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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cbaggio (alex), 信区: Reading
标 题: 读《江村经济》有感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hu Mar 5 22:34:03 2009), 站内
读《江村经济》有感
一直对 费孝通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透过那本薄薄的《乡土中国》，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中
国知识分子对乡土的眷恋，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当然，还有他的睿智和深邃。我十分好
奇，这样一本深刻又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是如何写出来的？我的老师推荐我看《江村经济》一
书。
是啊，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空中楼阁。如果吧《乡土中国》比作塔尖那颗璀璨的明珠，《江
村经济》无疑是这座高塔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总结，从“家，扩大的家庭”、“
财产的传递”等章节来看，这一点尤为明显。为什么要强调这两本书之间的承继关系呢？我
觉得这是对所谓的“高屋建瓴”式的治学方法的很好补充。做好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是对下一步提炼出“社会结构”、“文化形态”、“权力关系”的必要前提——《江村经
济》就是这样一本书。丹尼斯．若斯评价这本书时说：“据我所知，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
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而对我自己的启发是，倘若
做客家社会、文化的研究，搜集、阅读大量的文献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能忽视田野调查，
因为第一手的资料，切身的感受是在他人的书中找不到的。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死的
、冷的、苍白的。至于总结、提炼这些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能力，则是后话。
回到《江村经济》这本书。该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1936年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所进行的一
个月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于1939年出版英文版，1985年由戴可景译成中
文在国内出版。该书可谓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不仅得到弗思、马林诺夫斯基等师长的高
度评价，他也被授予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到文革后期，“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
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注意，是中国学者的著作在西方学界的风行！
1981年，他更是获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章——人类学的最高荣誉。至于费
孝通先生之于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国内整个文化界的影响力，就更不消说了。
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与我有同样的困惑：一本《江村经济》的“效用”有这么大吗？荣
誉来得是不是太容易了？我有两点看法，首先成功离不开机遇。费孝通先生研究人类学的时
候正处在二战前后，民族意识觉醒，殖民地挑战宗主国的时代。人类学的视角从研究太平洋
小岛上的“野蛮人”（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土人和弗思对提科皮亚岛土人的
研究），转向对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的研究。而人类学自身也从一种“不入流”的学
科成长为能与社会学、政治学齐肩的学科（吴予敏老师语，大意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承认，他本人也成为了公认的大师。倘若不是这
样的机遇，他恐怕也会像马克思、尼采等人那样，在去世后许多年后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影
响力。英雄离不开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的另一个看法，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台上一分钟，看不到台下十年功。费孝通先生的成就，
恐怕还不能仅仅从《江村经济》一书去寻找原因。他回国后的学术研究、文革后领导重建中
国社会学的贡献等等，由于我见识有限，不敢妄论。但即便就《江村经济》成书之前而言，
从他获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难）来看，当中
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可见一斑。这对于今日之学者，乃至普通百姓，亦是一种启发。
具体到《江村经济》一书的内容，在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有一句话概括：“贯穿此书的两个
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我对此的理解是，对农业和副业的调查
研究、分析是该书的主心骨。在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讨论家庭结构、财产继承、生活
消费、职业分化、劳动日程。
这是典型的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功能主义认为：一切人类文化都是人类依据自己的生物需
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基本上，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在《乡土中国》的读书报告
中，亦谈到功能主义之辩，这里不再赘述。对我的启发是，看待任何文化现象，都不能忽略
其背后的“功能因素”，或者说是“经济因素”。比方说，客家人在饮食上放的盐多，放的
油多，这是因为客家人主要是农耕积极，而田地又往往离住所非常远（因为分不到离家近的
良田，只能分到偏远的瘠田），他们必须徒步翻山涉水到田里耕作（我们家乡语中称之为“
走大山”），而本身耕作又是长时间、重体力的劳动，所以就形成了客家人饮食偏咸、偏油
这么个文化现象。有比如说客家女性不裹足的传统（当然是指旧中国时候），是因为客家人
生活条件艰苦，仅依靠男性下地耕作难以为继，因此客家女性也必须在田间劳动（过去我的
祖母、母亲也还都曾下地劳动：种菜、“割禾”……），尽管她们干的活往往不及男性粗重
，但显然裹着小脚是妨碍劳动的。
仅是就文化论文化，可能是件危险的事。当然不是说功能主义就完全正确。单一的视角，总
是可能存在缺憾。《江村经济》一书亦是如此。
该书关于历史材料方面的应用很少。这一点作者本人也是认可的（见费孝通，《重读<江村
经济·序言>》，1996）。比如在谈及开弦弓村重要的副业蚕丝业时，作者仅引用了赖特的
《香港、上海及中国其它通商口岸二十世纪印象记》和刘大均的《上海缫丝工业》中的一些
材料。又比如人口统计数字，只用了1935年的普查数字。更多情况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生活
经验来解读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首资料。当然，我并是在挑这本书的毛病。谁都能想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要一板一眼地做学问，是何其艰难！我的意思是，结合一些第
三方的材料，可能会更有启发。但是，现今的学术研究，似乎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倾
向就是以大量引用别人的文章、第二手资料为荣，甚至以此为衡量一篇文章、一本书的学术
价值的标准。过分强调西方那一套治学传统，恐怕是不合适的。周裕琼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
笑话是：严谨到连“中国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这个句子，都要注出引自某某书某某作
者。过犹不及，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这里应当适用。不过，我是何人？有何资格在此妄评
学术？就此打住。
再回到《江村经济》一书，功能主义强调经济的作用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更加重视文化本身
和文化的反作用呢？语言（这里主要是指口头语言）作为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探
讨尽管已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但费孝通先生显然没有将其完全排除在外。例如，在“亲属
关系的扩展”一章提到的“祖宗门中”、“过房”、“新官马”等词，他都尽可能去介绍和
解释。他还在附录中加上“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一章，合11页。
我觉得头口语言，或者说是方言，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对于传播学研究。孙海峰
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人类认识世界的几种方式，首先是可以感知的（感官所得，唯物的），也
可以是沉思的（强盗认知主体的作用，唯心的），更可以是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就
是世界本身。世界是由于人们的言说而“生成”的，不能言说的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比如
说，客家口语中的“佬”字，就带着很深的感情色彩和历史感。当用“福（音从鹤）佬”来
乘务潮州人是，你能明显感受到轻蔑的意味，也能联想到那段土、客文化冲突（甚至是械斗
）、融合的历史。在我小时候，“北佬”一词颇为流行，我猜测这是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开始的外省务工人员来粤大潮的产物。“福佬”和“北佬”两个词语间，分明就表露出客家
人微妙的立场和处境。当然，在谈论这些词语时，我本人是不持任何偏向的（至少我自己这
样认为）。
读费孝通先生的书，是一种享受。尽管坦白来说，我总是带着为将来的毕业论文服务的功利
目的，但希望通过“耳濡目染”（用在这儿不太恰当），多少能感受到他的博大胸怀、忧国
忧民，和带着乡土气息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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