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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inman (非洲草原上的猫鼬),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转载] 王小波与性爱描写——余杰（转自新青年）(转寄)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May 25 05:06:24 2001),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dinman 的信箱 】
【 原文由 vmmmmmv.bbs@bbs.pku.edu.cn 所发表 】
发信人: fdx (fdx),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王小波与性爱描写——余杰（转自新青年）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1年05月24日14:36:30 星期四), 站内信件
王小波与性爱描写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余杰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开卷无益王小
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
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
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
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
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
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
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
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黄金时代》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
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
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
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
，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
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
’，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
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
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
”？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
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
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
：“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
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
？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对外
面的世界仿佛一无所知，一看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便担心起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来。其实
，看毛片的新一代青年们，比古代那些“纯洁”的祖先们要健康得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的生活是纯洁的，他们既没有毛片看，也没有王
小波的小说读，吴老想来很欣赏。那个时期，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少女，从她生下
来的那天起，直到由父亲陪她去教堂，然后与丈夫同时离开婚礼的圣坛，她没有一天不
是生活在经过人为把持和严密消毒的环境里的。她们的穿着要说是异常的讲究，不如说
是异常的拘束：腰间紧紧束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身胸衣；脖颈上的衣领扣得又高又
紧，直到下颚，卡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下身鼓起的肥大裙子，有如一只倒置的香槟酒
杯，穿的人想要稍稍快一点移动脚步是非常困难的；精心设计的发型，高高耸起，还有
摇摇晃晃、闪闪发光的珠宝头饰。这就强迫人无论是走或是坐，都得老老实实，规规矩
矩，不可多动；此外，少女的全身，全部都被裹在服装里头，不但两脚是盖得严严的，
两只手也始终捂在手套里，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一身白色的长衬衣。
除此之外，时代还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控制女子。决不让她们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离
开家门一步。她们读的书，不用说，都是经过检查的，就连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节本
”或“治本”《圣经》，里面涉及到人类本性爱情的“雅歌”等篇章都已删去。而且，
即使是同性之间的交往，没有人在旁也是不允许的，连平时的说话、写信用语上也得竭
力避开与性有关的词汇，以至可笑到连“裤子”这个词也不敢说，而用“下装”或者“
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这样一方面是压抑自然的性欲求，一方面是对“道德观念”的
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这种社会，是否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正常、更加高尚呢？
古代中国，“纯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王凝妻李氏，丈夫卒于官，李氏携幼
子负骸以归。过开封，国旅费用尽，旅舍主人不与其宿。适天喜，李氏不肯去，主人牵
其臂而出之，李氏激日：‘戏为妇人，不能守节，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
身。”遂引斧断其臂。开封尹闻之，厚恤李氏，而符其主人。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
日：“妇人之义，一瞧不改。老死而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乃援镜持刀割其
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胜之日“高行
”。
两位纯洁的女性，是不屑读王小波开卷无益的黄书的。她们可算作精神文明建设的
典范。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吴老，应当花点精力以她们的事迹为蓝本写几个剧本出
来，使之传唱后世，永垂不朽。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天将塌地将崩的时代
，一切规矩全乱了，大街上处处可见楼搂抱抱的男女，成何体统？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必要替年轻人担忧？年轻人是那么容易受王小波小说
“教唆”的吗？
从大禹时代，我们便明白了一个道理：治水“堵”不如“疏”。对性的态度也是如
此。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黎民百姓，都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
患上痛病的青年男女不计其数。而古代中国，贞女节妇的名单背后有多少血泪呢？
应该说，现代青年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对性，他们也持有更朴实健
康的观念。回想起20年代“性博士”张竞生探讨性问题受围攻的历史来，我认为时代不
是退步了，而是大大的进步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因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
性交，性交不等于爱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被斥为“衣冠禽兽”，不得不负发出
国。如果是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作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自以为是地替年轻人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王小波没有“教唆”他们的本事；同样，
吴小如也没有对他们指手划脚的资格。鲁迅曾痛斥那些以“导师”的身份自居的人，青
年的道路是青年人自己来走的，他们会选择，会尝试，会改正，会前进，不要以为痴长
了些年岁，便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
喜欢看的书籍、电影和喜欢的娱乐方式。“你们”与“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否则人
类也就不可能有“进化”了。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担忧，
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
自己来解决问题。青年本是多变，记得80年代初，很多人都为当时某些青年喜欢戴蛤蟆
眼镜而痛心疾首，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个别人戴大家也
习以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
我为钱理群先生的这两个基本信念而叫好，同时也想把它们转赠给吴小如先生。杞
人何必忧天塌呢？青年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他们自会“拿来”，并抛弃那些无益的东
西。老一辈人可以给出一些善意的建议，但切忌下“必须服从”的命令。
再把问题推进一步：作为一名知识人，应当对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持怎样的
态度？吴小如痛斥道：“一家出版社究竟靠什么样的畅销书来赢利、发财？一家书店究
竟要把什么样的书卖给读者才算符合职业道德？”我想以同样的方式问吴老：一个古典
文学研究者、一个戏曲研究者，如何面对那些有性爱内容的研究对象？
《诗经·召》就有这样的句子：‘市女怀春，吉上诱之。……舒舒脱脱兮！无感我
帆兮！无使犬也吠！”末尾三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你慢一点，别那么猴急嘛！
别拉我的裙嘛！别把狗弄得叫起来，会让别人听见的！顾颔刚曾说：“这明明是一个女
人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秦观名作《满庭芳》有：“销魂
，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西厢记》写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有一句“我将
这钮扣儿松，把裤带儿解”，梅兰芳唱的（坏女孩）中也有“小小香吻已张开，小小钮
扣已松开”的歌词。《红楼梦》中则有“女儿乐”一类的打油诗。吴老是推崇《诗经》
、唐诗宋词、《西厢》、《红楼》以及梅兰芳大师的，但对于这些“王小波化”的倾向
如何解释呢？可惜他不是孔子，有“删诗”的资格；也不是新闻检查官，有“开天窗”
的权力。
要是对性描写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便会存在严重的障碍，所谓
“道学家见淫”是也。把性看作恶的、丑的，这是一种变态的观念。鲁迅先生在《寡妇
主义》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生活既不合自然，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
物都可惜，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
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
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合动着缺憾之
感的。”这便是道学家的本质。高姿态是缘于“低欲望”的。
道学家成不了文学欣赏者和批评者。道学家以“刻薄之心’现物，所见皆淫。而一
名理性与情感都健康的现代知识者，最忌“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下，所
有的判断都是偏狭的。
如果说吴小如先生以上的观点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困于他的生活经历、知识
结构，对现实失却“了解”，从而轻率的作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文章结尾处的几句话
便让我不寒而栗了。他强调说：“‘主旋律’这个词儿的内涵，并不局限于政治内容这
一较小的范围之内。”言下之义是，应当把“主旋律”扩大到文化、思想、教育等一切
领域。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不属于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
而是宣传假、恶、丑的逆流，因此应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典型的张春桥、姚
文元的思维：族非我类，一概扫除。
正常的批评是允许的。但是想借助“主旋律”的旗号以及打出这面旗号的权威力量
来吓唬人，却不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言行。我想起新文化运
动中林琴南与蔡元培关于文言白话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林琴南最后黔驴技穷，使出的
撒手锏便是写了《荆生》、《妖梦》的小说。让“伟丈夫”来将一班“反贼”统统擒杀
。而他所希望的，则是让军阀徐树锋出来主持“公道”，扫荡群魔，还我朗朗乾坤。吴
先生的语气与林琴南何其相似，不管有理无理，举起“主旋律”的翻天印，饶是齐天大
圣孙悟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学术规范，而且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批评是一种工作
，正如福柯所说：“读一本书，谈论一本书是人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利益和改变自己而
从事的实践。认真谈论一本人们不喜欢的书，或者试图在谈论一本人们有点喜欢过头的
书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努力可以使某种东西从写作过渡到写作，从书本过渡到书本
，从作品过渡到作品……然而批评似乎忘记了这一功能而转向政治——法律功能，即揭
露政治对手、判断和判决，或者判断和颂扬某人。这是最贫乏、最枯燥的功能。”当个
体的反应与机构的机制紧紧地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批评也就消失了。《开卷无益王小
波》这是一个斩钉截铁般的题目，它表明了批评者的“警察化”，批评者成为一个既定
秩序的维持者，谁不遵守规则，他便吹响笛子，罚犯规者出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处
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批评者代表着“主旋律”。
这正是我最感到痛心的地方。鲁迅说得好，“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
来，其实并非都是狗的主人的意旨或使噱。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王小波自
有他的缺点，但批评即批评，谁要狐假虎威地“鞭挞”，我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尽管我是一个无甚武艺的文弱书生。总结我的想法，无非三条：性并非都是丑的
，青年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批评不是扣政治帽子。所以，把人何必忧天塌呢？王
小波是否开卷有益，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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