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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点]防止最坏，期待最好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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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止最坏，期待最好
2007-04-29 11:16:3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
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50元。
□自由撰稿人，上海
梁捷
耶鲁大学人类学名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代表作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前些年的《农民
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15.80元)，后来的《国家的视角》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35.00元)，还有眼下这本《弱者的武器》
。从原著出版时间表来看，《农民》一书出版于1976年，《国家》一书是1990年代后期的作
品，而《弱者的武器》出版于1986年，正是连接前后两本书的思想关节。
再从内容上看。《农民》一书的立足点是东南亚的农民生活，而且是关涉到最底层农民
生存问题的“生存伦理”。《国家》则主要谈国家指导下的农村以及城市改革的失败，研究
对象和规模似乎有所放大，追求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讨论范畴也正好在两
者之间。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有“冲突论”这一流派，往往把马克思和齐美尔奉为鼻祖。这两位大
师固然都谈冲突，可理念中实施冲突的方式和看待冲突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很喜欢使用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介绍马克思思想时，国内还有学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
阶级战争”，在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下，“战争”倒是比“斗争”更符合实际。齐美尔则
委婉得多。他当然一样深刻地体会到身处底层、被压榨、被欺负人群的“怨恨”，这是现代
性的必然产物，可是怨恨并不一定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也可能被深深埋藏、发酵，最后变
成另外形式的能量。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主要遵循的就是齐美尔的思路，去探究农民那些日常的、隐藏
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农民可不管什么理论，他们只是按照“防止最坏
，期望最好”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反抗策略，这种反抗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
武器”。
谨慎的反抗
弱者的手里有哪些武器？大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
、偷盗、装疯卖傻、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其中没有哪种形式是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从计划
经济过来的人感受会更深，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纵观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对抗
形式和对抗思想具有普遍性。据说过去苏联或者东欧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资本家假装给我
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资本家工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性的反抗。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更多地谈论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因为农民首先考虑
的问题是“生存”。对于任何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比如大规模征税，比如土地制度
变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这本《弱者的武器》则更偏重无形的、间接的反抗。
剧烈冲突不可能天天有，潜在冲突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如果不直接涉及生存，只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一定会明目
张胆地反抗政府。直接的正面冲突，代价非常高昂，可能要耗尽农民手上微薄的资产，而且
结果难料。也就是说，正面冲突往往不是生存尚未受到威胁的底层农民理性的最优选择。农
民也是经济人，算得可精细了。
另一位很边缘的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类似问题。他的专业并非研究农村问题，而主要
研究企业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斯科特颇为类似。他在一本出名的小册子《退出、呼吁
、忠诚》里概括了工厂内工人对企业家不满时的三种反抗手段。第一种是退出，这在农村里
情况不太一样，暂且不论。第二种是呼吁，就是通过工会或者直接地喊出自己的意见，表达
自己的不满。而更常用的是第三种，不忠诚。这样不会和老板扯破脸皮，也不会丢了工作。
至于不忠诚的办法可就多了，劳动合同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劳动细节，偷懒、懈怠、消极罢
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行为还算好，暗地里做手脚、搞破坏，让老板吃哑巴亏，则是更为严
厉的反抗形式。
斯科特的视野更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
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
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
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
，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
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
日常的计算
国内读者很容易想起一系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
，吴思的《血酬定律》，特别是去年高王凌先生的著作《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
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高先生研究中国人的“反行为”正好与斯
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相对应。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经济学界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原理的阐释，可以和斯科特讨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小动作
做一个对照。
林毅夫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给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
权力，只能进不能出。在政治压力下，所有农民都被迫加入了人民公社，可是由于产权不清
晰，每个人的劳动不能直接与土地上的作物产量挂钩，收入分配只与劳动时间有关，那么偷
懒、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大跃进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偷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各种瞒报、谎
报，最终酿成大祸。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与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的效率作
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当时中国农民由于缺乏产权而没有劳动积
极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动，但日常劳作中的反抗是天天存在、处处存在的。
农民们总有着精准的计算，包括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对组织，也对其他农民。斯科特
曾循着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路数研究过农民的“礼物交换”或者“合作互惠”行动，知道
很多礼物是以“人情”方式来计算的，和货币财富不能直接冲销，大家照样记得一清二楚。
在具体生产劳动时，虽然一般会有明确的制度和监督，但是监督者和劳动者的信息是不
对称的，这就有钻空子的机会。一般来说，监督可以分成“监督劳动过程”和“监督劳动成
果”两种，在监督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这两方面同时监督。如果你重视劳动成果的质
量，那么农民就会在劳动过程中偷懒，减少产出；如果你重视监督劳动过程，那么农民可以
在不减少劳动时间和数量的情况下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总之，劳动永远是劳动者自己付出
的努力，监督者要对付劳动者，信息上总是不利的。
与其监督，不如“激励”，这是高层组织对付“弱者武器”的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的
拓展，就是一步步寻求有效激励的办法。这是斯科特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国家的视角
》中得以详细阐释。斯科特也意识到，国家或者集体往往会寻求一种“过于清晰”、“过于
明确”的激励机制，以为能把小小农民的算盘彻底搞清楚。
可无数实验都失败了。统治者骄傲的设计和计算才能，在数量惊人的小农狡黠智慧面前
，全都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可笑的狂妄。为了实现政府期望的富裕、有效率以及公平等目标
，政府在何种范围内设计何种程度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光有机制似乎不够
，还必须同时干涉农民的理念，这就需要理论层面的反思了。
统治的霸权
斯科特是极为重视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虽然在他书里，任何大学者名字出现的频率
都赶不上那些他深有交往的本地农民。在《农民》一书中，他是沿着波兰尼(Karl
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区分出农民生存伦理的经
济学和社会学，然后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理性”。
而在这本书里，他就试图把“形式”和“实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
具来自文化研究先驱葛兰西，即“霸权”(hegemony)。所谓霸权，就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
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从而全面地驾御社会的生产循环。斯科特另一本比
较新的著作，题目是《统治与抵抗的艺术》，进一步把这种“霸权”上升到艺术高度。
通过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这个小地方的长期观察，斯科特开始认识思想或者意识的重要
性。传统观念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主要武器就是国家机器，是法律，是暴力，是税收
。可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武器，是偷懒，是暗中破坏。强者的武器虽然强大
，但弱者的武器更丰富，智慧无穷，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只有同时在制度和思想上努力，在思想上控制弱者，使他们盲从
顺服。毕竟塞达卡之类的乡村小镇，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据斯科特观察，能够深刻洞
悉官方意图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根据本能和直觉，做出包含小聪明的反应。政
府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把权力、地位、财富的分配原理重新包装和阐释，从而实现
“霸权”统治，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霸权”统治，真的能取得比目前复杂局势更好更有效
率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吗？
就以土地租赁关系为例。塞达卡农村过去常常是使用谷物交租的，现金很少。过去租赁
契约往往是活租而非死租，即可以根据自然天气等原因修改契约。但是这些趋势都逐渐在改
变，政府似乎更愿意施行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管理，却不管农民是怎么想的，大大影响了农民
甚至地主的积极性。
要知道，农村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很多方面，很多契约签订的
特殊关系都非城市人所能想象。就以分成租这种形式为例，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
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反过来
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予佃户更
多的帮助和照顾。比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则一般都要出棺材钱。
这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租佃合同，使得佃户和地主在多个维度上勾在了一起。在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制建成之前，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我们自然可以从小乡村的复杂环境里，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理论”，去推
测和设计它下一步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前景。斯科特对此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
悲观情绪，他不愿相信革命家的承诺，不相信现代化的建设手段可以消除那些贫困和不平等
。倒是弱者的武器充分展现了韧性，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弱者的
武器，它是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最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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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天使之心降临
却让这片土地饱尝苦难
我想阳光普照大地，却不料竟成
赤地千里
我想送来甘露，却不料引来
洪水滔滔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http://bbs.szu.edu.cn·[FROM: 222.125.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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