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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300年的傲慢与偏见
2007-05-29 09:37:58 来源:南方都市报
维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前后共有四次浪潮：唐代的景教、元朝的教廷东使、明清之际
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势力、以及鸦片战争后的全面冲击。其中前两次影响都极有限，谈
不上碰撞，最后一次则人所共知——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颠覆
性影响，才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头审视三四百年前的那次相遇：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
彼此错失了这次对流的机会？
孟德卫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中，以简洁整齐的对称性结构回顾了这
段历史。四章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纳／排拒、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接纳／排拒
。这就清晰地从宏观上构造出了这类文明碰撞中必然出现的互动关系，便于此书所面向的普
通读者理解，也迥异于中外交流史书写上的一种陈旧模式：即强调“友好交流”，却对相斥
的深层悲剧性原因避而不谈。
交流的压力
今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仅仅在五百年前，地球表面的各主要人类文明，基本还
处于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在地理大发现的浪潮中，西方文明成为第一个进行世界性探险活
动的文明，表现出活跃的进取精神——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刺激这一探险活动的根本动
力，竟是为了寻找到一条直接通向中国的道路。
在抵达中国海岸之前，有关中华帝国辽阔富庶的印象已经深入到不少欧洲人的心目之中
，而中国人对此却长期一无所知。博学如顾炎武，竟也认为佛郎机国(西班牙及葡萄牙)“在
爪哇南”；清朝修纂的《明史》还以为这些碧眼黄毛的番鬼不过是前来恳请贸易的南洋土著
呢。这种认识上的根本性差别决定了此后双方的态度：西方对中国深感兴趣，谋求在宗教、
贸易、文化、军事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过于积极的姿态却最终令中国统治者反感。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个人的经验越有限，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就越死板；当强迫他改变时，他
就越难以适应——这听起来就像是当时中国的写照。
从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对彼此都曾产生兴趣，并一定程度上接纳对方，但
这种接纳也大异其趣。明清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将自鸣钟等视为西方科技的代表，而是
装饰品和可展现身份的域外珍奇；西洋画的透视画法或天主教义都被在传统的框架内予以重
新解释，往好里说也仅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也决非不可放弃。而在西方，对中国的接
纳却导致了一种对自身文明的反省，孔子在欧洲得到的欢迎远甚于耶稣基督在中国得到的欢
迎，简直成了法国启蒙哲学家们“自己的圣人”。
交流必然包含对抗，或者用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的话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
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在世界史上，
两种文明相遇时，绝无可能不产生碰撞，它们的异质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相等，碰撞就越
是剧烈。中西文明的对撞，在上述两点上可能都是创下纪录的，也因此造成特别强烈的拒斥
反应。此前中国所遇到的唯一相似案例，就是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国人经过数百年的
接纳、排斥、融合的过程，才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的传入还不像后来的基督教文明
：它并没有伴随着武力。
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体现出一种囤积取向的性格，犹如一个谨守自己篱笆墙内田园的
农夫，对贸易的兴趣仅限于必要的交换；而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扎根于一种城邦－贸易的机制
。贸易的精神就是交流的精神，因为它与人的关系必须在交流之中才得以确认；对中国来说
，这种开放体系却是一种威胁，而传统上，一旦感受到威胁，中国的政治姿态就是“坚壁清
野”：舍弃不必要的物品，关门坚守自己的城堡。
孟德卫在书中列举了至少五条当时中国反对基督教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加起来，大概
就是白鲁恂所说的：“交流的压力导致传统社会的崩溃。”欧洲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
非洲、大洋洲等各地的土著传统社会中引起极多类似事例，原因之一是西方的海岸贸易导致
声望物品的分散，从而导致传统等级制度的解体；而西方文明本身就构成对传统社会的巨大
压力：因为后者不再是必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了。
自我意识的形成
大洋洲及印度洋岛屿上的族群曾普遍使用“精灵”、“鬼魂”这样的词语来称呼白人—
—这想来中国人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同样称欧洲人为“洋鬼子”或“番鬼”。这种称呼表明
其使用者原先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以致无法承认遇见的白人跟自己一样是人类
。然而在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交流的压力：因为既然自己所处的社会并非唯一，那
么自己的风俗也就不再是必然之事。
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谢和耐曾说，“每个人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定
义自我。”缺乏这种比较，则犹如“未经省察的人生”，因为生活在其中者从来只知其然，
而不知另有可能。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化必然导向这样一个后果：开始质疑生活中一向习以为
常的习惯和准则。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最初时的不同反应：传教士成功地在欧洲树立起一个强大、
理性的中国形象，但在中国这边的同样努力，他们却失败了。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深为迷恋
，而作为当时欧洲的潮流中心，法国又将这阵中国风传播到德、英等国。其结果是18世纪欧
洲的顶级哲学家如伏尔泰等，都卷入了其中。歌颂中国者从儒家体制看到柏拉图《理想国》
中哲人王的形象，赞叹不借助宗教而只用理性来管理国家，借以抨击现行的教会；而厌恶中
国者则通过抨击中国的专制政府来反思基督教文明。
对欧洲当时长期激烈的关于中国的争论，国人基本一无所知。明清之际西方文明的传入
虽然触及到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但却并未引发对全社会的震撼：在康熙帝下令禁教之前，
中国天主教徒在高峰期也不到30万人，还不及帝国人口的1％。卡夫卡说，“与人交往诱使
人进行自我观察”，但这必须在深入交往之后才成为可能——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
危难之际开始被迫面对西方文明，全面反思自我。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是一个辛酸的教训：
假使在三百年前国人已能借助这面“西洋镜”来反观自身，那么鸦片战争时我们或许不至于
惨败至此。
符号的力量
孟德卫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6－17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是白种人；而当时
少数并不尊重中国的欧洲人则认为中国人的肤色不那么白，根本就是黄色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国人终于慢慢“变成了”黄种人。他给这一段取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中国
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
过去五百年中，中西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出现过剧烈的摇摆。其间，中国在西方的形象
长期以来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一种是极端丑化，另一种则高度理想化。这种摇摆不仅限于
本书所探讨的1500－1800这三百年，事实上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一时是可怕的红色巨龙，一
时又是“空气清新得犹如另外一个星球”的新社会。中国对西方的印象同样如此，充满了矛
盾交织的心态：从神秘贪婪的红毛鬼，到先进的师法对象；既是可怕的帝国主义敌人，又是
国家富强的榜样和标杆。
在中西相遇时，我们也到处可看到一种空洞能指：双方对彼此的印象往往只是一种名义
，它无关真假：一个过于“本真”的对方形象，反而会缺乏效用和符号性，无法承担重任。
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心目中高度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显然并非真实的中国，但正因此，它
才具备符号性的权威，借以号召启蒙和反对教会；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笔下的中国，也无疑过
于丑化，但他也无须核实真实的中国形象。真实的中国形象，将使他们双方都承受不起。
好笑吗？同样的事，在伏尔泰时代一百多年后，以更剧烈的情形在中国也出现了，并且
看起来至今也没有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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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天使之心降临
却让这片土地饱尝苦难
我想阳光普照大地，却不料竟成
赤地千里
我想送来甘露，却不料引来
洪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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