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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zyou (流泪的鱼),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为周瑜书!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Nov  4 16:00:36 2002), 站内信件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足,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

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

了,雄资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

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一代文豪苏轾兀立于游 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想公瑾

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以一阕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抒

发出他对风流儒雅,功勋彪炳的周公瑾的无限向往和景仰。

其实,早在三国时代,周瑜便以他的胆略兼人,气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

甚至是敌人的仰慕--

孙权赞赏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程普

折服于他的气度恢宏,“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曹操之托前来游说周

瑜的江左名士蒋干曾感慨道:周公瑾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甚至连刘备也

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服夸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而又气量广大。”

但遗憾的是,随着千年岁月的流浙,这样一位才华卓越,气度雍容的一代懦将却在

百姓的心目中蜕变成一名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目光短浅而又意气用事的青年将领

。以至于虽然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诸葛孔明在赤壁人战开始后到底做了些什

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论苏轼词中那位“羽

扇轮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到底是谁。由此,不禁令人感叹岁月待周

公瑾太不公平。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

儒雅雍容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的呢?

(一)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雅文化系统中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

    提及三国历史,首先提到是必然是陈寿的《三国志》。这部成书干西晋的史书

,是以曹魏为正统上承汉祚的,因此书中极力掩饰魏武的失败,以至于赤壁之战只

用“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数十字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令人根本来不及意识到这场战役在鼎足三分中的决定性意义。即便

在这样明白的正统观的指导下,陈寿为周瑜所作的仍是佳传一篇-政治上高瞻远瞩

,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

高雅。尤其是在《武帝纪》中讳莫如深的赤壁之战,在《周瑜传》中描术得鲜明而

生动,而无论是战前的“驱驰于颠危之际”决策破曹;还是战时的挽强为弱,火攻

破敌;抑或战后以清醒的体局意识力拓荆州进取益州,都翔实而深刻地展示了周瑜

卓越的军事才华。甚至在卷末,陈寿还意犹未尽地评论道:“建独断之明,山众人

之表,实奇才也!”

到了东晋,情况为了一变。偏安江左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巧妙

地选择了同样害据一方又与汉室有宗庙之继的蜀汉作为正统,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习

凿齿的《汉晋春秋》。其书虽不存,但《晋书》木传称其书“于三国之时,蜀以宗

室为正;魏武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在他流下来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

是以曹、孙为逆贼,贬周、鲁为小人的。但作为史官,秉笔直书是最高原则,无论

如何挥洒春秋史笔,事实毕竟是事实,于是他只有在默认了周瑜“摧魏氏百胜之锋

,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之后,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认定周瑜

为“小人”之因是在于他“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别周鲁通诸葛论》

”)。通过习氏很不情愿的文字,我们仍可以窥见周瑜在《汉晋春秋》中掩盖不住

的才华与魅力。

习凿齿的这一正统观在当时及稍后的南朝产生生了不小影响。南朝宋时的裴松之在

广征博引各类史料为《三国志》作注时,虽然原则上是沿袭陈寿以曾魏为正统的体

例,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孙少对曹操很不恭维的内容,对刘备倒是极尽偏袒之

辞。即便在这样一部正统观产生微妙变化的用品中,周瑜形象仍保持着他的督智忠

诚,他的性度恢廊--谏阻纳质于曹公威副之时;“折节容下”在程普陵侮之际;力

辞蒋干于鄱阻来说之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故事对其在人格上进行了大胆的升

华,甚至不惜以一个对他极其力称赞的刘备来说很不光彩的故事来衬托周瑜的威震

四海--据裴注引《江表传》曰:“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备)叹瑜曰‘公瑾文

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瑜威声远著,故欲疑暨

之。”

有唐、北宋两代,九州归为一体,自然便承袭了统华厦的西晋王朝的正统观。但往

事毕竟早已成为历史,昔日胜负成败和人物褒贬再也不象陈寿撰《三国志》那样微

妙而敏感,因此此时的史学家们更具有秉笔直书的优势,如《资治通通鉴》便首次

以扬扬洒洒数千言翔实具体地记录了赤壁之战的风云变幻,充分地肯首了它在三足

鼎立局面形成中的决定性意义。在这样一部相对客观的信史中,周瑜作为曹魏对立

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六出现,编撰者竟无不贬辞,甚至称其

“不悖人义,鲁肃,吕蒙辈不能及也。”

随着金人的铁蹄践踏了宋室的半壁河山,正统问题重新变得微妙而敏感。与金人以

曹魏为正统相对立,以朱喜为首的现学大师们又选择了血统论作为“帝蜀寇魏的理

论依据。”《通鉴纲目》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后便直书“汉照烈帝章武元

年。”

但紫阳《纲目》中周瑜的形象依然是雄风不咸,光采依旧。而陈亮在他的史论中更

是给予周瑜极高的评价:“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奇才必公乎”(《吕

蒙论》);“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先主无处矣!”(《吕蒙论》)

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多承朱喜的“帝蜀寇魏”论。虽然这一时期没有三国的专史,

却有一部将宋元以前历史人物分类品评的《藏书》。那位号称能“权衡当世,程景

千古”三类名单中,可风当时史学界对周瑜的敬仰和推崇。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

,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

度浮沉。虽然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     的地位

,但周瑜去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固有的

稳定性。定一点在诗词这类雅文学作品中也有清晰的反映--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栈船扫地坚。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地此破曹公。

                          --李白(赤壁歌)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

交兵不假挥长剑,已破英雄百万师。

                        --胡曾(唐)《赤壁》

“予尝览前志,壮公瑾之业;历于废墟,想公瑾之神。息驾而昂,徘徊不能去”昔

汉纲既解,当涂方炽,利兵南浮,   江汉失险。公瑾尝寡制众,挫强为弱;  燎

火一举,楼船灰飞;遂强吴之臂,壮蜀之趾。

--梁肃(唐)《周公瑾墓下涛序》

相当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豺虎噪,千艘烈炬鱼  龙怒。卷长波,一鼓困

曹蹒,今如许。

                            --戴复古(南宋)《满江红》

……

无论是“拥有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

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 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从而使这

位雄资英发,风流懦雅的周瑜周公瑾象浮雕一般屹立在雅文学的画廊中。

(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既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

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

中那位妇孺皆知,几成“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的周公瑾源起何处。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无

法从有限的资料中了解到在俗文化系统中,周瑜的形象在南宋以前是如何演变的。

而所能找到了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

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

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已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曹军挥师南下之际,

他傲慢地拒绝了孙权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乔作乐”。至于决意破曹,却是孙权

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缎”和孙明以“曹相取江吴,掳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

”之言相激,这才不得已为名利而“挂印延会”。

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施苦肉计,定美人计,用帐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

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却被张

飞断了后路,似乎人可败之。这种矛盾,起伏不定的军事能奇怪而勉强地揉合在他

身上。

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在黄鹤楼被刘备吹捧数句,便忘乎所以,

醉洒误事,醒来之后还要“高骂众官”;赤壁之战中欲除孔明之因竟是“吾施妙计

,使曹军片甲不回,而诸葛侵了我功”;甚至见到张飞背后旗上写着“车骑将军”

也要气恼一番“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孙权官小如张飞”并怀恨在心。

史传文学中那位“雅量高致”、“性度恢廊”且“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周

公瑾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位才智碌碌,目光短浅,妒贤忌能,庸俗浅

”庸俗浅薄的平庸之辈。那么,小说家缘何待周公瑾如此不公呢?这种匪夷所思的

变异是否就是宋无之际根深蒂周的“魏篡立,吴割据”的正统论使然呢?

其实,正统观念固然可以对讲史这种市并文学产生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它

并不是使用瑜形象发生质下跌的根本原因。

其一,所谓的正统观只是一种“义不相授受而强相辍系”的工具(王夫之《读通鉴

论·叙论一》),是统自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制造的社舆论。宋元之际固然是“帝

蜀寇魏”盛极一时,但周瑜毕竟不是这种观念关照下特别敏感矛盾焦点,因而许多

受懦理浸淫极深的士大夫尚能仗史直言给他极高的评价,而民问艺人又怎么会更为

执着去津乐道那一姓祚的正统观点,以至于废尽心机地连这个曾经联合刘备并拒曹

军的周瑜都不放过呢?

其二,历史上的三国正统观,如走马灯式地变化频繁,但正如我们所追溯的,周瑜

这一形象无论在何种正统观指导下的公私典籍中始终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胆略兼人

,雍容人雅是他固有 个性。既然历经上千年各种正统观的洗礼都未曾褪色,又怎

么会宋元之际这种并不新鲜的正统观下发生质的突变呢?

其三,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而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据《东坡

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乏聚从听说古话。至说三国

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与此同时,以

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可见,市民的好恶不可以统治者的正统观

念为转移的。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他们的“拥

刘”与官方的“帝蜀”的正统论是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因此,周瑜形象在宋

元之际的突变不能简单地归为正统观念的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它也发生过一定的影

响)而是有着与雅文化系统中的正统观念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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