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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ue (Merry Christmas),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ZZ  中国杂谈之三:僭称中华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Dec 19 14:31:18 2001), 转信

据报道,李登辉近日对日本媒体自承心脏三条大血管都被塞住,世上只有一位日本
医师专治此病,所以迫切需要赴日医病。这位老皇民为了访日,千方百计,除了吹
捧日本的医疗水准,甚至不惜公开原先保密唯恐不及的健康状况,台湾某主要报纸
为此发表专评,称李登辉为“资深哈日族”,谓他对日本的感情,“举世想必再找
不到第二个”,可谓一针见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此可以理解许多心仪旧日“大东亚共荣”盛况的台独
人士,为何对“中华”、“中国”、“中国人”等词汇如此厌恶,甚至咒骂台湾人
之外的中国人为“中国猪”。可是这些大小“哈日族”绝不知道,他们念念不忘的
“大和帝国”旧主,却曾经长期以自称“中国”和“华夏” 为荣,甚至到了狂热
的地步。

    例如《大日本史》卷一一七,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大唐玄宗开元二
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
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这里藤原广嗣是第一个白纸黑字公开宣扬“日
本即中国”的日本人。

    此类事例,层出不穷,文献足征。以《续日本纪》举例,卷一:“通中国于是
始矣”;卷四:“华夏载伫”;卷九:“是以圣王立制,亦务实边者,盖以安中国
也”;卷三十七:“蛮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自干戈,何除民害”;卷四十:“陆
奥国言:志同内民,风仰华土”,等等。这里的“中国”、“华夏”、“华”等名
,均为日本自称。

    其他又如《集令解》卷二十八:“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
华夷所称。陛下,上表所称。”《日本后纪》卷二十一:“其虾夷者,依请须移配
中国,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当土”,等等,都是日本僭称中国的例子。再看
《集令解》卷四:“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竟然将真正的中国
人,列入“夷狄”,令人啼笑皆非。
    日本僭称中国、华夏,绝非只是奈良、平安年代的一时风尚。从八世纪到十九
世纪,日本僭称中国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幕府后期,藤田东湖高唱:“神州自
神州,西土自西土”,以日本为神州,中国为西土。山鹿素行更明言:日本方可称
为“真正之中国”。他所著《中朝事实》说:“人有华夷,……四夷不远千里之险
,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
过化之极功也。”山鹿说的“华”、“中华”、“中朝”等等,都指日本。《中朝
事实》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据说日主裕仁特别着迷。

    甚至到了大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主仍下令国史局总
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日主所谓“
华”,显然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中国,而是日本自己。甲午战争前后,
日本大举提倡“脱亚入欧”,其御用文人不再僭称“中华”,而以蔑视中国取乐,
称之为支那。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公私文件书刊不敢再称支那,改称中国
至今。但诸如彭明敏、石原慎太郎等二战翻案运动人士则仍然坚持用“支那”一词


    中土之外自称中华的国度不止日本,越南是另外一个例子。安南历朝政权自称
“中华”、“中国”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例如陈朝兴隆八年(1300),英宗传檄
诸将:“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
,而无忿心!”,大抵是安南僭称中国之始。

    但是越南立国,基本上是趁唐末五代十国混乱之机,以边藩自立,大量上层人
士来自中国内地,所以长期具有“南北朝”的心态,以现代语讲,就是持“两个中
国”态度。《大越史记本纪陈纪陈艺宗》:“帝尝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
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就是明证。在这种心态下,甚至有时会自
居正统,例如《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一》载1427年黎朝太祖谕天下曰:“贼在中国
,民犹未定,于汝安乎?昔胡氏无道,贼因此而夺我国家”云云,明白表示自己是
“中国”,而大明则是“贼”。
    但是正如日本北朝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之后,接受大明成祖文皇帝册封,奉永
乐正朔,向大明称臣纳贡,越南也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到明朝宣德年间,受大明
册封,称中土为“中国”、“华”,自居夷狄。黎太祖上大明宣宗的谢表即称颂:
“陛下圣神文武,兴灭继绝,…用辑宁于夷夏,大溥乾坤之量,广覃雨露之恩,轸
臣荒服之氓,置之不问,赦臣丘山之罪,咸与维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怀远人而安
中国。”一清二楚。
    然而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直至整个东南亚,则始终自居为“中国”和“华”,
称他国为夷狄。例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
1479年颁布征盘蛮诏:“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同年征哀牢诏:“朕丕绳
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等等。1517年,莫登庸上表黎昭宗:“三纲
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这里“中
夏”清楚指的是大越,不是大明。

    到了19世纪,安南阮朝世祖靠法国援助方得复国,但仍自视为“中国”,别人
为“夷”,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
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云云。这
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不是大清。越南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
”、“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西贡等等
,都是例子。

    他国坚持自称中华的理由,由朝鲜的例子便看得很清楚。朝鲜也是以“中华”
自居的国度,李朝《成宗实录》:“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
,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正为明证。但是与日本和越南不同,朝鲜朝野对
这一自我认同,向来不忌详细解释。

    朝鲜李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自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
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943年,高丽太祖临终,以《训
要》十条授朴述熙,其第四条明确规定:“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
其制”;高丽仁宗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李朝世宗时
,崔万里等上疏,说“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李朝《宣祖实录
》:“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
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实
在不胜枚举。朝鲜自居“小中华” 的缘故,再是清楚不过。

    上述各种实例,充分显示了在东亚的传统历史上,“中国”、“中华”、“华
夏”等名称的巨大政治文化感召力量。而且这种感召力,决不是象西方殖民主义那
样得自武力征服或军事威胁。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将向其传统政治结构回归。东
亚各国自称“中华”的历史,此时此刻,更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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