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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yeku (野哭), 信区: Poetry
标 题: 执着的轨迹——论郑敏先生的新诗“史论”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2月21日13:07:3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执着的轨迹》
——论郑敏先生的新诗“史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立群
前提与背景
由于本文要探讨的是郑敏先生的新诗批评，所以尽管郑敏先生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
之一，但在这里却无法涉及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显著成就；同时，这一视角也决定了对于
郑敏先生诸多范围广博的批评文章本文也只能选取与新诗有关的内容进行论述。
笔者以为：虽然郑敏先生写过为数不少的诗人论、诗歌作品论，但郑先生的新诗批评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关现代汉语诗歌的批评，她的新诗理论批评是一种“史论”式的批评，
即郑敏先生新诗批评的“重点”往往是在于以一种诗歌史的角度——“站在20世纪汉语新
诗的宏观高度”去探讨新诗的发生、发展、未来走向、功过得失以及与传统的关系；同时
，郑敏先生的探索态度又是那样的执着，她一直在“传统与未来之间”努力反思和寻找着
新诗的出路，即使是在目前颇多争议的条件下依旧坚守初衷。自然，这种独特批评的价值
和意义乃至这种行为的本身都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任何一种“史论”都会有自己预先设定的观念。本文在拟从个方面论述郑敏先生的新诗“
史论”批评之前，首要明确的也必将是这一问题。郑敏先生的新诗“史论”乃至其整个文
学批评一贯坚持的都是一种解构主义式的批评史观。正如在《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
构的》一文中，郑敏先生曾指出“传统的文学史观所以是玄学的，因为它是围绕着玄学的
真、善、美为核心而形成的。它设想一部文学史应当反映在文学作品与批评活动中的知识
性的真、道德性的善和艺术性的美，找出它们之间在垂直与横向时空中的关系；并且对它
们做出所谓‘公正’的评价。这种以绝对真善美为核心与基石的文学史观的最大问题，是
它假设人们对客观的认识是不违反客观存在的真实状态的。这种一相情愿的主客观统一反
映论的文学史观忽视了从启蒙时期就开始提出来的人的理性对客观的认识与客观存在本身
的差距问题。”[1]而解构主义文学史观则针对文学史必然带有的主观性和虚构性认为“历
史是代替物、能指符号、比喻、歧异、文本、虚构。……所有的事实、数据、结构及规律
是聚集起来的描述、公式化、组建，总之，是各种阐释。并无这些事实，不过是各种汇集
。永远只存在阐释。”为了能够充分说明解构主义文学史观的“相对优越性”，郑敏先生
还借用德里达的“踪迹”说明汇集成文学史的每一部作品像一个个小小的星云，它们在时
间和空间里运行的轨迹就是文学史的客观存在[2]。运用解构主义的视角进行批评既得益于
郑敏先生深厚的外语功底，同时也是郑敏先生吸收西方先进理论、坚持从语言文化的角度
进行批评的必然结果。她在对20世纪新诗进行批评时也是基于这一角度，而其目的就在于
“打破中西古今的文化壁垒，结——解——再结的精神运动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所不可少
的途径，21世纪的中国文化也必然在这种洪流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3]
一、20世纪新诗纵论
以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一段历史势必要求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待问题，即使是评
论一部作品也依然要对整个文学史进行投影与观照。郑敏先生的新诗批评明显是属于这一
类的。她总是站在20世纪这一特定的立场鸟瞰新诗发展的进程，她自觉打破传统意义上现
当代文学的鸿沟界限，力求通过截取百年文学史上几个重要片段找寻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
，并且力图在梳理过程中澄清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综观郑敏先生几篇关于20世纪新诗“
史论”的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大致内容：
首先，是通过现代主义沟通20世纪百年新诗的发展脉络。郑敏先生曾言：“40年代现代主
义新诗在整个中国新诗史占有高峰地位。”而4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地
位除了是由于“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与世界诗潮汇合，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做了准备。
”[4]更为重要的是与新时期自朦胧诗以来新诗发展具有内在的承接关系。“如果将80年代
朦胧及其追随者的诗作来与上半世纪已经产生的新诗各派大师的力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朦
胧诗实是40年代中国新诗库存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与收获……这一点，如果不将8
0年代的新诗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座标上来评估，是看不到的。对于一些孤立地考虑当代新
诗的诗评家和青年诗人这种评估的角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没有重视朦胧之崛起与现代新
诗的源由关系，80年代的‘崛起’被夸大了，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崛起精神，并从此造成当
代新诗的崛起情结，总是以‘揭竿而起’的心态推动当代汉诗的发展，以至约五年一崛起
……”[5]虽然郑敏先生在论证朦胧诗与4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的内在关系时并不同意它们与
30年代的以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新诗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郑先生的亲身经历和30
、40年代的现代主义新诗也确有许多不同之处（如3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更多是师法法国象
征诗派，而40年代的“九叶诗派”更多是师法美国意象派），但以“现代主义”（包括后
现代主义）为主线贯通自“五四”以来直到90年代的新诗创作，无疑是最具诗歌史视角的
方法之一。
其次，反思“后新诗潮”。众说纷纭的“后新诗潮”是世纪末诗歌创作的主体潮流，对这
种潮流趋势的总体把握会对诗歌的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是不言自明的。郑敏先生首先
从诗歌史发展的“源流”角度入手“后新诗潮”，“如果我们既从宏观看中国新诗的发展
与西方新诗的关系，又从微观上仔细剖析后新诗潮的作品，朦胧后作品的特点，我们也许
会同意中国新诗尚在一个未定型，没有找到自己的造型的阶段，所以所谓的80年代的朦胧
，后朦胧与90年代的后新诗潮不过是三股不断揭竿而起的诗歌波澜，它的动态比它的积淀
要更引世人关注。”[6]而后，她又抓住“后新诗潮”的最本质问题——语言问题对其进行
总体反思：“自80年代后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
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
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7]针对“后新诗潮”盲目关注西方的理论，甚至生吞
活剥许多理论为自己的实践进行宣言，以及浮躁的“先锋情结”，郑敏先生不无担心地指
出：“‘后’派所要表达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事物和谐完整的外表击
碎，以显露其不和谐的碎裂内核。为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诗歌语言也必须呈现不和谐状
态，但语言是先个人而存在的社会、种族的共有财产。而且是一个种族的意识和模式与造
型者，它一旦被破坏，就不再有传达和承载信息、意义的功能，这种语言的顽强独立性使
得诗人比音乐家、画家都更难于进入创作的后现代主义……如果放眼几千年的汉语诗歌史
和当今世界的诗歌浩如烟海的作品，我们自不能不认识到汉语新诗在量与质方面都还是在
幼儿阶段，前有古人的大师级作品相比，今有世界的众多成熟的作品要面对，而汉语新诗
还在寻找自己的形象。何况世纪后半的新诗曾沉睡十年，折笔十年，如何能企求更多的赞
誉呢？新诗要达到古典诗歌的高度还要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和许多问题的克服，譬如诗
歌语言的探寻，诗歌形式的建造，诗歌理论、诗歌艺术的建构。”[8]结合近20年新诗发展
的实绩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郑敏先生的论述确实是切中了“后新诗潮”的要害。当然，郑
敏先生反思与批评“后新诗潮”的种种不良现象并非是为了什么标新立异，她的最终目的
是希望百年新诗能够走出西方文化笼罩的阴影，并在不断向传统靠近的过程中找到更为合
适的出路，进而产生伟大的诗人。
最后，从语言的角度探索20世纪汉语新诗与传统的断裂与得失。从语言的角度探索百年新
诗的发展是郑敏先生诗歌“史论”的特色之一，同时也是她坚持以解构主义史观分析问题
的必经之路。这是架设在郑敏先生纵论20世纪新诗与20世纪新诗与中国传统诗学之间的重
要桥梁。由于它内容复杂以及本文的篇章结构安排，故将其放在“新诗与传统”的问题中
进行论述。
二、回归语言：新诗与传统的关系
2003年诗坛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由一场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而引发的。作为
这次论争的“发起者”，郑敏先生更是被坚持“新诗有传统”的拥护者列入到“新诗无传
统”的派别当中去。[9]事实上，关于这次论争的端倪很早就已经“萌芽”了。早在90年代
初期，郑敏先生就曾经写过多篇文章对20世纪新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间的断裂关系进行了
阐释，只不过那一时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肯定与醒目”。当然，关于“新诗究竟有无传
统”的命题是否正确还需继续讨论，但如果仅就现象的本身和郑先生前后的文章论述而言
，这绝对是属于“诗学史”（甚至是文学史）范畴的问题。探讨20世纪诗歌与传统的关系
即从一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历史流变观去看待某一文学体裁的功过得失，这本身就是
一种“大文学史观”。何况郑敏先生又是从新诗的本源处出发，她的落脚点是20世纪新诗
，她的最终指向是如何使新诗在21世纪能够更好的得到发展。
郑敏先生在论述“新诗与传统”的问题时是从诗歌语言的角度入手的。
20世纪新诗为何需要向传统学习？郑敏先生首先就语言的继承角度进行论说：“各民族和
人种的语言首先都是继承的，无选择的但又是可变的。这就是说它并非由各民族以自己的
意志来选择的。”[10]一个民族的语言虽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其
总体必然是继承的。然而，在20世纪新诗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后新诗潮”一些诗人为了
求新求变而滥用语言以及不加甄别地借用外来语，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很明显的。“这种完
全摈弃共性的诗很难留下来。诗、语言都不能没有历时性，我们不要回归传统，但传统是
我们发展的出发点，是创新的资本，没有了传统，或传统极为单薄也就难说什么创新。”[
11]这的确是我们新诗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来，口语和书面语都无法不经加工就自然而
然地成为优秀的诗歌语言的。然而，自“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一方面砍去文
言文作为书面语的权力，一方面不承认古白话文并不胜任表达20世纪意识，只想将白话扶
正，代替口笔两种语言。”[12]这种违反了语言规律的的“决策”自然使得白话长期停滞
。新诗草创期的诗歌以及“后新诗潮”将口语当作诗歌，盲目地认为诗歌内容可以等同生
活内容，并每每借助西方的翻译语言。“实际上自由诗的语言应该是最有音乐性的。”而
“最伟大的创新者也必然是最伟大的继承者。”希望通过向传统的借鉴与学习，“焕发汉
语文化自己的特点，在创新中显示出我们几千年诗歌传统的独特和伟大。”[13]这就是郑
敏先生反复强调新诗应当向传统学习的根本原因。
为了能够充分说明“学习”的必要性，郑敏先生曾在著名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
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中重点阐述了20世纪中国诗歌与传统之间的一次断裂和两次转变
及其后果。首先，郑敏先生就汉语新诗的成就表达了自己的置疑：“首先是今天在考虑新
诗创作成绩时能不能将20世纪以前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我的回答是不能。这
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
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14]针对“五四”时期胡适主要提
倡自元朝开始的白话文学，认为古典文学中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是中国文学之正宗，连唐
朝、宋朝文学也一概否定；陈独秀将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算作排斥之
列……郑敏先生认为这种矫枉过正式行为的正负面价值都是十分明显的。“总之他们那种
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语言主要是
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
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
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
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
。”“胡、陈这种从零度开始用汉字白话文写诗的论调，为白话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
。使它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在文化上却因拒绝古典文学传统，使白话与古典文学相
对抗而自我饥饿、自我贫乏。”[15]在解构主义史观的指引下，郑敏先生以一种近乎“文
化保守主义”的观点看待自胡、陈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20世纪新诗所谓的“一次断
裂和两次转变”（即指五四时期的意识上重视诗歌的大众口语化；五十年代新诗为政治服
务造成的语言超常透明；新时期的“崛起”与压制“崛起”），都与政治以及非此即彼的
二元对立观念（如白话文/文言文、传统文学/革新文学、正宗文学/非正宗文学……）有着
密切的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与诗歌语言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许多诗人与诗论家在一种
近乎政治改革的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特性与客观规律，这是20世纪新诗割裂
传统，失去根基、频频借用西方话语并最终无法在世界诗坛上获得与前辈同样地位的重要
原因。[16]
那么，20世纪新诗究竟可以向传统学习什么？对比西方，郑敏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
与文言文却并不是外族入侵强加于中华民族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土生土长的
母语，只是它在长长的岁月里失去了口语的功能，只保留了书面语的功能。”[17]现代新
诗完全可以在“简而不竭、曲而不妄、境界、意象……”[18]等方面向古典进行学习。围
绕语言为中心，走“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之路，“似乎是今后中国诗
歌创新之路。”[19]
三、新诗的未来的走向
新诗的现状似乎可以预示其未来发展的种种情形，然而事实情况往往比设想与推断更为复
杂。面对新诗割断传统，特别是“后新诗潮”的种种探索上的误区，身兼著名诗人、批评
家双重身份的郑敏先生无疑是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同时她又深知这些只是诗歌内部的问
题。在处于文化转型的特殊年代里，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阴影、商业行为的对诗人乃至诗
歌本身的外部无形压力。这些来自“主客观”的严峻形势使郑敏先生一方面反复呼吁对传
统的继承，对现有文化教育进行重视；一方面又不由得使她为新诗的未来予以“史家式目
光”的关注，并强调诗人本身的自救。[20]
“21世纪是我们文化传统寻找复兴之路的世纪。母文化水土经过一个世纪的逐渐流失，我
们的未来主人翁心理上的文化真空，都强迫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复兴文化传统的使命。……2
1世纪将提供一个长长的时间甬道,通过它,我们挖掘记忆,追溯源头,考证史迹,再认识过去,
以现代意识重新评价走过的文化道路,一切都为了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传统,确认自己的精
神形象。21世纪将是这个古老民族重新发现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世纪。”[21]在这种
情况下，诗歌必须要走复兴的道路。在《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
诗意价值》一文中，郑敏先生曾就诗歌与书法的关系探讨新诗的未来前途。“在今天后工
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匆忙，所剩下的时间精力有限，而大量的娱乐媒体都在抢占这些宝
贵的业余时间，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携手争取视听观众，诗歌如果只能通过阅读来接近群
众，其受冷落是必然的。但如果新诗能与书法结合，悬挂于壁，它就有机会如画和雕塑主
动走入群众的视野，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在群众中至今占有重要地位是与书法、碑文、字画
、对联等视觉艺术分不开的。白话诗为了占领群众的业余空间也必须赢得书法家的爱好，
符合书法绘画的艺术特点。笔者的想法是，新诗，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成为突出视觉美的
诗歌，在诗行的排列，字词的选择都加强对视觉艺术审美的敏感，让新诗和古典诗一样走
出书本，进入群众的生活空间，悬挂在他们居室里，甚至成为装饰的艺术的一种。”“如
果新诗与书法、画结合，如古典诗歌那样，就很有可能走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仍需
要看诗歌作者如何从发展诗的视觉及音乐节奏美入手，使得新诗获得简练精美、深邃的形
式和内容，使之适合与视觉艺术相结合。诗人首先要深入体会汉字的诗的本质、新诗与汉
字汉语间的暗喻及形象内在联系，要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有新一层的领悟，对画、书法、
雕刻应当有更深的审美素养。”[22]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视角，虽然它的具体可操作性还需
要实践进行检验，但它肯定要比那些只注意自身现实效应的口号家要有价值，而且这种思
路在90年代也得到了认同。1995年《诗刊》第十一期杨克的文章《疏离的尴尬——当下诗
歌的际遇》以及本年度《诗神》第二期毛翰的文章《诗歌大众化三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
了关于诗歌走向的问题，尤其是后者更是详细提出诗歌应适时打入电视、诗人“何不词坛
潇洒走一回”以及诗歌应讲究服务读者等问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但自90年代以来的新
诗的确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诗歌与小说、戏剧界限的模糊和网络新媒体诗歌
的出现都是应当正视的现象。郑敏先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结合传统的某些色彩提出看法
，这无疑是切中了新诗发展中的“要害”，因而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总之，郑敏先生的新诗“史论”是为20世纪的新诗在回首过去和展望未来中“开辟”出了
一条新的路径。也许这条路径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而且这种思路的本身也势必会决定
其无法过多地关注新诗发展的具体细微之处，甚至还会遭到置疑。但郑先生能够从自己一
贯的思路推演出新诗的出路，并进而设想如何让人们从中找到中国新诗的审美感觉，保护
新诗中真正属于中华文化的灵魂，而这或许就正是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理由吧！
注释：
[1]见郑敏：《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收入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
文化?评论》，第5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同上，第51、52页。
[3] 见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的前言《从结构观走向解构观的必
然性》，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见《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收入郑敏《诗歌与哲
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第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5]见《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
，第3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6]同上，第334页。
[7]见《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上）》，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
—解构诗论》，第2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8]同[5]，第343~344页。
[9] 这些文章可见《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敬》 《粤海风》200
1年第1期。争论文章依次有《无效的新诗传统》 朱子庆 《华夏诗报》 2003年5月25日
；《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 野曼 《文艺报》 2003年8月26日
，有删节，后在《华夏诗报》全文发表；此外，周良沛还在《华夏诗报》上发表了《在新
诗有无传统的大是大非面前》等等。
[10]见《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收入郑敏《结构——解构视角
：语言?文化?评论》，第1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11]见《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
诗论》，第2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12]同[10]，114页。
[13]见《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下）》，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
构—解构诗论》，第265、2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14]同[10]，第91页。
[15]同[14]，第92~102页。
[16] 见《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收入郑敏《结构——解构视角
：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原文最初载于《文学评论》19
93年第3期，后引发争议。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可参见争鸣文章《文
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许明，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等以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
993世纪末的喧哗》，张志忠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17]同上，第96页。
[18]见《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收入郑敏《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19]见《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
，第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0]见《诗人必须自救》，收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第29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1]见《漫谈中华文化传统的革新与继承》，收入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
评论》，第223、22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2]见《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收入郑敏《结构—
—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第88、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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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共同心友，
轻尝五味汤。
一盏寒江水，
三杯热胆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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