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在线
荔园之美，在春之萌芽，在夏之绽放，在秋之收获，在冬之沉淀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发信人: Virgin (过客),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告别革命的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转）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un Jun 3 11:53:19 2001), 转信
告别革命的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
作者: 赵歌东（学者庄园） ?
告别革命的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观察笔记之三
赵歌东
尼采曾经把歌德称作是18世纪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欧洲事件”。他说：“歌德——不
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
克服18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1]（P327）；“可以说，在某种意义
上，19世纪也是在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
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
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18世纪的疲惫的本能？”[1]（P328）
根据尼采的这一论断，我们可以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中国事件，而且也是一个世界事件。
确切地说，鲁迅是一个世界性的个人事件：鲁迅通过学习世界为现代中国走出中世纪、走
向现代化确立了“立人”的启蒙理想，并通过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化启蒙作
出了艰难的自我克服和巨大的自我尝试。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追求鲁迅作为个人所
追求过的一切东西，但其“总的结果”却并不是鲁迅，而是一种试图通过回归传统而超越
自身的疲惫的本能。在当前“走近鲁迅”抑或“走不近的鲁迅”的众声喧哗中，我们不得
不再次思索鲁迅创作和思想遵命与革命的历史成因。
世界性的近现代化革命以欧洲为策源地，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全球实行扩张。
欧洲近现代化进程包括三个连续性的历史阶段：一、以宗教改革为背景的走出中世纪的革
命；二、以人文主义为标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三、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启蒙主义
运动。欧洲近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大致从14世纪到18世纪，历时五百多年。中国近现代化是
被迫对欧洲近现代化扩张所作的抗拒与回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现代化的革
命进程在半个多世纪内经历了欧洲五百年间所发生的历史巨变。欧洲近现代的宗教改革运
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思想要素都进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理论视野，
并且在不同侧面和不同的意义上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如果说欧洲的近现代化是一个独立完
成的西方事件，那么，中国近现代化则是一个被迫参与的世界性事件。因此，只有说明了
欧洲近现代化历史革命的一般特性，才能说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对西方近现代化扩张所作
的尝试与回应，也只有说明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对西方近现代化扩张所作的尝试与回应，
才能最后说明鲁迅遵命与革命的思想渊源。
1、以宗教改革运动为参照。
在一般意义上看来，欧洲近现代化的标志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没有科学技术持续
、高速发展，西方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其他的变革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应该看到，科学
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近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也是西方近现代化进
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的诱因。历史地看来，欧洲近现代化的技术性诱因不是别的，
正是源于中国的印刷术。
欧洲中世纪是教会统治时代，教会统治是通过对《圣经》的解说权和布道权的垄断来
实施并完成的。在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圣经》只能用拉丁文以手抄本的方式传播，教
会组织通过对《圣经》教义的绝对垄断，实行思想、文化的全面监控。要想打破中世纪的
宗教禁锢，只有首先打破教会对《圣经》教义的垄断。印刷术的引进使《圣经》的多语种
翻译和大规模发行成为可能，不同语种的《圣经》版本的大量印刷和广泛传播动摇了拉丁
文在解读《圣经》中的垄断地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转换不可避免地使《圣经》教义
出现了歧义，《圣经》教义在传播过程中的歧义导致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的激化
最终导致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兴起最终动摇了教会制度的基础。由此我们
看到，在近代科学精神诞生之前，印刷术的引进成为中世纪教会制度解体的最重要的解构
因素。没有印刷术的引进，《圣经》的印刷和翻译就不会如此迅速，教会对《圣经》解说
的垄断地位就不可能被打破，欧洲社会就还要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说：“印刷术是上帝所用以把真宗教散播于全球最后且最好的工
具。”[2]（P274）马克思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
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P427）如果说印刷术在中国
走出中世纪的历史革命中并没有成为打破封建文化传统的解构因素，也没有成为摧生近现
化历史革命的技术性诱因，那一定是另有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欧洲那样的宗教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
的教喻来自《论语》，《论语》的精义在于“子不语”。儒家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是汉语
书面语，汉语书面语的语法构成和文字结构几千年不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和凝聚
力。儒家文化传统的要义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
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精义的解说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是中庸、平均、道德治国。在这样的
文化背景之下，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从来没有构成传统文化的解构性因素
，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巩固了汉语书面语在文化传播中的垄断地位，造纸术推动了以毛笔
为主要工具的书写方式却反过来抑制了印刷术的发展，指南针发明出来只是用来看风水，
火药发明出来只用以做爆竹敬神或驱邪。中国古代文明自身内部既没有走出中世纪所必须
的文化变革因子，也没有走向近现代化所必须的建设性的思想要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
命，近代革命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机械化移植，经过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改良运动
，迅速走向纯粹的武装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从技术革命走向武装革命的最高成果
，但由于缺少了必要的技术性和思想性的革命因素，革命虽然推翻了旧王朝却无力建立新
国家。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近代化进程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革命成为“枪杆子”
与“印把子”之间的拉锯战。辛亥革命的失败事实上宣告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革命的
破产。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得不重新回到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起点上来，从语言革命开始艰难
的现代化启蒙。
鲁迅曾经对辛亥革命寄予厚望，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一度对中国近现代化革命陷入了
绝望，甚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可以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在反传统方面鲁迅不如“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文学革命方面鲁迅不如陈独秀和胡
适，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鲁迅不如周作人，在教育革命方面鲁迅不如蔡元培，在文字改革
方面鲁迅不如钱玄同。但是，鲁迅之所以能够以自己横空出世的“呐喊”显示了五四新文
学的“实绩”，是因为五四时期只有鲁迅真正掌握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思维——从字
缝里看出字来。鲁迅这一发现具有现代性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
驱者普遍对旧文化堡垒的顽固性估计不足，因而在致力于新文学建设的同时忽略了对旧文
化堡垒的内部突破，在致力于白话文建设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旧文言文体系的解构。如果说
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从对《圣经》教义的解构开始的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解构就应该从鲁迅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新思维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
鲁迅“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新思维的方法论意义要高于白话文运动的成就。很明显，白
话文并非传播新文化的唯一途径，在白话文运动之前，严复和林纾等人用文言文翻译的西
方哲学和文学著作同样达到了启蒙的目的，而且中国近现代化思想启蒙首先是从严复和林
纾等人的文言文翻译开始的，鲁迅本人接受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严复用文言
翻译的《天演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作为一种新工具最终被旧文化所接受和利
用，白话文在传播新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旧文化的传播工具。更为不幸的是，白话文运动推
动了新文学大众化进程，但大众化的革命文学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对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解
构和反拨。因此，“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真正意义上的语言革命
，它作为一种突破旧文化堡垒的新思维构成了传统文化内部的解构性因素，正是以这一新
思维为突破口，鲁迅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与鲁迅相比，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进程
中一批具有挑战者姿态的“国学”大师之所以最终没有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反而成为传
统文化的牺牲品，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掌握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思维方法，最终不
知不觉被传统文化所“吃”掉。掌握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现代性新思维，鲁迅对中
国现代革命的理解和洞察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深刻性和彻底性。鲁迅创作和思想的深刻性和
彻底性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来自于其革命态度的坚定性和正确性，而在某种意义
上应该是来自于其对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顽固性的更充分、更彻底的估计。鲁迅把五四时
期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封闭的“铁屋”，这表明鲁迅认定五
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走出中世纪的途中，还并不具备捣毁中世纪“铁屋”的革命力
量，所以鲁迅并不主张激进的革命，反对娜拉式的出走和无谓的牺牲，而主张韧性的战斗
和壕堑里的阵地战。鲁迅启蒙主义思想有一个并不闪光的起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鲁迅看来，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走向近现代化的最起码的革命是“伦常”革命。在没
有学会“怎样做父亲”之前，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论是从“枪杆子”到“印把子
”的武装革命，还是“儿子打老子”的道德革命，还是学生打先生的“秀才造反”，都无
助于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变革进程。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20世纪中国社会的内部
革命已经证明了鲁迅观察的深刻性和预言的准确性。因此，在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起点上，
鲁迅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
2、以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为参照。
在一般的历史意义上，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被描述为是一个世俗化运动，但人们常常
忽略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自始至终都是通过超
前的审美趣味和天才的艺术创造来体现的。“使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看来成为一个鲜明
对比的那种世俗性，首先渊源于那些改变了中世纪对自然和人的观念的新思想、新意志和
新观点的浪潮。……这种世俗性的态度并不是轻薄的，而是认真的，并为艺术和诗歌所提
高了的。这种态度一采取就永远不会再失去，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迫使我们去研究人和事
物，而我们也必须把这种研究当作我们的正当的目的和工作，这正是一种近代精神的崇高
的必然趋势。”[4]（P483）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是通过雕塑、绘画、诗歌
等纯粹的艺术形式来体现并完成的，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既不是通过权力也不是通过暴
力而是通过他们天才的艺术魅力确立了他们在运动中的权威地位。这就是说，意大利文艺
复兴运动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在根本意义上，文艺复兴运
动的世俗化是指这个时代的文化取向从宗教性向日常性、从神性向人性的社会转型。天才
的艺术创造活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不仅是革命的手段，而且其自身就是革命的目的。这个
运动的艺术精英把人文主义的新思维用纯粹艺术的方式直接注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通过他们的创造性的艺术作品，首先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变成了自然中的“人”，然后
是自然中的“人”体现了新的生活理想和新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文艺复
兴运动是对宗教中世纪文化的一次艺术洗礼：在供奉十字架的地方，艺术家树立了人的雕
像；在诸神退却的地方，艺术家们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确立了现代人格的艺术典范。
“这个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
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4]（P167）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先
驱者的信仰和姿态就是整个运动的方向和楷模，对高雅艺术的审美激情成为欧洲现代社会
的贵族化传统。这一传统被随之而来的启蒙主义运动推向了近代哲学的顶峰。
中国近现代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是“新民—立人—立国”。在这种启蒙主义的近现代
化构思中，“新文学”只是“新民”的工具和手段，其自身并不是目的。如前所述，由于
中国近代走出中世纪的历史革命缺少必要的技术性和思想性的现代化因素的支持，中国现
代启蒙主义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人格上都缺少文艺复兴运动赖以成功的那种先驱意识和
精英立场，新文化运动更多地表现为维新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形
成文艺复兴运动那种“有教养的阶级”与“没有教养的阶级”的世俗性的社会分化。梁启
超虽然把“新小说”的意义提高到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制高点上，但此后的新文学运动
却自始至终把“新民”和大众化启蒙放在首要位置。从近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启蒙总是走在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上，大众化成
为启蒙运动的方向，启蒙作为现代性新思维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贯彻。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内我们都把文学大众化看作是宣传革命和捉动革命的前提和手段。这种以革命为目标的大
众化运动的结果往往以放弃、甚至是牺牲先驱者的启蒙主义立场为代价，启蒙主义运动先
驱者群体的瓦解往往就是现代化思想启蒙失败的开始和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
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阶层不够强大，一方面是这个运动中的“新青年”群
体缺少足够的凝聚力。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化浪潮，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纷纷放弃
自己的启蒙主义立场，而以加入到大众化的革命洪流之中为满足。
鲁迅启蒙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表现在他对先驱者立场的坚守和对大众化运动的清醒
认识。他在五四时期曾经对“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作了深刻的区分和充
分的估计：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拨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
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
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
。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
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
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5]（P311）
五四时期“狂人”辈出却缺少“狂人意识”，五四新文学造就了一代启蒙主义先驱者
却少有人坚守先驱者的启蒙主义立场。五四退潮后，陈独秀走向革命，胡适走向中庸，周
作人等人走向闲适，只有鲁迅坚守着先驱者的启蒙主义立场。鲁迅通过《药》清醒地显示
出：大众“看客”的愚昧和麻木是以启蒙主义先驱者的鲜血为代价的，但启蒙主义先驱者
的鲜血却无法医治大众“看客”的愚味和麻木。因此，不与“看客”式的国民大众苟同是
鲁迅一以贯之的启蒙主义态度：“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
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5]（P417）。可以看到，鲁迅创作的启蒙主义思想体现为启蒙主
义者与被启蒙主义者之间的尖锐的对立：一方面，对阿Q、祥林嫂、华老栓、闰土等为代
表的老中国的儿女，启蒙只是一种绝望的期待。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一方面，鲁迅笔下启蒙主义者要么是以“狂人”或“疯子”的姿态出现，要么是“
厌世家”形象出现。“狂人”和“疯子”必然不为庸众社会所容纳，而“厌世家”则成为
生活中的“多余的人”。“狂人”、“疯子”和“厌世家”在鲁迅小说都是“个人的自大
”者，也就是启蒙主义时代佯狂或变态的“不幸的少数者”。在鲁迅的创作中，启蒙运动
的先驱者和觉醒者在生活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启蒙主义立场的坚守者只能是启蒙主义
思想的殉道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解体之后，对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守望成为鲁迅“
荷戟独彷徨”的自我革命。
3、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应该首先区别“反封建”与“启蒙”两个概念：“反封建”是
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期待，反封建革命是以改变经济基础为前提的社会变革，其革命
成果最终通过制度更新体现出来。“启蒙”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体人生的价值选择，启蒙主
义运动的基本成果最终通过个性自我的思想觉悟来体现，而并不必然表现为某种社会制度
的更新。启蒙的最终目标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因此，启蒙运动的发生及其成败取决于
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程度，而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在整体上的先进与否
。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启蒙运动是思想革命的高级阶段，社会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往往在
社会进步较快和文明程度较高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发生。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指出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且，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主要发源
地的那些部分，恰恰是当时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何以“繁荣”和“进步”反而加速了
大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
更难忍受。”[6]（P210-211）由此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逻辑是：启蒙程度越高，对专制
压迫的承受力越低，从而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大，革命的成功率也越大；反之，启蒙程度
越低，对专制压迫的承受力越强，从而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小，革命的成功率也越小。在
思想启蒙先期完成的背景下，革命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所以，法国大革命先要革命，后
要自由。在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革命
不仅是手段，而且同时也是目的，所以，中国反封建革命的逻辑只能是：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20世纪中国革命只能在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利用
极为有限的启蒙成果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种革命事实上只要革命而不要启蒙。
鲁迅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自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鲁迅看来，辛亥
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
或者说是在中国封建“铁屋”内部进行的革命。《阿Q正传》中，赵秀才伙同“素不相能
”的假洋鬼子“咸与维新”，垄断了革命，并且不许阿Q们革命；“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
——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种在封建“
铁屋”内部进行的革命不过是旧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改良国民性”为目标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是“走异路
，逃异地”的人们从异域拿来了新思想，唤醒了“铁屋子”内“不幸的少数者”起来毁坏
这“铁屋”的革命，或者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铁屋”外部进行的彻底的反封建革命。
比较“铁屋”内外的二种革命，辛亥革命为鲁迅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训，五四新文化运动
为鲁迅提供了正面经验。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判断是建立在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深刻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上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一度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五四
新文化运动是鲁迅的“二次革命”，也是鲁迅最后的革命。鲁迅把自己五四时期的创作称
为“遵命文学”，主要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以自己的“呐喊”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
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再度陷入绝望：“后来《新青年》
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里的伙伴还是
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哪里
呢？”[7]（P456）在鲁迅看来，《新青年》团体的解散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终结。在启蒙
主义缺席的状态下，中国反封建历史变革只能是在封建“铁屋”内部进行的革命，因此，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立意告别“革命”独自远行：“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
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8]（P166）
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照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及其相应的文学革命。我们就会看到，中国
近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性和建设性的革命因素不但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是十分脆弱的。在
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近现代化启蒙的思想成果不可能通过革命的“总的结
果”来体现，而只能通过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和觉醒者的个体选择来承担。五四新文化运动
退潮以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不再是一个社会性的历史事件，而只能是一个个体性的思
想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选择了启蒙，20世纪中国革命却并没
有选择鲁迅。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2]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1993年
。
[3]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4][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
。
[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学者庄园
--
放飞心灵
激扬生命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bbs.szu.edu.cn·[FROM: 192.168.37.78]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荔园在线首页 友情链接：深圳大学 深大招生 荔园晨风BBS S-Term软件 网络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