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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narch ( ?),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瑞典学者茉莉:崔卫平退稿信带来的启示
发信站: BBS 荔园晨风站 (Sat Mar 3 07:38:16 2001), 转信
崔卫平退稿信带来的启示
茉莉
凡是读过高行健作品又没有这样那样偏见,也不存心去捍卫什么名人权威的读者,
当他们看到崔卫平绘声绘色地模仿一个“简单粗暴”的年轻编辑,寥寥数点批示,
就把高行健那名不符实、问题多多的小说《灵山》退将回去,大都会由衷地欣喜:
哈,这个崔卫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怎么可以把我们读了高行健之后的真实感受,
如此清清楚楚、这么俏皮有趣地说出来?
深沉不被理解的悲哀
我是在崔卫平的著作里认识了她。托人从国内买了好几本崔卫平写的文学评论,我
把它们放在床头,一有空就去聆听扉页照片上看起来很秀气的卫平,在她的书里将
各种文学现象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中体会她的灵慧与深刻。以卫平文学理论上的
才气与造诣,写一部评论高行健的书也游刃有余。然而卫平不肯写,她认为高行健
对于过去和现在、将来的中文写作不构成任何维度,不提供任何灵感或刺激,写起
来没有意思。不仅是崔卫平,我认识的好几位中国杰出的文学评论家,都是嫌高行
健的作品“太无聊”而不肯出手写评论。
然而,崔卫平的悲哀在于,不管是赞成她的还是反对她的,人们只注意到这封退稿
信独特有趣的形式,而无视、或者说根本理解不了崔卫平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处
于这么一个遥远的地位,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
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所尊重,因而他们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个国家的
政府长期拒绝和遮蔽自己人民的声音,因而这些人的声音也几乎不被其他民族的人
民所听见,也逐渐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和无关紧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这次诺
奖的结果,在我看来,是一次了解和认识我们自身境况的机会。”
卫平本来不是把这样沉痛的话说给大众听的,她只是和朋友推心置腹。以一个专业
文学研究者求真的学术精神,在中国官方禁止讨论高行健的时候,她和朋友私下探
讨对高行健获奖的真实看法。据说,是朋友中的一个太喜欢这封信,于是劝说崔卫
平把它在网上公布出来,没想到这就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他人议论的中心话题,我
猜想,这不是沉潜于学问的卫平所愿意的。网上读者大都求新鲜求刺激,呼啸而来
绝尘而去,谁能认真体会国内学者在认识自身境况之后的悲凉?
“毁谤者往往是正确的”
而我,一个钦佩崔卫平的见识与才华的海外读者,却有着更多的悲哀。一个童言无
忌地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会令普通小百姓恍然大悟,却会使得皇帝的
随从们恼怒万分。因为这个孩子的真实无欺,衬托出他们的盲从与迷信。
人们往往以为那些拿出许多吓死人的专业术语,吊上一大串书袋,做出深不可测的
样子,存心云里雾里让人读不懂的评论家,才是真有学问的。出于中国人的“乡愿
”
传统,他们习惯于接受不痛不痒、温柔敦厚的评论家。为名人辩,为权威讳,处处
替贵人着想,誓死捍卫贵人声誉,这样的评论,我们在此次诺奖之后见得还少吗?
值得省思的是,这一类乡愿评论竟然大都是海外文人利用他们的海外自由写的。
许多貌似“简单粗暴”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其中往往包含着
更多的真理,更多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 196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危地马拉小
说家阿斯图里亚斯,这位流亡国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拉美作家,在瑞典文学院发
表的获奖演说,就非常“简单粗暴”地宣称:
“拉丁美洲的小说,我们的小说,不能背叛我们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形成的一切伟
大文学精神,如果你仅仅写作娱乐的小说,那就烧掉它们!”
崔卫平只是戏谑“退稿”而已,而这位诺奖得主却公然要求“焚书”。这位拉丁美
洲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主要开创人补充说:“这也许是我们以传播福音的热情来传
播的一个信息。”即当他的祖国在不自由地呻吟之时,只沉浸在无聊的娱乐中的作
家作品,是该受到这种被抛弃的待遇。相信这位拉美诺奖得主不会真的去焚书,正
如崔卫平也没有真的退回高行健的稿子,他们只是以过激一点的方式,传达出清晰
有力的信息。
有趣的是,当年瑞典文学院对阿斯图里亚斯这样的“简单粗暴”不但报以掌声,而
且尊称他为“拉美精神与未来的代表”。应该感谢一些人把崔卫平这封私下戏拟的
退稿信,闹成一个著名的大批判靶子。这样,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读了高行健作品
之后,大都会对这封名声远扬的退稿信报以会心的微笑。
在这里,笔者请论战双方的各位记住: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最后最高的文学判官不
是瑞典文学院,也不是我们这些在海外闹闹嚷嚷的人,而是中国广大读者——有着
几千年文化背景、有着自己独特审美经验的中文读者。笔者相信,目前被禁止阅读
与讨论的广大中文读者,总有一天会对高行健作品做出他们的公正评价。
在去年纪念瑞典文学院成立二百五十周年的庆典时,现任文学院院士、诗人劳斯-
福塞做了一首《古风颂歌》,其中谈到历史上瑞典文学院的错误与疏漏,他在诗中
这样承认:“毁谤者往往是正确的”。
更多的问题不容回避
时间,总是有利于追求真实的、有见地的评论家。这一点笔者毫不怀疑。崔卫平贡
献给我们,远远不是一封别致体裁的退稿信,实际上,她在致朋友的信中,提出了
一系列更重要的问题,对我们这次诺奖讨论大有裨益。
这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有:中文读者这次完全被排除在外,瑞典文学院不把中文读者
放在眼里;所谓的“流亡作家”只是肤浅地反应祖国现实;没有逃亡的人是否有精
神上和心灵上的损害和痛苦需要理解;中文本身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它不被翻译就
不能受到关注;西方人乐意接受的只是彻底忘却自己中国人身份的“归化者”、以
满足他们对于异国风光风情的向往;人们对于某些话题(比如人的权利、自由民主
等)的耐心是否已经完全失去?
这些不能回避的问题,令我这个在瑞典生活多年的人感到难过。瑞典是一个最讲平
等的正义民族,然而,这次诺奖结果表明,瑞典文学院淡忘了诺贝尔的遗嘱,继续
重犯他们一百年来多次承认的错误--“欧洲中心主义”。
与仍居祖国的崔卫平不同的是,对我这样的异国流亡者来说,高行健获奖事件意味
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尤其是关于 流亡者对母国的态度,以及个人流亡的价值选择,
关系到我们要“归化”到国际人道主义,还是“归化”到国际享乐主义。
西方知识分子曾经长期讨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怎样活下去,今天,我们或许可
以可以提出:“高行健获奖之后怎样写作?”这是中国文学界无法视而不见的一个
问题。我们期待崔卫平以及海内外更多的专业评论家,放弃他们对高行健作品不屑
置评的的想法,让严肃负责的批评推动我们的时代文学。
2001年2月18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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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anarch 於 Mar 3 07:49:38 修改本文·[FROM: 61.141.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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