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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八十载沉冤案要翻--白话文，曾经胜利的失败者(3)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at Dec 31 12:25:45 2005) , 站内信件
八十载沉冤案要翻--白话文，曾经胜利的失败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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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03/15 22:15 书屋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
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
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
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
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
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
，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
”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
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
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
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
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
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
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
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
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
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
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
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
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
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
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
，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
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
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
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
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
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
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
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
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
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
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
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
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
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
。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
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
“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
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
。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
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
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
，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
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
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
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
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
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
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
。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
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
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
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
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
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
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
“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
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
。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
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
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
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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