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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EM (我就是我,我就是阿梅), 信区: Reading
标  题: [转载] 烧包吧,中国知识人(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hu Nov 22 08:47:09 2001), 转信

烧包吧,中国知识人!

赵毅衡


有学生从中国进修中文回来,给我看他们用的教科书《走进中国》高级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书印得很漂亮,内容也比以前的课本有趣的多,让人对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朋友肃然起敬。这个学生翻到第13课“为人父母的资
格”,给我看这么一段:

“据说在新加坡,政府鼓励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年轻人生育,对综合素质较低的人,
则限制其生育,这就无怪乎其国民总体素质那么高了”。

学生脸涨得通红,我大惑不解。他说:“用限制生育改造人种,这是纳粹思想!”
我这才想起,这是个德国学生:德国青年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我解释说,中国农
村人口真是太多,而且生育率过高。“学而优则生儿女”,想法至少不错。他反
驳我说:“政策是权宜之计,这篇课文讲的却是道义原则。如果全体中国人都得
象新加坡那么‘高素质’,全是‘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那又是一个可怕的
‘纯种民族’!”

我觉得这位德国小青年言词太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是,从道义原则上说,
我无言以对,此事弄得我挺窘的。正好有个中国来的教育代表团,路过伦敦大学
开座谈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说,教西方学生时,最好明白对方的心理,
避免这类有争议的题目。我话音刚落,代表团副团长,一位高大美貌显然很有智
慧的女性,义正词严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教科书这篇课文的观点,中国人可以
有自己的人口素质观念。我们不必拿外国学生的价值作为我们编课文的根据”。
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然不必谈下去:我一向缺乏讨论大题目的勇气。我回到图书
馆做我的笨学问。不料正好就翻到杜维明先生的大作。这位“工业东亚企业巨子”
意识形态的制作师,正好有一段说到当今的德国青年。

“西欧就要没落了。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积极朝向工业发展,反而是享乐主义,
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许多人到泰国旅行,挥金如土,根本不要储蓄,认
为没有什么远景。东亚社会的储蓄相当可观,比例很高。”(《儒家自我意识的
反思》台北1990,139-140页)

杜维明这种说法,经济学上的谬误,恐怕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些
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这篇小文,只谈印象,大问题先搁开。不过看来杜维明
认真与欧洲青年做了对手:如此“没出息”的远远不止是德国人。近日英国消息,
1998年,有一对年轻夫妇辞掉工作,变卖家产,买了一艘帆船。他们有三个十岁
不到的子女,竟然让他们全部停学,全家环航世界。三年后回到英国,已经换了
一个千年。“失学”三年的三个孩子,全身黧黑,被各地小学当作英雄,请去讲
远航故事。

可以断言:中国的城市里,会有敢于散尽家产去冒险天涯的浪漫年轻人,但是没
有敢让孩子中断三年正规教育的知识人父母。

又说回中国。一位丹麦朋友,热爱中国,到中国访问,想拜访某位他崇拜的,并
且正在“试译”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个中国作家未必会拒见远道
而来的北欧崇拜者兼热心翻译者吧。后来,我遇到这位作家,他说:“今后不要
把我的电话给落魄洋人。你介绍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车到我家来!”

我闻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辩护几句:在华人城市里,公交大抵只是为蓝领
服务。但是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贵者,一般人有急事才坐出租车。公交地铁里,
白领蓝领摩肩接踵。好象谁也没有失去当作家崇拜者的资格,因为作家本人也坐
在公共汽车里。这不仅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在西欧北欧,坐公交不便宜,至少
不比中国的出租车便宜。但是选择交通工具,还有个习惯问题:如果在欧洲没有
挥手叫Taxi!的习惯,到中国也难以算计出无妨坐出租。

恐怕在这位作家眼里,我也是个落魄海外的教书匠,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而且,
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位作家远非中国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
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例子?
他与一个洋人吃饭,结束时对方竟然提议“AA制”平摊付帐!我本人从来没有在
西方听说过这个词,只听说过Let's go Dutch--按荷兰方式分帐。旧友
说那话是在饭桌上,我当然不会再有胆量建议平摊付帐,就伸手取了帐单,朋友
照例来抢夺一番,这次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细想一下,这位文友说得
很对: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荷兰化”。记得在美
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以上男女,好象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着火恨
不得熔成一堆。结帐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
为常,觉得至少比中国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买单,
就知道必是中国人:小小喧腾后面,常有人际关系计算,所谓送礼政治学。
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知识人,现在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许多
中国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时代。而许多知识人
也已经加入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值得庆贺?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哈
里波特的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
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国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
编,一位出版社副社长的家:180平方,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而成,
室内可以溜冰,至少开舞会绰绰有余。如果说这是他或她对改革有功,得到连续
若干年的“最后一次分房”之赏赐,室内装修却还是自己掏腰包付的:豪华程度,
一个类似五星宾馆,另一个象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朋友,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
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变?”
我愕然,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城市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
简陋:“在中国,在香港,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
经常要来欧洲的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
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值得骄
傲,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
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北京这个全世界羡慕的自行车城,却变成一个狂
躁的汽车城。自行车还有若干,只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已经只有蓝领中国人,以及
想领略自行车城最后余韵的老外。凡是有点自尊心的青年才俊知识人,早就开车,
而且开大车:“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这说法当然无可反驳,
符合民族主义,也符合“扩大内需”的要求。

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
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筒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

今的中国知识人中间,决不是在任何欧美大学。

唯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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