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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sy (捂着嘴巴吹口哨),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八十载沉冤案要翻--白话文，曾经胜利的失败者(2)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at Dec 31 12:13:39 2005) , 站内信件
八十载沉冤案要翻--白话文，曾经胜利的失败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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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03/15 22:15 书屋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
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
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
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
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
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
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
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
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
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
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
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
》、《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
《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
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
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
，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
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
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
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
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
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
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
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
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
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
，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
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
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
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
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
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
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
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
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
、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
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
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
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
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
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
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
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
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
。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
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
、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
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
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
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
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
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
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
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
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
《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
、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
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
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
，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
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
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
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
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
，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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