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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luememory (隐者),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钱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Jun 20 18:13:14 2001), 转信
余杰：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
我们承提
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
人，不便
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不满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
在作这方
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
能产生意
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
不安，并
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点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
中，知识
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
这好像已
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的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
嘘，以及
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驳。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
走向另一
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的特殊“语境”是不
可忽视的：
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受到
了法律的
惩罚；而哈维尔的司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
而我们这
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
如此，当
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
史负责的
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
极权体制
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
程度上的
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
而有意无
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些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
限。这个
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
以才有鲁
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
，奴隶身
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
奴隶的不
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
，笼统地
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
抹杀奴隶
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
而且正在
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
分地追究
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
愿望的反
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
，这是
“古已有之”的老调子──这传统，我们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第二你在文章中对哈维尔的“灵魂自足”与道德勇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完全认
同的；你
进而认为哈维尔的选择具有榜样的意义，这在我个人（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我自己）也
中可以接
受的。但你再进一步，以你所称为的哈维尔这样的“圣人”的选择作为一个道德的价值尺
度，来评
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作出了“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严历判决，并且声称
“对知识
分子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这样，你也指自己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你实际上是在宣扬一
种“不是
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这里的逻辑确实十分明快，却是危险的。
人们首先要问，是不是第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鲁迅曾经说过，“别国的硬汉比
中国多，
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经查看过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
，实不及
中国”。我体会鲁迅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的“硬汉”（也即你说的“圣人”）
的难能可
贵，同时也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硬汉”（“圣人”）。承认这一点，会不会导
致道德上
的虚无主义、无是非观呢？不，在“非圣人”的选择中，也还有别的界限，例如，不能主
动地“为
虎作伥”，充当帮凶，也即你文章中说的“不参与整人、打人”，或者用今天的流行语言
，不能触
犯法律，侵犯、伤害他人；尽管你对这样的选择很不以为然，但确实是一条“底线”。这
至少说明
了，并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在道德评价上，不能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的“高
线”，而
没有大多数人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底线”。我们可以宣传、鼓动、号召人们向“圣人
”学习，
却不能轻率地宣布，达不到圣人的道德“高线”说是犯罪。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最
起码说，
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是应该
有一种理
解，甚至是谅解的。
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
面对今天
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那么，你
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
己都做不
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
限于自责，
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
可以，就
是律已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
”与“邦
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
”而不是
“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
周作人曾
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
未曾发露，
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
庙”中有
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
你的本着
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
，是会落
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
伦理”。
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
要求每一
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
胎换骨的
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
行一时的
“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忏悔、请罪。──
“六亿神
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还
可以再举
一个血的事实：在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
美军的战
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历的审判，
依据就是
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要没有死，活着回
来了，这
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
文章，称
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
都不能忘
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
颤抖，并
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以后，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作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
维尔，这
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
这个词有
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
一种知识
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
这都无关
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
错，你也
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
也完全有
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
存在某种
“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
不敢苟同。
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
择，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
”的表现，
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窃”，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
的承担”，
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
，你的这
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
罪人”的
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
‘有机’
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
以及他们
所作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
自己具有
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
为是唯一
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
产生“许
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
与“科学
（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
历史的结
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作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
道路实践
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
革命者为
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
样的道德
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不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
、文化、
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
是有罪的。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
─知识分
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
的教训：
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少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
意，不能
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
向这样的
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
己也是不
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
的怀疑主
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
他的批判
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
宽厚更可
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
篇文章中
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
，鲁迅正
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作“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
为如此，
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
会有启示
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批判的时候，言词不
妨可以尖
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
对象的复
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
，既要坚
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
是相信的，
有你的一此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
种因子，
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作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
但不要轻
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
最尊崇鲁
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
一种选择
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
是大有好
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
自我警戒。
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
，或许能
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好
钱理群
--
风怕寂寞，追云去了。留下我，晴朗不起来，还要装得很幽默。
仿佛除了幽默外，不知怎样讽刺生命。这生命，如破臭的袜子，
不管冷热，仍紧紧穿着，不肯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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