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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enbf (清风流水),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客家形成于南宋论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un Oct 14 13:59:53 2001), 转信
客家人口众多，分布范围极广。由于它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
社会文化传统，特别是随着客家人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因而海内外不少专家
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客家民系形
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晋宋说、唐末说、唐末至宋初说、五代至宋初
说，以及宋末说、清代说等①。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但从“六说”中可以看出，其中有四种说法都与宋代有关。对此，笔者颇感兴趣
，现就客家形成于何时及一些与客家的形成、发展相关的问题，作些分析论述。
一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因此，研究客家的形成，应该从民族共同体所
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考察、分析。比如，“客家”与历史上汉民族中的“客户”
有何关系。唐代的主户、客户之别和“两税法”对“客户”纳税的规定，以及宋代
户口统计中对“客户”户籍的认可，一再表明移自中原的汉人、流人、流民，皆纳
入与汉民族原所共存的封建经济范畴后，才可能获得“客户”或“客民”的资格。
“这当是汉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要素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重
要作用的集中体现”②。
在客家人中，大都乐道自己的祖先原是“中原望族”或“中原士族”，
他们或因官留居客地，或“衣冠避难”而来。鲜有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佃客”或“
客户”。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在客家先民中的确有不少是属于士族官户或贵族之类
者，但说客家先民绝大多数曾充当过佃客也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有的佃客、客户，
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就拿宋代的“佃客”而言，其因无土地，只好依附于主户（即有土地的
税户），或佃种官田、学田。然而，其不但拥有“一定的迁徙权”，而且封建国家
还承认他们的“户籍权”③。他们虽然靠租佃为生，但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
的努力，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自然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其获得土地途径：一
是在劳动力增加和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例如宋政府在出卖绝户田
时，往往让佃户优先买，“标示见佃户，依估纳钱买充永业”，“若见佃户无力收
买，……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④。二是部分官田，因佃种“岁久，虽有屯田
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业”，按期向官府交租税就是了。实际上已转化为私有。
三是通过垦荒获得土地。宋初，政府已允许佃农对其所垦的土地有永业权。南宋政
府更明确规定：佃户佃耕荒田，满三年或五年而不拖欠租税者，“与充己业”，并
在地契上盖上官印，办理“割移”手续⑤。因而，这些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客户
”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弄清有关“客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客家的形成
。
我们说佃客、客户，对客家的形成很有关系，是“因客家先民大多数为
佃客之故”⑥，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佃客”、“客户”都能成为客家先民
。“客户”也不是“客家”的代名词。
清代是粤东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向外播迁、发展时期，当时政府的簿册已
不分主户、客户，客家势力已相当强大了。但从嘉庆元年所编撰的《增城县志》来
看，当时仍有不少客家人因缺乏土地，或自己没有土地而离开家乡，去当佃客，他
们被靠近广州的本地人称为“客民”。如该县志载称：“客民者，来增（按：即今
广州东边的增城县）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康熙初，“有
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龙川等县的人亦稍稍至。由于来
这里的佃民较容易得到土地，因而“益引嘉应州（即梅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
成聚”⑦。这些“客民”大都是从客家地区梅州及英德、龙川等地播迁而来的，他
们当然属于客家民系的范畴。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言，“梅地古为畲所
居”，那末这个原先属于畲族人所居的地方，从何时起成了客家人聚居的天地呢？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有的论者见北宋初所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中载称：梅地
之民“主为畲瑶，客为汉族”，便把这一史料当作客家形成于北宋初的一个重要依
据。笔者以为这里的“主”与“客”，是指土生土长的当地民族与外地来的汉民族
相对而言。从有关史料来看，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畲民，而不是汉民。因
为该地区很偏僻，自然环境又恶劣，非不得已外地的汉人不会迁往此地的。据《宋
史》记载，宋初，梅州“人稀土旷”，是宋政府明文规定的安置被贬官员、流放罪
犯的“远恶州”。宋廷考虑到该地区“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
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⑧。可见，该地环境之恶劣，足令官人望而
生畏。
由于这里土旷人稀，因此自古生活在该地区的畲族人民大都拥有自己的
土地或山林。而那些从外地迁进来的汉民，起初他们人数较少，一般靠租种当地土
著的土地为生。这也是宋初梅州的“主户”比“客户”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
寰宇记》卷之一百六十及光绪《嘉应州志》所载，宋初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
客三百六十七”，也反映了宋初这里的主、客户的实际情况。与梅州相连的循州，
也是主户多、客户少，“人多蛮僚”（按：此是当时对畲族的贬称），两地情况相
似。再者，当时该地区的畲民专门从事农业者很少，大都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
，而且一般都是粗放式经营，因而史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⑨。这与以
农为本的汉人社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说明当时该地区的汉人还很少。如果汉人
占大多数的话，就不存在“业农者鲜”的社会状况。可见北宋初，梅州地区还未成
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天地。但是，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
这里的民户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梅州总户数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户
⑩，其中主户为五千八百二十四户（有者是由客户转化而来的），客户为六千五百
四十八户 ⑾。客户已超过了主户。就“客户”而言，他们大都是从外地迁进来
的汉人，这从有关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
南宋时期，移居梅州从事农耕的客民就更多了。这从王象之所著的《舆
地纪胜》卷一０二《梅州》中可以看出来。其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
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王象之是南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进士，年轻时曾
宦游四方，亲临江淮荆闽等地，见闻甚广。该书是他广集资料，参订谬误，吸取精
华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巨著。其所记述的有关‘梅州”方面的内容，颇能反映当时
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梅州土地宽阔，而以往从事农业的人又很少，所以才吸引了众
多的客民来此地营生。北宋末，特别是到南宋时，梅州的客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
几乎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耕地。他们凭着自己人多、有先进的文化、先进的耕作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还在这里创建家园，繁衍生息，使梅州的大
部分地区变成了客家人的生活区域。因此，我们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符合
当时的客观历史。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上面所言梅州土地“悉藉汀、赣侨寓者
耕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汀赣地区来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汀赣地
区、尤其是汀州宁化在客家形成发过程中，曾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当时，客家先
民有者留居汀赣，有者向粤东等地转迁。特别是从北宋末到南宋时，这里的客家先
民更是纷纷迁入粤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自然环境等
方面的因素有关。
从有关资料来看，宋以前“北人南迁，多至闽西汀州府，大多数经宁化
石壁，而入粤者此时尚少。这时赣州、汀州人口较少且闭塞，正适避难移民安居，
是移民安生之乐土” ⑿。据《旧唐书》所载，唐玄宗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
６年），汀州只有四千六百八十户 ⒀，到北宋末徽宗崇宁年间（１１０２—１
１０６年），则达到了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户 ⒁，而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１
１６４年）竟增至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 ⒂。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自
天宝至崇宁历时３５０余年，和原有户数相比才增长了七万六千七百多户；而从崇
宁到隆庆２年（１１６４年）不过５０年左右，户数和原来相比竟增长了九万三千
多户。由于汀赣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因而又有许多人转到粤东，于是梅州的客户
亦大增，并超过了主户。这些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北方人
口的迁入。
如所周知，北宋末至南宋是我国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时代。特别是
靖康至绍兴和议１７年间，随着北方的沦陷，宋室南渡，北方士族百姓，被迫离开
家园，像潮水般地涌向南方。正如史籍所言：“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
万人” ⒃。这些被卷进流民队伍涌向南方的士民百姓，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有的
土地财产，为了生存，抗击金兵的南侵，有相当多的人便走上了应募当兵的道路，
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人，经过一番奔波后，又重新依附在土地上，靠种田维持生活
。当时，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带，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
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士民，因而这次从中原迁入该地区的士民，其
数量之多，自然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上述北宋末至南宋隆兴年间有关汀州户数的情
况，就是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北宋末至南宋迁入该地区的北方移民，对客家
民系的形成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笔者无意否定宋以前中原迁入该地的士民
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相当的关系）。这块三角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闭塞
，形成相对安定的地域，因此，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获得立脚、生
息、发展之地，并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具有客家特点的稳定的群体———客家民系
。
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在客家民系形成后，梅州境内仍生活着为数众
多的畲族人民。他们为反对官府的压榨，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元末，畲民“啸聚”
攻打州城梅塘。在元兵的血腥镇压下，众多的畲民被迫由梅南之畲坑向丰顺、潮汕
地区及闽南漳州地带迁移。从此，他们离开了梅州地区。而一部分幸存的畲民被迫
改族改姓保存下来，如“畲族蓝姓，改为汉族邓姓”，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
面，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客家融合了。有极少数隐居深山避过屠杀的畲族，
鉴于全境已为客族，他们怕遭世人岐视，更主要的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因而不
敢公开自己本来的身份，这样，他们在长年月久中也成为汉族客家了 ⒄。而客
家民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就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二
客家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即客家话。那么，客
家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其有何特征呢？
客家先民本是中原的汉族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迫使
他们向南迁徙。特别是北宋末至南宋，北方人口大批大批地涌向南方逃避战乱。北
方不少地方竟是“州县皆空”，乃至数百里不见人烟。在南迁的汉民中，有许多人
到了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区。他们在这个交通闭塞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地
区生产、生活，并以自身所拥有的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优势，影响
着该地区与他们相邻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当然，汉民在某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或多
或少地受到畲瑶民族的影响。这样，在这个特殊环境地带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特
色的生活区域和客家方言。客家话尽管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方言成份
，但从整体看，仍保持着它的主体性。就是说，其源于中原，保留着中州音韵。
这时北方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统治者随着征战的需要，在与
宋达成“绍兴和议”之前，金熙宗就把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迁到河北燕山等地，与汉
人杂处，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又将契丹人渤海人等
迁至燕山以南、淮河以北中原地区，有的汉人则逐渐北移。海陵王完颜亮夺取金统
治权后，迁都燕京，实行全盘汉化的政策。这样汉文化在女真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而“在女真人汉化的过程中，汉族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血液，吸收了许多女真文
化” ⒅。因而汉人受女真人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正如南宋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年）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南宋后讲到，淮北金占领区的居民，由于久习女真
风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 ⒆唐括安
礼讲得更融洽，他对金世宗说，女真与汉人，“今皆一家”（20）。在这种情况下
，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被迫入闽粤赣边境三角地区的中原移民
及其后裔，却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保留着中原汉语音韵，并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
方言。
刘佐泉在《客家方言》中，认为“客家话的入声系统，和《洪武正韵》
完全符合……。总之，在客家话里，虽然有若干部分，包含了自上古至元明的语言
，但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⑵⑾。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面说的
“若干部分”，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它却反映了客家话的形成有其
渊源。这从下面事例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在客家方言中，拥有最远古的语音。《诗经》中的用韵，如用现
代普通话来念，其中不少字简直无法押韵，也无法分解，但在客家话音系里却可分
得清清楚楚。如《诗经》里的：“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但现在的普通话
却不然，“双”是尢（昂）韵，“庸、从”二字是ㄥ（亨）韵。而客家话，“双”
读作ｓｅｎｇ（ㄙㄥ），它与“庸、从”二字，同属ㄥ（亨）韵。
《韵书》产生于汉朝，其用反切的方法，逐字注音。有关汉晋时期的诗
词歌赋用韵的情形，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测一二。《苏武与李陵诗》中，“因、人、
身、辰、秦、新、宾、亲”等字押韵。客家话，“因”读ｊｉｎ，“人”读∏’ｉ
ｎ，“身”与“辰”均读ｓｉｎ，“秦“读ｔｓ’ｉｎ，“新”读±ｉｎ，“宾”
读ｂｉｎ，“亲”读ｔｓ’ｉｎ，全部都读ｉｎ（因）韵。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
莫稽留太原卒”。诗中“窟、骨、卒”三个字押韵。客家话“窟”读Ｋｉｕｔ，“
骨”读“Ｋ’ｕｔ，“卒”读ｔｓ’ｕｔ，全部是ｕｔ韵。总之，“汉晋时的语音
系统，有许多是和客家音系相同的”⑿。
其次，在客家话的词汇中保存着许多古代词语。日常口语中普遍使用的
，如：索（蝇子）、禾（稻子）、樵（柴）、乌（黑）、面（脸）、食（吃）、颈
（脖子）、朝（早晨）、昼（中午）、行（走）、吾（我）、其（他）、若（你）
、日（太阳）、箸（筷子）、镬（锅）、莫（不）等等。这些都是古代正统文学常
用的词语。如《韩非子·喻老》中有云：“昔日纣为象箸”，“象箸”即用象牙做
的筷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到刘邦逮捕蒯通后，怒问蒯通曰：“若教淮阴
侯反乎？”这里的“若”就是你的意思。《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莫
能来”，“太后怒，不食”。“莫”即“不”，“食”即“吃”。《周礼膳夫》有
“朝食”语，《白虎通》有“昼食”语。客家话称吃早饭为“食朝”，吃午饭为“
食昼”，吃晚饭为“食夜”。
客家话还夹杂着古代北方某些地区的方言，因篇幅所限在此就不罗列事
例了。以上的情况反映了客家话与古代词语、语音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
过这时候客家音系还未形成，它只能说明客家话是由中原音系一脉承接下来的。
前面说到，刘佐泉先生根据客家话的有关声调与《洪武正韵》进行比较
、分析，认为客家话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是在宋代。而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专家李
新魁教授却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
基本语言面貌”⑵⒀。
上述观点虽各有各的倾向性，但彼此间亦有共同点，即均与南宋有关。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着眼于两者之间，即客家话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基本语言
面貌。就今天客家话中不少字的读音来看，其与南宋时人的读音完全一样。这从《
集韵》所注的音韵中可以反映出来。《集韵》是南宋丁度等人修订，并参考当时的
读音更订反切，是研究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列举一些字词略
加解释。
“心”，按《唐韵》息林切，并音为“新”。而《集韵》注音为“思林
切”。在客家话中这个字的读音为“ｓｉｎ”，与《集韵》同。
“江”，《集韵》古双切，音“杠”，水名。《释名》江共也，小江流
入其中所公共也。客家话“江”（ｇāｎｇ）与《集韵》注音“杠”同。这个字的
读音，是承袭《唐韵》《广韵》而来。客家人把“江、杠、光、岗、缸、刚、扛”
等，都读作ｇāｎｇ。
“大”，《集韵》他盖切，音“汰”，与“太、泰”同音。在客家话中
“太、大、泰、汰”同音。
“粄”，《广韵》博管切，《集韵》补满切，用大米面制成像包子或饼
一类的食品。客家人称之为“米反”（音ｂǒｎ）。其读音与《集韵》所注相同。
“扌送”，《集韵》损动切，音扌双（ｓǒｎｇ），推也。客家话称“
推倒”为“扌送倒”。该字只在《集韵》中有释。客家人一直使用这一方言。
“揢”，《集韵》乞格切，音喀，用手把住也。即用手的虎口卡住。客
家人称“卡住”为“扌客（音ｋā）住”。如把“他差一点把人卡死了”，说成“
其差一点把人家扌客死了”。
“揔”，《集韵》呼骨切，音忽。击也。该字作为方言流行于一些客家
地区，其读音与《集韵》同。如把“用巴掌打他”，说成”用巴掌揔其！”
“掇”，《集韵》都括切，音哆。意指拾取、采也；用双手拿或搬。客
家话把“搬石头”、“搬花盆”，说成“掇石头”、“掇花盆”。
“噍”，《集韵》承《唐韵》才笑切，音悄，嚼也。客家人称“嚼”为
“噍”（音ｇｉǎｏ）。如把“你嚼什么呀”，说成“你噍吗介”（ｇàｉ，与芥
、盖，音同）。
“讲”，《集韵》承《唐韵》，古项切，音“港”！与客家读音同，普
通话读音为ｊｉǎｎｇ，客家话读音为ｇǎｎｇ。属客家话常用语，如讲（ｇǎｎ
ｇ）故事、讲论，等等。
“揿”，《集韵》丘禁切，钦去声，按也。客家话把“别按住他”，说
为“莫揿其”！
“揇”，《唐韵》奴感切，《集韵》乃感切，并南上声。搦也。意指用
手把握住或把持住、抱住。客家话把“抱好”说为“揇好”。
“扌亥”，《集韵》下改切。有担的意思。属客家常用语。如说：“挑
担子”为“扌亥担哩（ｌｉ）”。
“姉”字，按《康熙字典》注释，有的地方令人费解。但只要结合客家
方言作些考查，就很容易把问题弄明白，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客家地
区所使用的某种方言，是从宋人那里一脉继承下来的。
据该书所载：“姉”《集韵》蒋兕切。《正韵》祖似切，姐本字。《释
名》女市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诗邶风》途及伯女市。宋之天子“呼
嫡母为大姉姉，妻之于嫡母亦然”⑵⒁。“姉”为姐本字，就当今而论，一般称
与自己同辈的亲属而且年龄比自己大的女子为姐姐（通常不包括可称做嫂嫂的人）
。因此，当儿子的称生母为“姉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那么，说宋朝皇帝称生
母为“大姉姉”，此言是否可靠？从有关史料来看，确有其事。据《四朝闻见录》
所载：宋高宗即位后，见德妃吴氏既勤劳又贤惠，多次想立她为皇后，但因“太后
（笔者按：即徽宗的韦妃、高宗的生母，当时其与徽宗一起当了金国的俘虏）远在
沙漠不敢举行”。高宗怀着内疚的心情安慰德妃吴氏说：“朕甚有愧，俟姐姐归（
按：原注谓太后），尔其选已。”吴氏听罢拜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
省，……思之，肚子泪下”。绍兴十二年（即绍兴和议后的第一年）八月，高宗的
生母从金国回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宫中。次年，高宗拟立吴氏为皇后，有一天，他为
此事去见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
合取自姐姐旨”。太后对高宗说：“这事由在尔！”于是高宗“批付外廷曰：朕奉
太母（按：一作“后”）之命……德妃吴氏可立为后”⑵⒂。从中不难看出，这
里所说的“姐姐”，显然不是前文“就当今而论”中所指的意思。她还包有别的含
义。今又查，“姐”古作“母也”，按《集韵》“母也”子野切，并同女市。《博
雅》释曰：母也者母也。可见高宗所言之“姐姐”，是对母亲的一种称法。从南宋
初到今天，历时八百多年，虽然时过境迁，但据调查在客家一些地区仍保持着这种
俗称，如梅州五华、大埔等县众多姓氏中，有称自己的生母为“阿母也”（āｊｉ
ｅ）者，也有称自己的岳母为“阿母也”（阿姐）者。像这样特殊的称谓，以往无
人去考查，总以为这是地方上一种习惯的叫法。从现有资料及有关情况来看，客家
地区的这种称谓，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其所以没有消失，当与北宋末至南宋时进入
闽粤赣三角地带的相当数量的客家先民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语言的载体，这种
叫法也随着他们的后裔世代相传。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客家话源于中原。它与客家民系的形
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言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客家话当然也不
例外。而客家话形成南宋，又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是符合历史事
实的。
三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客家的有关建筑及一些族谱来考察客家的形成与发展
。
客家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这大概与客家人的家园来得太不容易有关。
他们弃家迁徙，每迁徙一次，建一个屋村。起初，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住的房屋比较一般，当然也有少数人经济实力较强，建筑房屋也特别考究。
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以及受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讲究居室建筑
的人越来越多。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在宋代时较少，而到了元、明、清时期逐渐增多
，正反映了客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客家的屋室有围龙式、棋盘式、四角楼、五栋式、围楼、围村等名目。
粤东现存的典型的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兴宁县有“龙兴寨”、“仙人寨”；丰顺县
有“建桥围”、“紫荆围”、“永庆楼”及拥有１５０个房间的“沙田四角楼”；
蕉岭县有“石寨围楼”、“九栋古屋”、“笃庆堂”；大埔县有“维新楼”（３层
７２个房间）；梅县有“联芳楼”（全楼有１００多个房间）等等。这里面只有“
龙人寨”为南宋建筑，是一座三层二街螺旋室建筑，围内有水井（泉水不绝）等生
活设施。整个寨占地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能住二百多人。
除此之外，其余大多是明清时代所建⑵⒃。
闽西客家大土楼建筑更多。其建筑特点：坚固、高大、封闭式，自成天
地。其中永定县的“大楼厦土楼”，据考证属宋代的建筑物，是一座大方楼。其余
的土楼建筑年代就比较晚了。而且大多数是大方楼，大圆楼极少。永定的“承启楼
”是一座高头圆形的大土楼，高１２－４米，面积５３７６－１７平方米，全楼有
房间３９２个，居住人数最多时为８０户、６００余人。是一座极为壮观的客家大
土楼⑵⒄。
客家大型土楼由少到多，反映出客家人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同时也
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客家人的凝聚力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如粤北韶关曲
江灵溪乡“翰亨围”，建于明末。《黄氏族谱》记此事曰：“无奈后期转朝换国，
普省额外加征，强盗大贼，搜杀人命，各处修造围寨，诚惶诚恐，……遂集众商议
，请来湖南工匠，筑墙围村，自得安能。”关于“修造围寨”的原因，这里面讲得
很清楚。这也是客家的大土楼、大围楼、围村、围寨，自宋至清，逐朝增多的一个
重要原因。
粤东之五华是纯客县，居民建筑有四方土楼、围寨，等等，且大多建于
明清时代。全县姓张的客家人就有十多万。他们的先辈是从福建上杭移居过来的。
而且公认张化孙为客家张氏上杭之始祖。五华张氏，从张化孙为一世算起，至今也
不过３４代。他们大都保留有族谱，辈分分明，《五华张氏源流溯考》（下称“溯
考”）均有记述。张化孙之先辈，本居中原，“北宋末，中原遭靖康之乱，张端遂
携子孙南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其玄孙张扬德，配巫氏，生三子：长子化龙、
次子化孙、老三化凤。据“溯考”记述：张化孙于孝宗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年）出
生在汀州宁化石壁村，在宁宗、理宗时期，曾任知州等职。并由宁化迁往上杭。配
陈氏、阙氏，生十八子，派衍十八大房，九十八孙。化孙卒于度宗咸淳二年（１２
６６年），葬于上杭西洋村。从张端到化孙的孙子，整整八代人。张端亦是“携子
孙”入闽的，若减去三代人，其后裔五代人出生在石壁村或上杭。若一代按３０年
计，五代为１５０年。张端的后裔有多少？其玄孙张扬德的二儿子化孙这一宗支就
有一百余人，其老大、老三亦“财丁两旺”。张化孙迁往上杭，与这个家族人口膨
胀很有关系。后来化孙的一些子孙又从这个纯客县迁往梅州兴宁五华。五华客家张
均称自己是化孙公之后裔，他们“不忘祖宗言”，讲的是客家话。
当然，北宋末至南宋从中原迁往汀赣地区的氏族为数众多（学术界不少
论著都列举过这方面的许多事例），而并非张端一族。这里以张端为例，主要是他
的情况较详。再者从石壁迁往上杭的还有其他姓氏。据丘复编撰的福建《上杭县志
·氏族志》载：“上杭氏族自石壁村所迁至的计有丘、江、朱、伍、官、陈、袁、
范、张、黄、曾、詹、谢、严、罗、龚等十七姓（笔者按：实际不止这些，还有廖
、温、李等），迁至年代多在宋朝”。后来，他们中的一部人也迁往粤东客家地区
。他们迁居，有者举家而来，有者家中部分成员外迁，或氏族中的一个宗支外迁。
留或迁，根据情况而定，这也是自然的。正因为这样，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区，
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前面已经提到，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宁化石壁村起过中
转站的作用。粤东的客家人很多都是从该地区转迁而来的。据考察“石壁村至今仍
为客家人居住区域。其语言、饮食、农田耕作、民情风俗、生活工具等，都与粤东
客家基本相同”⑵⒅。这说明石壁村是众多客家人的祖籍地，从客家民系形成之
日起，粤东的客家人与他们一样一直都保持着客家人的社会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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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笑山：《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客家方言》，《中州学刊》１９９６年第
４期。
② 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研究》第二辑，第７页。
③ 朱瑞熙：《宋代佃客法律地位再探索》，《宋史研究论文集》１９８４
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９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七二。
⑤曾琼碧：《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及其地位》，《宋史研究论文集》１９８
４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７页。
⑥⑦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３８页、１３４页。
⑧《宋史·地理志》卷九十，第２２４８页。
⑨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梅州》。
⑩按《宋史·地理志》卷九十，第２２３７页所记则为１２３７０户。
⑾《元丰九域志》、光绪《嘉应州地》。
⑿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转引自《客家学研究》第二辑，第１０４页。
⒀《旧唐书·地理》卷四十，第１６００页。
⒁《宋史·地理志》卷八九，第２２０９页。
⒂⑵⒀参见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１９
９５年第５期。
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高宗绍兴五年闰三月壬戌。
⒄参考吴炳奎：《广东梅县畲族考》，见《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出版，第２９７页。
⒅翁独建：《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４７６页。
⒆范成大：《揽辔录》，转引同⒅第５１８页。
⑵⑽《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转引同⒅第５１８页。
⑵⑾、⑵⑿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第３５０页、３５７页。
⑵⒁见《康熙字典》丑集下，“姉”字条目。
⑵⒂《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见（清）鲍廷博等辑
《知不足斋丛书》第四辑（长塘鲍氏刊本）。
⑵⒃同⑥参考第２９９至３０１页。
⑵⒄参考吴福文：《闽西客家文化事象举探》，见《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第４３页。
⑵⒅叶纬：《访客家先民寄居地———宁化石壁村》，《客家民俗》１９８
５年第２期。
（鸣谢：张天周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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