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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辨 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Nov 12 13:21:24 2003), 站内信件

《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辨

王伯虎

内容提要:《左传》作者为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丘明,史有明载。论者否定左撰《左传》之
理由均不能成立。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论语·公冶长篇》不能证明左丘明的年龄大于
或至少不小于孔子。赵襄子之死距孔子之死仅36年,左丘明活到此时实属正常。《左传》
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左传》全书主体大概
完成于晋阳之围前,最后“悼之四年”一段则成于赵襄子死后不久。

关键词:《左传》、左丘明、孔子、赵襄子、预言、赵氏、魏氏、陈氏

————————————————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左丘明,史有明载。《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 秋》。上
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
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 人人异端,
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左传》作者的最早记述。

《左传》一书结构严谨,首尾相贯,风格一致,似一气呵成,应成于一人之手。既名《左
氏春秋》,自当为左氏者所撰;以鲁为宗国,与“鲁君子”吻合;好发预言,正是史官特
征。凡此种种,皆与左丘明身份相符。因此,若无强有力之反证,则左丘明撰《左传》之
说不容否定。

然而,自唐、宋以来,不断有人对左丘明撰《左传》提出疑问;当今学者也多持怀疑态度


纵观诸家所见,其否定左撰《左传》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据《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提及左丘明之语气判断,左丘明的年龄应大于或至少不
小于孔子。[1]

2、《左传》最后一段称赵无恤为襄子,足证其成书在赵无恤死后,而赵无恤之死距孔子
之死已五十多年。[2]

3、《左传》书中一再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必亲见其事。而这两件事距孔子之
死至少也有76年,左丘明不可能活到此时。[3]

果真如此,自可推倒左撰《左传》之成说。但我们经过研究却发现,这些理由其实都很勉
强,不足以推倒旧说。因为:

第一,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他在孔子死后还活了很长时间。《论语·公冶长篇》不能证
明左丘明的年龄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

第二:赵无恤之死距孔子之死其实没有五十多年,而是只有36年,左丘明活到此时实属正
常。

第三:《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

下面依次论证。


一、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

孔子与左丘明,二人谁长谁幼,这本是个不争的问题。至少在唐代以前尚无人怀疑过左丘
明是孔子的晚辈。

前引《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得明白,左丘明是在孔子死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才着手撰写《左传》的;而《左传》乃是巨著,非短日可就,这就意味着
左丘明在孔子之后还活了很长时间。《左传》最后一段称赵无恤为“赵襄子”,而赵无恤
卒于孔子之后36年(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论证),倘若这段文字非后人所补(从这段文字
的风格、语气判断,后人补写的可能性不大),则左丘明在孔子死后至少还活了36年。因
此,左丘明为孔子晚辈应不成问题。

据刘向《别录》,左丘明后来把《左传》传给了曾申。曾申为孔子晚年弟子曾参之次子。
曾参小孔子46岁。从时间看,应为有据。

我们说左丘明在孔子死后36年还活着,这是否有些玄乎呢?一点也不。因为假设孔子死时
,左丘明的年龄为30岁,到赵襄子死时活到66岁应属正常;即使他在孔子死时已有40岁,
那他活到76岁也不算太离谱吧!

从现存资料看,把孔、左二人联系起来的是《春秋》,不闻在《春秋》之外二人还有何交
往。孔子修《春秋》是在晚年。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
。在此之前,二人同居一国,却不闻交往。应当认为这是由于左丘明年轻资浅,无从相识
。直到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返鲁,整理典籍,修订《春秋》,二人始
有交往。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人相处不足5年,所以孔子虽很赏识
左丘明,但语及左氏的言辞仅《论语·公冶长篇》一处保留下来。

能否仅据《论语·公冶长篇》一节文字就轻易断言左丘明的年龄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呢
?显然不能。且看《论语》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 之,丘
亦耻之。”

这里根本没有涉及二人的长幼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孔子称许左丘明的为人,赞赏他的交友
之道,就说这是“引左丘明以自重”,并进一步推出左丘明“至少和孔子同时,年龄或许
还大于孔子”的结论来。[4]

孔子论人尚德不尚年,他所推崇的人并不都比他年长。“雍也,可使南面”[5],捧之太
过;“使尔多才,吾为尔宰”[6],几近于谀。然而冉雍、颜回不都是他的晚辈吗?为什
么“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就说一定不比孔子年轻呢?

至于说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无此必要吧!孔子年仅三十余岁,即被孟僖子视为“达
者”,并使其二子师事之,名气已经很大了。[7]五十多岁更做到鲁国司寇,为第四卿,
仅次于三桓。这在鲁国除了出自公室的世卿大族如臧孙氏、子叔氏等之外,绝无仅有。[
8]虽说后来离职去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但其政治声誉在当时除了年长于他的子产
、晏婴、叔向等人之外,无人能比。哪里用得着引他人以自重呢?“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与其说是“引左丘明以自重”,不如说这是孔子借己之声誉,以抬举左丘明这个自
己喜欢的后生罢了。


二、赵襄子之死距孔子之死应为36年

《史记·六国表》以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425年)为赵襄子之卒年,时距孔子之死已54
年。若说此时左丘明仍在世,有些玄乎。但《六国表》的写法其实有误。

《左传·哀公二十年》记: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
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
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
乃往。……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
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
敢展布之。”

哀公二十年为公元前475年。“赵孟”名无恤,即赵襄子。其父赵简子,名鞅,又名志父
,时已故。襄子为父守丧,故称父为“先主”;楚隆对吴王,也有“先臣志父”之语。“
先主”、“先臣”,自是去世的意思。可知赵襄子元年至少应从这年算起。襄子在位33年
,其卒年应不迟于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

那么,司马迁《六国表》的写法是不是另有所据呢?不是的。《史记·赵世家》记:“赵
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全抄《左传》。而《六国表》列“越
围吴”事正在周元王二年,即鲁哀公二十年,并无不同。

但《赵世家》在叙述赵简子时事又有“(晋)定公三十三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
。是岁,越王勾践灭吴。”一望便知,这里仍本《左传·哀公二十年》,只是又把“赵孟
”解作赵简子了。同一“赵孟”,忽作简子,忽作襄子,莫衷一是;且简子时既已“灭吴
”,何得襄子时又来“围吴”之事呢?

象司马迁这样治史态度严谨的人,既然明知鲁哀公二十年赵简子已死,为什么又要把赵襄
子元年后移十八年,甚至不惜采用一事二解的非常手法,以致前后矛盾,谬误不通呢?答
曰: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公元前475年越围吴,到公元前228年秦拔邯郸,其
间共有248年。而司马迁所掌握的赵国历代君主之在位年数,却是:

襄子:33年
桓子:1年
献侯:15年
烈侯:9年
敬侯:12年
成侯:25年
肃侯:24年
武公:13年
武灵王:27年
惠文王:33年
孝成王:21年
悼襄王:9年
王迁:8年

只有230年,缺少了18年。如果《六国表》依《左传》,以周元王二年为赵襄子元年,势
必将赵亡之年提前18年,这当然不行。无奈,只得倒填上去。于是便把赵襄子元年挪到周
贞定王十二年,而赵简子在位年数也无端增至60年,《左传·哀公二十年》的“赵孟”也
解作赵简子了。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诚实的,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处理并不满意。因而又写下了“赵襄子元
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以示自己并无把握。

赵襄子元年当依《左传》为周元王二年。襄子在位33年,其卒年应为周贞定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

那么,我们对于赵国纪年空缺的这18年当作何解释呢?

在尚无新的史料可以明确说明之前,我们试作如下猜测:这18年很可能属于赵桓子与赵献
侯分争之年。

《史记·赵世家》记其事云:

襄子为伯鲁(赵简子长子,襄子兄)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于伯鲁子代成君。
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
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
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这里有几个疑点:1、献侯即位,应居简、襄之都晋阳,何以却“治中牟”?2、桓子逐献
侯自立,应居中牟,何以却居代?3、桓子能逐君自立,应非老迈病弱,何以1年便卒?4
、献侯即位时年少,何以在位仅15年?若属英年早逝,其子烈侯在位应相对长些,何以仅
只有9年?

以情理推:献侯初立,应居晋阳;被逐之后,才“治中牟”,可能以此作为对抗桓子的基
地。代原是代成君的封地,成君死,其子被立为太子,代可能又转封给桓子了。桓子逐君
自立,遭国人反对,故迁都于代。桓子死后,其子被杀,献侯复位。从献侯初立到复位,
中经19年时间。所谓桓子在位1年,似是献侯初立1年,而桓子在位18年。设献侯初立时十
余岁,初立1年被逐,18年后复位,再执政15年,死时约50岁上下,如此方合情理。桓子
乃是篡位之君,身死无后,被排除于祭统之外,赵人对于他的世系隐而不论,故其在位年
数失落了。

既然赵襄子卒于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那么,左丘明活到赵襄子死后也就不奇
怪了。


三、《左传》并未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史官原是通神之人,需预测时事。左丘明出身史官,也有此嗜好,故在书中记下了大量预
言。其中最为论者所重视的是对晋国魏氏和齐国陈氏(即田氏)的预言。许多人认为这些
预言预示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并由此断定《左传》作者必亲见此二事的发生。这种看
法十分勉强。

《左传》对魏氏的预言凡二见。

1、闵公元年《传》: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
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
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
“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2、昭公二十八年《传》: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
,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
长有后于晋国乎!”

毕万因功封于魏,其后以魏为氏。至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同日封侯。论者以为正应
“公侯之卦”,足证《左传》作者必亲见其事,故有此比附之词,时距孔子去世已76年,
左丘明不可能活到此时,所以《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这可算作否定左撰《左传》
的最过硬的证据了。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妥当。

首先,所谓“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是否确指封侯,还可探讨。

毕万之先祖毕公,在周为公卿,封于毕[9],其实不算诸侯。魏氏后来在晋为世卿,也算
“复其始”了。《左传》用语有其特殊含义,不可以后来义理解。如庄公二十二年《传》
谓陈氏将“代陈有国”,当然不是说陈亡之时,陈氏将成为诸侯,而只是说将“得政于齐
”。[10]再如襄公二十九年《传》谓“郑之罕、宋之乐”皆将“得国”,也不是说罕氏、
乐氏将成为郑、宋的国君,而只是说二氏将“常掌国政,以为上卿”。既然这里的“有国
”、“得国”不能以后来义理解,为什么魏氏的“公侯之卦”就一定解作封侯呢?

退一步说,即使魏氏的“公侯之卦”确指封侯,那也与三家分晋无关。

谁都知道,魏氏是与赵、韩同日封侯的。遍检《左传》,只提魏氏是“公侯之子孙,必复
其始”,却无一言提及赵、韩也将封侯,这是为什么呢?

在整个春秋时期,魏氏的地位远不及赵氏,甚至也不及韩氏。

赵氏初为晋卿在前629年,先后任卿者有赵衰、赵盾、赵朔、赵同、赵括、赵武、赵成、
赵鞅、赵无恤,计7世9人(支系赵穿、赵旃不计),其中赵盾、赵武、赵鞅三人曾任正卿
,赵衰、赵成、赵无恤三人曾任次卿,[11]余三人任下卿。

韩氏初为晋卿在前588年,先后任卿者有韩厥、韩起、韩不害、韩虎,计6世4人,其中韩
厥、韩起二人曾任正卿,余为下卿。

魏氏初为晋卿最迟,在前570至573年之间,先后任卿者有魏绛、魏舒、魏曼多、魏驹,计
5世4人(支系吕相、魏颉不计)其中任正卿者仅魏舒一人,余皆为下卿。

尤其到春秋后期,赵武、赵成、赵鞅、赵无恤四世为正卿、次卿,而魏氏仅列下卿。三家
分晋也是赵氏带头的。

然而《左传》对赵氏的预言却总不妙。昭公二十九年《传》:

蔡史墨曰:“范、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公九年《传》:

(阳虎)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

需要提及的是:灭耿霍魏之役,赵夙也是参加了的。他与毕万地位相当,功劳相同,所受
封赏也相等。赵氏之起,实由赵夙。

《左传》独钟魏氏,而对于赵、韩却不以为然,这正反映了作者对于晋国未来局势的基本
判断。在左氏看来:晋之六卿,范氏、中行氏已亡;知氏(即智氏)将步其后尘;其余三
家,赵氏似将先亡,韩氏继之,而魏氏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至于三家灭知之后停止争斗和
平共处,最后共同瓜分晋国,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从表面上看,魏斯封侯,《左传》的预言应验了;但由于封侯的是三家而非一家,预言实
则落空了。

齐田氏,《左传》作“陈氏”。

《左传》对陈氏的预言凡四见。

1、庄公二十二年《传》: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鏘。有妫之后,将育
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
,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
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陈衰,
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2、昭公三年《传》: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箕伯、直柄、
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3、昭公八年《传》: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
…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4、昭公二十六年《传》:

(晏子)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后世若少惰,
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

“敬仲”即陈厉公子名完。完奔齐,齐桓公任为工正,此为齐陈氏之始。

至五世时,陈桓子无宇与鲍氏共逐出自齐惠公的栾氏、高氏,始为卿。所谓“五世其昌,
并于正卿”,“陈桓子始大于齐”,即指此。

至八世时,陈成子恒消灭了最后一个竞争对手阚止,弑简公,独揽齐政。所谓“八世之后
,莫之于京”,“成子得政”,即指此。这些事均发生于孔子生前,为左丘明所亲见,记
于《左传》。

至于得政之后又将如何,《左传》没有明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其兆既存矣”
,“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只是时人的预感,局势最终如何发展,
并未肯定。正如仲由(子路)所言:“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12]

田(陈)和封侯,已是陈氏十二世时事,预言无此内容。[13]

总之,《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陈)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



四、《左传》成书时间推测

《左传》最后附有一段“悼之四年”的尾巴。种种迹象表明,它是后补的。为阅读方便,
照抄如下: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
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
?”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
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首先,从全书结构看。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孔子截取自隐至哀凡十二公时太史所记以成《春秋》,由于
当时哀公尚在位,还有一半事未记。为弥补这一缺憾,《左传》叙事延至哀公之末。交代
完哀公“如越”事,《左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哀公以后事不在它的写作范围。然而《
左传》却留下这条尾巴,显得不伦不类。

如果左氏认为全书当终于哀公,这条尾巴便是多余的;如果他觉得哀公以后事仍需交代,
那就应从悼公即位写起,不能突然跳到“悼之四年”,更不能只写荀瑶(即智瑶,《左传
》“智”作“知”)围郑一件事。

也许他觉得哀公以后的事,别的都可以不论,惟独三家灭智太重要了,不能不说,那也应
重点叙述晋阳之围。以左氏之大才,那一定会是精妙之作,绘声绘色,跌宕起伏。然而他
却只写了围郑之役知瑶与赵无恤因口角而交恶,便匆匆收笔。这种安排,不能说是深思熟
虑吧!

从《左传》的这种奇怪安排可以看出,左丘明最初的写作计划并不包括哀公以后事。当《
左传》按照预定计划大体完成时,晋阳之围[14]可能尚未发生。左氏对这场大冲突似乎也
无预感,因此书中对知、赵两家的矛盾未作任何铺垫,也未作任何暗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家灭智的巨大意义日益显露出来。左丘明觉得应该有所反映,这才有
了这条尾巴。

其次,从这段文字本身看,前后很不协调。

前面写围郑之役,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似有详细陈述赵、知冲突之意。甚至连郑人的战
前会议及酅魁垒的被俘就义也要描绘一番。后面却突然改变主意,惜墨如金,匆忙作结。
颇疑有什么事情发生,妨碍他继续写下去。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说,可知左丘明晚年失明
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写作:三言两语,一笔带过。

最后,从书中对赵襄子的称呼看。

《左传》对于书中出现的人物,无论多么重要,出现的次数多么频繁,均不作背景介绍,
而是采用互见法,将人物的姓、氏、名、字、谥号、官职交替使用,以示此人名什么、字
什么、谥号又是什么、出自何族、任何官职,等等。如称赵武,时曰“赵武”,时曰“赵
孟”,时曰“文子”、“赵文子”。又如称赵鞅,时曰“赵鞅”,时曰“赵孟”,时曰“
志父”,时曰“简子”、“赵简子”。然而对于赵无恤却是例外:一直称“赵孟”,仅借
楚隆之口说出“无恤”,以示这个“赵孟”不是赵武或赵鞅,而是赵无恤;却不称“襄子
”、“赵襄子”。只是到了“悼之四年”末尾,才出现“赵襄子”字样。这似乎透露出:
左丘明在写前面内容的时候,赵襄子还活着。

因此,我推测:左丘明大约是在孔子死后数年或十年左右开始写作《左传》的;晋阳之围
发生时,全书应已完成或基本完成。知氏灭亡后,左丘明决定补写这场事变,无奈年事已
高,[15]眼疾失明,刚刚开头却又匆匆收笔,时在赵襄子去世前后,即公元前443年前后
。[16]

结论: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他活到赵襄子死后实属正常;《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因此,否定左丘明撰《左传》的理由均不能
成立。

《左传》全书主体大概完成于晋阳之围前,最后的“悼之四年”一段则成于赵襄子死后不
久。

————————————————

注释
[1][2][4]杨伯峻《经书浅谈·左传》,《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又见《春秋左传注·
前言》。
[3]徐中舒《左传选·后序》。
[5]《论语·雍也》。
[6]《史记·孔子世家》。
[7]《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
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
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约三十四
岁。
[8] 臧孙氏出自孝公,子叔氏出自文公。臧孙氏长期担任司寇一职,在臧孙氏失势后,其
地位由子叔氏取代。
[9]《史记·魏世家》。
[10]《左传·昭公八年》。
[11]《史记》谓赵衰也曾任正卿。
[12]《左传·哀公十五年》。
[13] 杨伯峻即认为《左传》并未预言田氏代齐事,见《春秋左传注·前言》及《经书浅
谈·左传》。
[14] 公元前453年,知瑶率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
[15]《左传》最后出现“悼之四年”字样,则悼公已去世。据本人考证,鲁悼公卒于公元
前437年,距孔子去世42年(见拙作《鲁悼公卒年考》,未刊)。若孔子去世时左氏三、
四十岁,悼公去世时便已七、八十岁,已是高龄。
[16] 具体地说,“悼之四年”前一部分应写于赵襄子在世时,末尾几句则写于赵襄子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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