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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tdie (土到掉渣),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Dec 19 16:56:37 2003), 站内信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
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
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
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
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
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
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
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武帝
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这一斗争的全过程是怎样呢?
我们只要看一下当时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汉书·武帝纪》: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
、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
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
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

对此,《史记》之《孝武本纪》明确记载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乡儒
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
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
、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儒林列传》补充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
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
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
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
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
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里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
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
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
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

《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
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
记》大致相同。

这次斗争儒家大获全胜,前提是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学术上无作为,但确是武帝初期一个极有建树的政治家。《史记·魏其、武安列传
》说:“武安侯田蚡者……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
,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
相。……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
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
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
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
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
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可见,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实权人
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而且是最后完成人。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
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他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建议,但迟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
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
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汉武帝“延文学
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所谓的儒者。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鲜,不过是
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所以,说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实依
据。

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之由来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学术谎言是怎么产生
的呢?

应当指出,这一谎言在西汉时期并不存在。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
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都肯定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整个西汉人亦未有此说。这一谎言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
》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
林传》。在此问题上,我们对史料取舍的基准应是:一、《史记》与《汉书》有矛盾时,
应以《史记》为准。因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朝为官,不可能有误;
二、《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与《董仲舒传》有矛盾时,应以《武帝纪》与《
儒林传》为准。因为帝王的活动当时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大的思想或学术
事件亦是如此,错误是极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大量的旁证,说明《史记》以及《汉书》
的《武帝纪》、《儒林传》错了,否则不能成立,而这样的旁证一个都没有。相反,对《
董仲舒传》的不利的证据倒相当多。因此,班固的这段话不可信,亦不为后人注意,唐代
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

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谎言才被正式泡制出笼,而其泡制者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请看
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
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
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
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
,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
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
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
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
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
。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
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
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
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
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
文学,上亲策之。”

司马光还有一首赞颂董仲舒小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优。”(1)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精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神话啊!
司马光在这里玩弄的是“打时间差”的诡计,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
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汉武帝七年以后,思想界风平浪静,既找不到武帝真采纳此建议
的证据,也找不到武帝采纳后的任何举措,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将其时间往前提。同时,
司马光又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实;进
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实。似乎武帝
元年“卫绾奏请罢申商韩苏张”、武帝二年“王臧、赵绾等议立明堂”、武帝五年“置《
五经》博士”、 武帝七年的“举孝廉”和“《五经》策问”均与董仲舒有关,都是汉武
帝采纳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结果。这如果作为历史演义,自然无可厚非;若是
作为真实的史论,则错谬百出。

首先,对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提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早就提出了疑疑
,并说:“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当今董学研究权威周桂钿先生也证明:“王先
谦《汉书补注》说:‘仲舒对策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西南夷传
》: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奥后,次年即为元光元年’。以此断定董仲舒对策
、任江都相不在建元元年,而在元光元年。”(2)

第二,武帝七年的诏贤良与元年的举文学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
各种理论——百家。类似元年的举文贤良,早在武帝之前,汉代就多次搞过,学者可根据
皇帝出的题目,随便用自己所学的理论来回答,不管是哪家学说,只要皇帝满意,即被录
取。《五经》对策,则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
答均不对。前引《汉书·武帝纪》明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未置《五经》
博士,怎么会有《五经》策问。未有《五经》策问,何来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所以,他对策的时间最早应在武帝七年。

第三,如果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苏张
之言”和由“王臧、赵绾等来议立明堂”呢?特别是,在“议立明堂”的过程中,王、赵
身亡,其师申公放归,窦婴、田蚡还被罢官。要知道,此时汉代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还
健在,董仲舒若真敢在建元元年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早就没命了,或者当时被
杀的就不是王、赵,而是董仲舒了。所以,董仲舒的建议只有在武帝七年即窦太皇太后死
后提出,才合乎实情。

第四,司马光在这里还有个关键性的疏漏,就是汉初“黄老”是正统思想,可“黄老”是
什么时间和怎样被“绌”的?却没有交代。在他那里,仅有“罢申韩苏张之言”和“置《
五经》博士”两事,是不是仅有这两件事就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恐怕不能。“
申韩苏张之言”当时不是正统思想,罢了它对尊儒不起什么作用;“置《五经》博士”时
窦太皇太后还活着,并且也未同时“绌黄老”,“绌黄老”非要等她死后不可。窦太皇太
后是在武帝六年死的。前引《汉书》、《史记》的《儒林(列)传》均载“绌黄老、刑名
、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可司马光对此却避而谈。事实上,他是怕说出来漏了马脚,若不
“绌抑黄老”,儒术怎能“独尊”!

由此可见,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只能相信司马迁,不能相信司马光。司马迁不仅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
正直无邪的史学家;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而且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学的
祖师爷,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其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
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当然要为他“谨名分”给董仲舒“谨名
分”的最好办法,莫如移花接木,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这便是这一学术谎言的成因。

三、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应当说,当前理论界对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不是没搞清楚,如周桂钿先生早已考证出其为武
帝七年,而不是元年,可是在拿不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如证明汉武帝在听取了董仲舒
的建议后,即元光元年后,在思想领域对百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并同时将儒学绝对化
的情况下;但却坚持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 又
如《中国古代儒学史》的作者赵吉惠先生等,也已发现司马光的说法与正史《汉书·武帝
纪》不合,可是在不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却仍然迷信司马光(更置司马迁于不顾)的谎
言是对的;(4)还有王葆先生,他也一方面看到了司马光的说法站不住脚,但另一方面
却又到汉成帝那里去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黄梁梦。(
5)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成了巫师的咒语,谁只要一沾上
它,任何天才的学者都象中了邪一样,怎样也摆脱不掉。

为什么这一谎言如此有魔力?原因很简单,就是理论界一直未能跨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思想障碍。事实上,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的只是“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根本就用不着“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自宋代以来对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一
种曲解。

我们知道,西汉初期在政治体制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原则上恢复了分封制,先是分封
异姓王,后来由于异姓王的叛乱,又改封同姓王;经济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汉初“崇尚黄老
”的发明人是曹参,他相齐时即以黄老思想来治理。后肖何死,参代何为相,便把这种政
治带进了中央朝廷,“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史记·外戚世家》载:后
来,特别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
其术”。应当指出,汉初这些政治、经济与思想举措都是对的,它不仅有利于医治长期战
乱给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使新生的汉政权获
得了巩固与发展。汉初的“文景之治”实质就是“黄老之治”。但是,《史记·平准书》
说:随着“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
、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因此,好景不长,西汉政权很快又
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特别是在景帝时期,这种危机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西汉
初期的政治危机,给思想界提出的反思是:“七国之乱”是否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恶果
?黄老是否能继续作为汉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用什么思想取代黄老更好?一时间各
派理论都跃跃欲试。

当时对黄老批评最激烈的有两派学说:一是“申商韩”等学说,另一是儒家学说,仅以《
史记》为例,即可见其大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晁错是汉初申、商、韩
思想的代表,他们与黄老的斗争主要在分封问题上。如《屈原贾生列传》说:“文帝复封
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
,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袁盎晁错列传》)说: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
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
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哗疾晁错。”最后,贾谊被流放,晁错被腰斩于
市。但是当时持“申商韩”等学说者还大有人在,他们公开批评景帝不应诛晁错,景帝也
不得不说“朕亦悔之”。然而,“申商韩”等学说亡秦的教训太深刻了,汉代统治者不能
不引以为戒,他们怎么也不敢再将其作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武帝元年,终于在
丞相卫绾的建议下,将其正式罢弃。

儒家是黄老的又一劲敌。儒家虽在秦代遭“焚书坑儒”的打击,但在汉初恢复得却很快,
早在刘邦打天下时,据《郦后陆贾列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
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
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
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刘
邦“起朝仪”,“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
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
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
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后群臣按“朝仪”饮酒,“无
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
斤。”文帝时,贾谊为总结秦亡的教训所写的《过秦论》,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在景帝时就已趋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辕固生。如《史记·儒林列
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
,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
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
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
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
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
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
,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
是邪?”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至武帝初期达到了白热化。赵绾、王臧“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就是
想用儒家的“礼治”来取代黄老的“无为而治”,结果遭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残酷镇压。武
帝五年的“置《五经》博士”是儒学的复起;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死,田蚡的“绌黄老、
刑名、百家之言”是儒家的彻底胜利,武帝七年的“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则是这一胜利的
直接硕果。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与六年的“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语。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合起来作为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乃是
黄老所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质为黄老与“申商韩”等思想的斗争,“绌黄老、刑名、
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为,其性质为儒学与黄老的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或
前提,是百家都要由儒家来罢,既然罢“申商韩”等学说与儒家无关,怎能将其作为儒家
“罢黜百家”的证据呢?

第二,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等思想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地位也不
一样。过去理论界将二者并列看待,这也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知道:汉武帝初
期思想斗争的实质,是黄老在受到严重冲击后,用什么思想来取代它?谁能取代黄老,并
能解决汉初的政治危机,就说明谁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并且宣告这一斗争的结束。武
帝元年的“申商韩”等思想被罢,只是一次企图取代黄老斗争的失败尝试,而武帝六年的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成功的标志。所以,只有武帝六年的学术斗争才最能说
明武帝时期思想斗争的本质。

第三,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
理论界一直将其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不科学。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讲,“绌”
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意为“贬退”之“黜”,不
是“罢黜”之“黜”。用贬退来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
: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跃上这个宝座的机会
,即“抑”;三让黄老与共他学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而不将其“罢
黜”。同样,儒学也只是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独尊儒术”。

由此可见,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斗争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把“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曲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后来受董
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影响所致。

四、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合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对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之建议——引者),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
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
而单调的儒学思想的时代”。(6)这就是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
家就此消失了,只有儒学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尽管这种说法代表了中国和世界理论界
对此问题的普遍性观点,但它与整个后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不合。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亦或魏晋至明清时期,
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尊儒的,他在继位初期,确曾“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
文学儒者数百人”,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史记·汲郑列传》载:“黯学黄
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
合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指武帝——引者)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他还在朝堂上公开用黄老批评尊儒的汉武帝
、张汤、公孙弘等,不仅未受打击,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
神。他这时用人的标准是懂仙道,看谁的仙道懂得越多,给谁的官就越大。结果朝廷上下
,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还牺牲了皇后卫子夫。后来,他的仙道梦都成了历
史笑柄,以致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中曾讽刺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
肉马,不解上青天!”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两汉是经学时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学说也并未消失,不仅一直处野地位,而且仍
有一定发展,还在政治领域“偶尔露峥嵘”。如:“申商韩”等学说。这一学说虽在武帝
元年被黄老所罢,但汉统治者仍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并不时地向其吸取营养。《汉书·元
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
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
、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
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
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中国封建统治者向来都
是阳儒阴法(实际是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纯用儒时没有。

黄老。黄老是道家的别称。金春峰先生说:在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
,但它未被取缔,也没有消绝。不少学者、贵族、官吏,仍然不断地研习《老子》、从《
老子》中获得灵感和智慧。两汉之世,研习《老子》的,据杨树达统计,约五十余家”(
7)。任继愈先生也说:虽然“道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
消失,它作为一股支流或暗流,始终存在着和演变着。”(8)

墨家。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先秦就已中绝,汉初也始终没有恢复起来。不过,汉代统治
者还是向其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后汉书·明帝纪》有一《申明科禁诏》说:
“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
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
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
。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这份诏书是打着儒家
旗号出笼的,但儒家从不提倡节葬,以上举孔、曾、闵之例,非为“节葬”,实是当时太
穷的结果。在古代,首倡节葬的是墨子,如《墨子·节葬下》:“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
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这是汉代
统治者对墨子思想的批判与吸取。过去,有人将墨子中绝当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证据,实非。

阴阳家,阴阳家在汉代一直未遭禁。《汉书·元帝纪》有一诏云:“盖闻安民之道,本繇
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
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
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
讳。有司免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以上可见汉代百家存在之一斑,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值得一提的
是,汉代不仅百家仍然存在,而且还发展出一种新学说——谶纬学。

谶主要是隐语,预言政治。谶虽在先秦就已有之,但发展成系统理论却是武帝以后的事。
纬是对经而言,经为竖线,纬为横线,是对经学的阐释。谶纬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一
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如《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夏贺良向哀帝奏“赤精之子谶”
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当即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
元将元年,并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顺谶语。王莽篡汉,根据即是谶。后来刘秀建立
东汉,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也是谶:“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
之际火为主”;又:“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到了中元元年,刘秀还“宣
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许多儒生还以谶纬解经,现存残本《白虎通义》
中,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谶纬之兴,更说明汉武帝根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至明清的情况就更复杂了。魏晋是玄学统治,玄学不是儒学,虽然其经典中有儒学的
《周易》,但其本质是《老子》。南朝时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佛学,佛学也不是儒
学。唐代虽复兴了儒学,但唐代的儒学与汉代根本不同,如果说汉代只是儒学的枝叶,唐
代则是其主干;汉代儒学的经典主要为《五经》,后又增至《七经》,而唐代则是《十二
经》,宋初又补成《十三经》。但唐代佛学依然十分昌盛,就连最笃信儒学的唐太宗,同
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即是遵照他的旨意。宋明至清的理学也
不是儒学。虽然理学的典籍是《四书》、《五经》,但这时其意重点在注,而不在经,即
是人们后来常说的“六经注我”,不是“我注六经”。朱熹的注已将儒学全变了味,尽管
理学名义上打着儒学的旗号,实则贩卖的不是儒家的东西。因此,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了呢?!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
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
,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儒家在思想问题
上的主张是:一、保护言论自由;二、应当进行学术批评。如《左传》襄三十一年载:“
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朝夕
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
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据
此,孟子曾“辟杨墨”,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
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
闭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
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
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9)尽管孟子这里有点
言词激烈,但仍属学术批评之范畴。因此,只要儒家在历史上真正占了统治地位,是不会
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相反,谁若是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要受到严
厉制裁。如:汉唐时期,人们都不否认这时是儒学占统治地位,请看《后汉书·桓谭传》
: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
嫌疑。……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 以] 谶决之,何如?’谭默然
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
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
十余”。这里的“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不就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最好的注脚吗?无独有偶,唐代的韩愈也是个公认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曾深患
唐代没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佛、老二教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传播,提出要“人其
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也”。可是,就在宪宗准备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宫
供奉时,他上了一《谏迎佛骨表》的奏章,结果“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
加极法”。后经宰臣们极力相救,才免死,但被放逐。(10)正所谓:“一封朝奏几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1)这不也是所谓的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有力注脚吗?

再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具体至某一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
为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
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
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
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
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真是个大笑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人,却满口阴阳灾变,完全象个巫师,还要他弟子来教训,并险些丢了脑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么能认为汉武帝对此真正采纳并实行了
呢?

五、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意义

既然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是人为的学术谎言,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必须将其彻底抛弃,并以汉武帝采纳田
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取代而之。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
黄老崇尚儒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说,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
个重要基点。它承前起后,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直接联系。过去,理
论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误,所以对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从一开始就倒入了歧
途,这是需要认真纠正的。

从学术上说,董仲舒根本就不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他非儒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他与先
秦百家争鸣的关系是什么?他对后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什么?等等,至今未被揭
示,理论界仍将其曲解为儒家!

孔儒代表不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现在一提中国传统文化,国内、国外
的理论界都以孔儒来说明,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孔儒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在中国古代不是一直起主导作用,即使在其起主导作用时,也不是其中的主干。孔
儒与先秦百家学说及后来佛、道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孔儒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孔儒是怎样
与其他学说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之大厦的?理论至今研究亦甚少!

商鞅、韩非等学说根本就不是先秦法家。商、韩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最反动的一个
方面,这一方面在历史上没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可是理论界却至今却仍然将其当作瑰宝!



从现实上说:由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认识有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用这种批
判继承来指导实践的问题上,很难不出问题。中国近现代三次大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之偏差
即是如此。如:“五四”在全面否定儒学的同时,将商、韩的反动思想当作精华吸取。商
、韩思想具有极端、偏激和愚民的政治恐怖主义色彩,对社会发展只会帮倒忙。由于商、
韩思想得势,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变成了阿Q 运动。阿Q 是打碎了一
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碑,就自诩为革命成功;“五四”则砸碎了孔家店中孔子的偶像便
宣告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束,并说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事实上,“五四”不
仅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五四”以来的
最大学术冤案就是孔夫子冤案。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取得积极成果。

“文革”全面地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衣钵,到处砸古迹,焚古籍,口诛笔伐
乃至拳脚相加地斗争那些古文化研习者,以物质毁灭代替学术反思。更有甚者“评法(实
际是术)批儒”,试图用商、韩学说的反动性来改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饶有趣味的是:
那些自“五四”以来就一贯“尊术反儒”的专家学者们,他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或倒在了他
们自己自制造的理论之下,演出了一幕幕新的“请君入瓮”!殊不知商、韩理论本身就是
要整知识分子,要象消灭蠹虫一样地消灭知识分子,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才能“以吏为
师”,才好实行愚民政策。“尊术反儒”不导致政治灾难才怪呢!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害亦
于理然矣。令人遗憾的是: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却执迷不悟,仍在为商、韩思想的反动性
在中国嗣机泛滥继续制造理论根据!

1989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虽对“文革”的错误有所警惕,但矫枉过正。在对孔儒
进行新的评价时,不仅将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本质,还将其糟粕也一并当作好东西翻了出
来,孔儒落后的一面是反改革的,这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必须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中探求,而所谓“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必须予以澄清,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古代历史迷宫的科学
的入口。

注:

(1)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2)(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第3 2 2 页。

(4)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 4 0 ? 4 1 页。

(5)王葆:《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
1月。

(6)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第5册,第83页。

(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7页。

(8)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第637页。

(9)《孟子》:《腾文公下》。

(10)《旧唐书》:《韩愈传》。



于南京“困 陋 斋”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
部文稿》1994年3月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3月转摘;等)

(11)韩愈:七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要想真正认识中
国传统文化的真谛绝不可能。
--
                        何必三千饮,天生只一根。
                        一根得其所,一日存其真。
                        三千皆是幻,何必现肉身。
                        曲中人不见,斯人即知音。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bbs.szu.edu.cn·[FROM: 192.168.3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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