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在线
荔园之美，在春之萌芽，在夏之绽放，在秋之收获，在冬之沉淀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发信人: qingfeng (给我宁静), 信区: Reading
标 题: TO AKIRA：《被背叛的遗嘱·节选》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Oct 22 11:54:55 2001), 转信
第九章 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
六
我一直很惊奇卡夫卡的决定所引起的震惊，这个决定（被人声称的）是要毁
掉他的全部作品。好像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开始就是荒谬的。好像一位作家不可能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最后的旅行，随身带走他的作品。
其实，作家可能在总结自己的时刻，发现他不爱自己的书，并且不想在自己
身后留下这个记录他的失败、令他悲伤的纪念碑。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会反对
说他错了，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精神沮丧。但是你们的劝告没有意义。在他自己
那里，在他的作品那里的，是他而不是您，亲爱的！
另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作家总是喜欢他的作品但他不喜欢世界。他不能
承受这个想法：把作品留在这里，任凭他认为可憎的未来去摆布。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作者始终喜欢他的作品但对世界的未来甚至不屑一顾；
由于他自身对公众的经验，他懂得艺术之绝对虚荣（VANITAS VANITATUM），不
可避免的不理解是他的命运，他一生里受过不理解（不是被低估，我所说的不是
爱虚荣的人），他不想在死后重受。（况且，可能仅仅是生命之短促阻碍艺术家
们彻底理解他们工作的虚荣，并阻碍他们及时地组织忘却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自己。
）
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些有价值的理由吗？是的。然而这并不是卡夫卡的理由：
他意识到他所写的东西的价值，他没有对世界的公开反感，而且，由于过于年轻，
几乎不为人知，他还没有与公众打交道的糟糕经验，几乎从未有过。
七
卡夫卡的遗嘱：并没有确切的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事实上是两封私人通信；
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为它们从没有寄出。布洛德，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
于1924年他的朋友死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它们，和一堆其他的纸放在一起，
一封用墨水写，折好并附有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更加详细，用铅笔写成。在
他的《〈审判〉第一版跋》中，布洛德解释道，“……在1921年，我对我的朋友
说我曾写了一份遗嘱，其中我请求毁掉若干物件（DIESES UND JENES VERNICHTEN
），
重新审阅别的，等等。这时，卡夫卡递给我人们后来在他的办公室找到的用墨水
写的那页纸，对我说：‘我的遗嘱会非常简单：我请你烧毁一切。’我还能确切
地记着我给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诉你我不会这样做’”。通过这个回忆，
布洛德说明违背朋友遗愿的道理。“卡夫卡，”他接着说，“懂得我对他写的每
一个字的狂热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会去服从他，所以他“本来可以去选择
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严肃的无条件的最后决定。”然而是否
这么肯定？在他自己的遗嘱里，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毁掉某些物件”；为什么卡
夫卡没有认为向布洛德要求同样的帮助是正常的事？如果卡夫卡的确知道他不会
被服从，为什么他还要用铅笔，在他们1921年谈话之后写第二封信，讲出和详细
说明他的打算？暂且不谈这些，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两位年轻朋友就这个话题谈了
些什么，况且，这个题目对于他们不是最为紧急，从他们每个人来看，尤其是卡
夫卡，他那时不能认为自己格外受到不朽的威胁。
人们经常说：如果卡夫卡的确愿意毁掉他所写的，他本来可以自己去把它们
毁掉。但是怎么毁掉？他的信由与他通信的人所占有（他本人没有保留任何他所
收到的信件，至于日记，的确，他本来可以把它们毁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记
（与其说日记不如说笔记），他写作时它们对于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写到最
后的日子。对于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
它只是在人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它们上面
来，即使是一篇他认为失败的短篇小说，对于作家也不是无用，它可作为另一个
短篇的素材，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只要他还不是奄奄一息。但到了
奄奄一息之际，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里，他在疗养地，并且不可能去毁掉任何东
西，他只能倚赖一个朋友的帮助。由于没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终只有一个，他便
指望他了。
人们还说：想毁掉自己的作品，这是个悲怆的举动。这样说来，不服从毁坏
者，卡夫卡的意愿便成为对另一个卡夫卡，创造者，的忠诚。在这里，人们触及
到围绕他的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里他
解释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有价值的（GELTEN）仅仅是这些书：
《审判》，《司机》、《变形记》，《劳动教养营》，《乡村医生》，以及一个
短篇《一名禁食冠军》。《沉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来，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把他
们送去捣碎，但是什么都不要去重印。”因此，卡夫卡不仅没有否定他的作品，
反之却对它作了一番总结，试图将应该留下来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
要求的区分开来；一种忧伤，一片平静，但是无任何疯狂，无任何判断中的绝望
所导致的盲目：他认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书都是有价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
一本《沉思》，大概是认为他不成熟（很难对此表示反对）。他的拒绝并不自动
包括所有没有发表的，因为他把短篇小说《一名禁食冠军》也放在“有价值”的
作品之列，而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这个短篇还只作为手稿而存在。之后，他又
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个短篇《第一的痛苦》，《一个小女人》，《女歌手
约瑟芬》。为了把它们搞成一本书，他在疗养地，临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这本
书的清样；一个几乎悲怆的证明：卡夫卡与传说中的那个要毁掉其作品的作家毫
无共同之处。
希望毁掉的实际上只涉及两种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强调的是：隐私的文稿：书信，日记。
其次，他认为他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小说。
八
我看着一扇对面的窗户。傍晚时分，灯亮了。一个男人走进房间。低头在房
里踱步；不时把手伸进头发里。突然，他发觉房间亮着灯，别人可以看见他。他
用突然的动作，拉上窗帘。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伪钞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
己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他在房里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边幅的衣着，他的捋头发
的姿式。他的舒适取决于他不被人看见的自由。
害羞是现代时代的一个关键—定义。这个个人主义时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觉
的方式远离我们；害羞，为保护私生活的表皮反射；为了在一个窗户上有一幅窗
帘；为了强调写给A的信不让B看到。向成年过渡的一种基本情况，与家长的第一
次冲突，是要求有一个抽屉保存自己的信和笔记本，要求有一个带钥匙的抽屉，
通过羞怯的反抗，人们进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
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玻璃房子，没有窗帘的
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的成功实现：一
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JAN PROCHAZKA），
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
那时经常与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VACLAV CERNY）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
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
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连播
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
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
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
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
像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
下与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
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像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
断地被对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
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
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惊）私生活与
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
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
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
莱尔（JACQUES 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
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到碰见了同样
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
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
一旦成为习惯与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
或消失。
① JACQUES 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时歌曲创作、编曲、
演唱家。
九
冰岛几乎没有树，所有的树都在墓地里；好像没有树便没有死亡；好像没有
死亡便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墓地旁，像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在中央，
让过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尸骨的树根。我和艾尔瓦·D（ELVAR D）在
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树长得还很小的墓前停下脚；不
到一年前，人们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声地回忆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
大约是性一类的。“凡秘密都引起一种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
我周围的人都再三要我讲给他们听。这使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我不能
原谅她这种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谅我的沉默，对于她这是我对她信任不够的
证明。”接着，他笑了。“我什么都没有背叛，”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背
叛。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我听着他，入了迷：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权力以朋友
的名义，一再要求知道这些秘密。而对于我的冰岛朋友来说，友谊却是另一回事：
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门前充当守护人；要做永远不开门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
把门打开。
十
我想到《审判》的末尾：两位先生朝K弯下身子，他们在扼死他：“K的逐渐
模糊的眼睛，还能看见那两位在观察结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脸旁边，两只脸挨在
一起。‘像只狗！’K说，仿佛耻辱在他之后还将存在。”
《审判》的最后的名词：耻辱。最后的画面：陌生的脸，就在旁边，几乎碰
到他的脸，观察着K最隐秘的状况：他的临终之际。在最后的名词、最后的画面
中，凝聚了整个小说的基本境况：存在；不论任何时候，可进入他的睡房；让人
吃掉他的早餐；准备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审；看着别人没收挂在他窗户上的
窗帘；不能与他所想要往来的人去往来；不再属于他自己；失去作为个人的地位。
这样的改变，把主体的人变为客体的人，使人感到的是耻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让布洛德毁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们被发表。这样的想法他几
乎不会有。出版商们对他的小说不大感兴趣，他们怎么会感兴趣他的通信。促使
他想毁掉它们的，是耻辱，完全基本的耻辱，不是作家的耻辱那一种，而是一个
普通人的，耻于把自己隐私的东西掉在别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
耻于被转换为物体，而这耻辱有可能“在他身后依然存在下来”。
然而，这些信布洛德却把它们发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遗嘱中，他曾要求卡
夫卡“取消某些东西”；然而，他自己却发表了一切，毫无区分。甚至这封在抽
屉里找到的长而艰涩的信，卡夫卡始终没有决定寄给他父亲，可是靠了布洛德，
什么人都可以在后来读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布洛德的不审慎在我看来无可原
谅。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违背他的朋友的意愿而行事，违背他的朋友意愿的方
向与精神，违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
……………………
十二
卡夫卡的作品在法国以四卷成集出版。第二卷：叙事和叙述片断；也就是说：
所有卡夫卡在他生前发表过的，加上所有人们在他抽屉里找到的：没有发表的短
篇小说，没有完成的素描，第一稿，被取消或放弃的稿本。对所有这些用什么次
序排列？出版商遵守两个原则：1）所有的叙事散文，不分其特点、种类、完成的
程度，都置于同一水平上；2）按年代顺序排列，也就是说以其产生的年代为顺序
。
所以卡夫卡自己编辑并出版的三部短篇小说集（《沉思》，《一位乡村医生》
，
《一名禁食冠军》）在这四卷书中不是以卡夫卡所赋予的形式被介绍；这些集就
这么简单地消失了；组成它们的那些特别的散文被分散在其他的散文中（与素描、
片断等等在一起），按照年代顺序；卡夫卡的800页的散文就这样成为一片流水，
其中一切都化在一切之中，一片没有形式的流水，如同只有水才可能成为的那样，
水流去，随它挟走好与坏，完成与未完成，强与弱，草稿与成品。
布洛德早已声称他对卡夫卡的每一个词都凝聚了“狂热的崇拜”。卡夫卡作
品的出版者对于他们的作者所触摸过的一切也表现了同样的绝对崇拜。但是，我
们应当理解绝对崇拜之神秘：它同时，而且命中注定，对作者的美学意愿作绝对
否定。因为美学意愿既表现在作者所写之中也表现在他所取消之中。发表作者曾
经取消的与对于他决定要保留的作新闻检查是同样的强奸行为。
在一部个别作品的小宇宙中作删节行之有效的，在整体作品的大宇宙中作删
节同样有效。这里也同样，在总结的时刻，作者在他的美学要求指引下，经常摈
除使他不满意的东西。所以，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不再允许重印他早
期的作品。福克纳明确声称“除去已印出的书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想作为痕迹
留下来，换言之，这指那些翻垃圾的人在他去世之后可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他所
要求的因而是与卡夫卡所要求的同样的东西，而且和前者一样他被遵从的结果是：
人们出版了他的所有可能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东西。我买了马勒（MAHLER）的《第
一交响乐》，由小泽征尔（SEIJI OZAWA）指挥。这部四乐章交响乐开始时包括五
个乐章，但在第一次演奏之后，马勒最终去掉了第二乐章，在任何发表的乐谱中
都找不到了。小泽征尔却把它重新并入交响乐；这样每个人便终于可以理解马勒
在取消这一乐章时是完全清醒的。我还要往下讲吗？要列的单子没有完。
卡夫卡作品在法国出版的方法并不使任何人震惊；它符合时代的精神：“卡
夫卡要从全部来读，出版者解释说，在他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中，没有一种可以要
求比其他种获得更大的尊严。我们作为后人便是这样决定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判决，并且应该接受它。有时人们走得更远；人们不仅拒绝在各种类之间的任何
等级，而且否认存在着几个种类，申明卡夫卡在所有地方只说一种语言。总之，
到处被寻找或者始终被期望的经历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完美巧合将会和他一起实现。
”
“经历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完美巧合”。这仅仅是圣—伯夫口号的一种变调：
“文学与作者的不可分离。”这个口号提醒：“生活与作品的统一性”。这使人
想起那句错误地归属于歌德的名言：“生活如一件艺术品。”这些有魔法的短句
既是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当然，人所做的与他本人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反
—真理（不管不可分离与否，创造总是超越生活），抒情老调（生活与作品的统
一性永远被寻找和到处被希望），它们表现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状态，失
而复得的天堂，尤其暴露了这样的欲望：向艺术拒绝它的自主地位，把它推回到
它诞生的地方，回到作者的生活中，把它化在这个生活中，因此而否定它的存在
理由（如果一个生活可成为艺术品，艺术品还有什么用？）人们嘲笑卡夫卡给自
己编辑的短篇小说集的顺序，因为唯一有价值的顺序是由生活所规定的那一个。
人们对艺术家卡夫卡不屑理会，这个人用它的晦暗不明的美学把我们置于一种难
堪之中，因为人们所要的是作为经历与写作相统一的，那个与父亲关系极困难，
而且不知道如何对待女人的卡夫卡；海尔曼－布洛赫当别人把他的作品放在与史
维沃和霍夫曼斯达尔的小背景下的时候，表示了抗议。可怜的卡夫卡，连这个小
背景都没有特许给他。人们谈起他时，并不同时提到霍夫曼斯达尔，曼，穆齐尔，
布洛赫；人们只留给一个背景：费利丝（FELICE），父亲，米莱娜（MILENA），
多拉（DORA）；他被送回到他的传记的微小——微小——微小——背景下，远离
小说的历史，非常地远离艺术。
………………
十四
卡夫卡把他的《变形记》的手稿寄给一本杂志，编辑罗伯特·穆齐尔准备发
表，前提条件是作者作些删减（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卡夫卡反应冰冷，
并断绝，与斯特拉文斯基对安塞迈特一样。他可以承受不发表的想法，但发表而
被损毁，对于他难以承受。他的作者的观念与斯特拉文斯基和贝克特的观念一样，
但是后者多少成功地使人接受了他们，而卡夫卡却失败了。在版权的历史上，这
个失败是一个转折。
布洛德在1925年写的《〈审判〉第一版跋》中，发表了那两封著名的被看作
卡夫卡遗嘱的信，并解释说卡夫卡很清楚他的愿望不会如愿以偿，就算布洛德讲
的是真话，这两封信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一时之冲动，关于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后
出版的可能性（极少可能性）已在两个朋友之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德，
遗嘱执行人，可以承担起全部责任，发表他认为可以的一切；这样的话，他没有
任何义务把卡夫卡的意愿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意愿不再有效并已过时。
然而他却急于发表这些“遗嘱式”的书信，并使它们产生尽可能的反响；事
实上他已经在着手创造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谜，而其中一个最主
要的部分正是这个意愿，全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作者要毁掉他的全部作品
的意愿。也正是这样，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众的记忆之中。这与布洛德让我们在
他编写的神话小说中所相信的一致，在小说里，没有任何差别，加尔达—卡夫卡
要毁掉他所写过的一切；由于艺术上不满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
想者；请记住，加尔达不是想去宣布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对
于自己的写作不给予什么重视；“可怜的帮助他爬上顶峰的阶梯。”诺威—布洛
德，他的朋友，拒绝服从他，因为即使加尔达所写的仅仅是些“简单的文论”，
它们也可以帮助一些“在黑夜游荡的人们”，帮助他们去寻求“崇高的和不可替
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遗嘱》一起，圣人卡夫卡—加尔达的伟大传记诞生了，与它同
时的还有一个关于他的预言家布洛德的小小传说，后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
友的最后的愿望公之于众，同时忏悔为了什么，以最高原则的名义（“崇高的和
不可替代的善”），他决定不去服从自己的朋友。神话大编写家赢得了他的赌注。
他的举动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伟大举动之列。因为，有谁会怀疑布洛德对他的朋
友的忠诚呢？谁敢怀疑卡夫卡留给人类的每句话、每个词、每个音节的价值呢？
这样，布洛德创造了不服从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样；一个对于那些想超越作者
最后意愿或泄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们的裁判先例。
十五
对于没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说，我很赞成说它们使任何一位遗嘱执行者陷入十
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在这些重要性不相等的文稿中有三部小说：卡夫卡没有写过
任何比它们更伟大的作品。但由于它们的未完成，他把它们列在失败的一栏，这
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常；一个作者很难相信一部他没有做到底的作品的价值在它完
成之前已经可以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得出来。但是一位作者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可
以在第三者眼里显现得清清楚楚。是的，由于这三本小说——我对它们无限欣赏
——如果我处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处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谁会给我建议呢？
那个作为我们最伟大的导师的人。让我们打开《唐·吉诃德》，第一章，第
七、八、九节：唐·吉诃德和桑乔在山里，听说了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E）
的故事：年轻的诗人爱上了一个牧羊女。为了能够在她身边，他把自己扮成一个
牧羊人；但她并不喜欢他，于是克利索斯托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唐·吉诃德决
定去看葬礼。诗人的朋友昂波罗索（AMBROSIO）主持小小的仪式。死者的遗体上
盖满鲜花，旁边有写满诗的笔记本和纸。昂波罗索向众人解释说克利索斯托姆要
求烧毁这些东西。
这时威瓦尔多（VIVALDO）老爷，一位好奇的人加入了送葬人的行列，加以干
预：他反对认为烧毁诗稿真正地符合死者的遗愿，因为愿望应当是理智的，而这
个愿望并不理智。因而最好是把他的诗献给别人，让它给那些人带来快乐、智慧、
经验。没有等昂波罗索作出回答，他俯下身，拾取了离他最近的几页纸。昂波罗
索对他说：“出于礼貌，老爷，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但是以为我不会烧
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
“出于礼貌，我允许您”：这就是说，即使死去的朋友的愿望对于我具有法
律的严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从，我遵守它们，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对于其他
与法对立的理由视而不见，比如礼貌或对艺术的爱。所以，“我允许您保留您已
经拿去的”，同时希望我的朋友原谅我。虽然如此，由于这一例外，我违反了他
的愿望，这个愿望对于我是一个法律；我这样做，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承担风
险，我作为违反一个法律的人这样做，而不是作为否认和取消这一法律的人；所
以“以为我不会烧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
十六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三个知名的受人欣赏的女人一起建议女人也有权被葬在
先贤祠。应当想到，她们说，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而且她们马上提出了几位已
经去世的伟大女性的名字，在她们看来，她们应当在那里。
无疑正确的要求；然而，有些东西使我不安：这些已死去的女性可能被人们
马上转移到先贤祠①，她们不在自己丈夫的身边吗？肯定地：她曾经要求这样。
那么人们把她们的丈夫怎么办？把他们也移过去吗？很难，由于不够重要，他们
得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些被移走的女士将在寡妇的寂寞中渡过她们的永恒。
然后，我想：那么男人呢？对呀，男人！他们大概自愿在先贤祠！人们决定
把他们变为象征，把他们与自己的女人分开，是在他们死后，没有征求他们的意
见，肯定违背他们的遗愿。
肖邦死后，波兰同胞把他的尸体剖开，割去了他的心脏。他们把他的可怜的
肌骨国有化，将他葬在波兰。
人们对待死人或像对一堆废料或像对一个象征。对于他的已亡去的个性，是
同样的不尊重。
①PANTHEON：巴黎的一座著名建筑。1764－1790年建成。法国第三共和期间，在
此为维克多·雨果举行葬礼，从此先贤祠成为祭仪名人之地。
十七
啊！不服从一位死人是这么容易。如果尽管如此，有时候，人们会遵从他的
意愿，那么这并不是出于害怕，相反，是因为人们爱他，人们拒绝相信他已死去。
如果一个年老的农民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儿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树，老梨树便不
会被砍倒，只要他的儿子回忆父亲时充满着爱。
带着宗教式的对灵魂永生的信仰，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去做。很简单，
一个被我爱的死者对于我永远不会死。我甚至不能说：我曾经爱过他；不，我爱
他。如果我拒绝用过去时态说我对他的爱，这就是说死去的那个人在。也许正是
在这里存在着人的宗教维度。其实，服从最后的意愿是神秘的：它超越了任何实
际和理性的思索：年老的农民在他的墓里永远不会知道那棵梨树是否会被砍倒；
然而对于爱着他的儿子他不可能不服从父亲。
过去，我曾经（我至今仍然）为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的结尾所感动。女
人因流产失败死去，男人仍在监狱，被判刑十年；有人给他的囚室里带来一粒白
药片，毒药；但是他很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唯一能延长他所爱女人的生命
的办法便是把她保留在记忆中。
“……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已不在；如果我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也
将不在了。是的，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以后，在写《笑忘书》的时候，我投入了塔米娜这个人物中，她失去了丈夫，
绝望地试图重新找回和收集散落的记忆，为的是重新建立起一个已消失的存在，
一个已结束的过去；这时我开始懂得，在回忆中，人们不会重新找到死人的所在；
回忆只是他不在的确认；在回忆中，死人只是一个变得苍白、远去、不可及的过
去。
可是，如果我永远不能把我爱的人看作已经死去，他的所在怎么表现呢？
在我所了解的他的意愿中，我将对它永远忠诚。我想着那棵老梨树，它会留
在窗前，它会留在窗前，只要那位农民的儿子活着。
--
真正的词句永远像树上的一只苹果，树干上缠饶着一条蛇，树根入地，
树顶参天。
——《哈扎尔词典》
好明亮的秋天
qingfeng
※ 来源:·荔园晨风BBS站 bbs.szu.edu.cn·[FROM: 192.168.1.145]
[回到开始]
[上一篇][下一篇]
荔园在线首页 友情链接：深圳大学 深大招生 荔园晨风BBS S-Term软件 网络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