连带着看了许多研究他的著作。其中最叫我激动的就是钱理群先生的那部《心
灵的探寻》。还记得当我注视他在扉页上的照片时,一下子便笑了,觉得那面
相很独特、很好玩。

    照片大约拍于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也
许就是贵州黄果树大瀑布,瀑布—落千丈。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
在池子边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佛,到今天再看,他就更像弥勒佛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到的
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
地埋伏着那么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那本书的正文前面,他写了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
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
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可悲的是,十年过去了,新的—代出世长大,“未
来”怎样呢?—一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
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这样不断“寄托”下去,恐怕他会发现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
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
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
而不在其余。

    那时侯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
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
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
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于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
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
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深情地告诫年轻人要埋
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去。

    他的心情是好的,可是我想,真正培养一位“大师”不自“年轻”时始,
而开始于年幼时。

    “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发
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就能熟记《十三经》,“倒
背如流”了。这个例子指的就是这一点。它具有心理学的依据。

    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Lorenz,Konrad)发现,人的发展就
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
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
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
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
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
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
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
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
出不了大师、天才——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
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
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
“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
就其莫大之伟业的。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
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
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
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
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己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
得,一息尚存,就需去作探究。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了他那如陀思妥耶夫斯
基式的“第二视力”——它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
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
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
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
“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
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
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
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
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
是什么?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它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
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
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萧红在《呼兰河
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
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梦里醒来。在评价舍斯托
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自由’的天空看到了无所不在
的‘监狱’,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
幻像己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己‘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
而纡缓’……”(《丰富的痛苦》,第31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醒来后的钱理群怎样呢?醒来后的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过这样
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
代价!这是可怕的。鲁迅那代人曾经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
始,能够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他去世不到二十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
年代成长起来的识分子却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毛泽东……40年
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己显偏颇,50年代
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
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
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
‘彻头彻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
分于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
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再向前走,他要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
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
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
‘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
收获’的抗战,即就是许广平所说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
前的走去”。(《心灵的探寻》第3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这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
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己经多次发生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
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种受压抑的怨
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
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
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
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同上,360页。)

    具备这一理性以后,铺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
(全局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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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寻遗殿
昭君觅故村
前世  今生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bbs.szu.edu.cn·[FROM: 203.9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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