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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思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Jan 22 14:30:46 200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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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记哲学史家苗力田先生
苗力田先生生于1917年，黑龙江省同江县人，原籍山东省日照县。现任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北京市政协委员。
苗力田先生少年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王春沐的影响，对哲学发生了兴趣。然而
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富饶的东三省。东北沦陷之后，他作为流亡青年中
的一员南下，准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从北平走到济南，又从济南沿黄河来到
了聊城。在聊城，一位东北老乡，当地抗日武装的一位军官对他们说，抗日是我们
的事，读书是你们的责任，等抗战胜利之后，更需要你们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于是
，这些热血青年又踏上了读书求学的道路。
1939年，苗力田先生赴重庆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那时便参加了《新华日报
》自然科学副刊的活动，并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在并不平静的书桌前，苗先生勤奋
读书，广采博收，与宗白华、熊伟等先生交谊甚厚。1942年，他参加了缅甸远征军
，为当时的飞虎队作翻译。1944年大学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三
年制研究生，师从著名哲学家陈康先生攻读古希腊哲学，获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
留校执教，主要讲授哲学概论、伦理学等课程。
30年代末，苗先生文思泉涌，曾以陆夷、辛白为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文学
副刊《文群》和《新蜀报》文学副刊《蜀道》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和杂文。40年代，
他在重庆《时事新报》学术副刊《学灯》及上海《大公报》学术副刊《现代思潮》
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
1949年南京解放之后，苗先生任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调
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56年调中国人民大学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并为校学务委员会委员。他曾是北京市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后改任政协委员
）、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及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苗先生讲授西方哲学几近50年。早在5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和任华、陈修斋
等先生一起讨论并编写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哲学史讲义，并在北大开设此
课，还参与编纂了三部西方哲学史的原著选辑。1956年调到人大后，他除继续讲授
西方哲学史外，还相继开设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斯宾
诺莎《伦理学》、黑格尔《小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英
语哲学文献、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等课程。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课堂上，他注重仪表和风范，虽有腰疾、却从不肯坐着讲，也
从不肯在讲课时端茶杯。对于教学内容，他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有时为一节课不
惜花费一周时间去准备。
在哲学课上他往往从哲学家的专门概念着手，运用自己的多门外语，依靠对几
千年西方哲学的精深了解，剖析这些概念的词根、本来含义及其演化，继而阐明由
概念到命题以及从命题到命题的论证过程，挖掘出哲学家本人的思维线索，往往使
人感到耳目一新，茅塞顿开，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苗力田先生是新中国国内第一批
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培养研究生，至今不断。他的门生，有
不少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知名学者。先生培养学术接班人，注重察质、注重
需要。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几乎涉及全部西方哲学。80年代初，国内古希腊哲学
研究后继乏人，苗先生虽已年逾花甲、仍决心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德国古典哲学转
回到古希腊哲学，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在83年招收了第一批古希腊哲学研究专业，
先生亲自开设《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形而上学》等课。古希腊语
变位变格极其繁多，素以难学著称，先生为教这门课殚精竭力，耗尽心思。现在虽
已82岁高龄他还指导着5名博士生从事研究工作。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苗先生也养成了自己的治学原则。这些原则他不仅贯彻
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也贯彻在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第一，他主张治西方
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通过中译本可以大略地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进行研
究则不可以以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这是先生对
自己的严格要求。他通晓英语、俄语、德语、古希腊语，还粗通拉丁文。自50年代
始，他发表在《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杂志上的论文以及所出版的论著，无论
是关于希腊哲学的、还是关于德国哲学、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无一不是他
研读原文原著的结果。他培养研究生，总是狠抓他们的外文，逼迫他们从原文去领
悟哲学家的原意，避免学术研究中的隔靴搔痒倾向。第二，他主张做学问切忌为稻
粱谋。在他看来：你可以从哲学中陶冶臼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
从中获得高官厚禄。先生自己以“甘守寂寞”为座右铭，同时将之送给学生们，要
求他们不要计较名利得失，倡导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第三，他认为做学问必须严
谨。先生一直奉“多读点、多想点，少写点”的原则行事。凡论著必三易其稿、反
复琢磨。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们也这样做。对急于发表文章的学生，先生一再晓之
以理，甚至严加训斥，但一旦学生真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他又予以肯定并热心推
荐发表，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苗先生的为人和他在教学科研中的成果赢得了学生们的极大敬意，同时也受到
充分的评价。他早在1962年就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先进工作者，尔后多次被评为校级
优秀教师，受到过多次表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7年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
优秀教学奖。
作为一个哲学史家，苗先生具有自己的哲学史观。他反对把哲学史简单化的倾
向。他认为，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
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所以
，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
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们来说，
它是一座了望塔、观景台，人们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其中某一部分抓
取出来支配自己的论点，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苗先生说，从哲学上看，陈子昂
的《登幽州台歌》正是表现了这样一种意境。
苗先生作为一名翻译家，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这乃是他数十年翻译
工作的结晶：（1）“确切”，即要忠实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又要能为现代读
者所无误地把握。（2）“简洁”，即在翻译对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
意去铺陈。（3）“清通可读”。此外，苗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大可考虑的主张，即
对于古希腊思想家的专门术语，英、德、法等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拼写方法， 我
们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拼写方式。在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编的
《古希腊哲学》一书的后记中，苗先生详细阐述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的方
法。他深信，具体做法可以讨论，但如若想从希腊原文来研究希腊哲学，翻译希腊
典籍，这却是一条必由之路。苗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原则来主持编译国家“七五”项
目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有着深远的
影响。西方各国将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视为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英、美、德、
法等国都有两套全集译本。日本也有该全集译本。可是译成中文的亚氏著作却廖廖
无几。苗先生抱着“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我中华大地，不让
日本在东亚专断”这样的雄心壮志，挺身承担了主编这套全集的艰巨工作。除总校
外，苗先生亲自动手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重要著作。1995年
，历时十载、400多万字的《全集》十卷全部出齐，获得多项全国大奖，在外国哲
学界引起轰动，开创了编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
在《亚里士多德全集》获得成功的鼓舞下，苗先生又把目光投向了《康德全集
》的汉译。他常以中国人读康德而无从德语精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深感遗憾，
乃至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再度率弟子开译《康德全集》，再度弥补外国哲学史研究
中的一大空白。
苗先生虽已逾80高龄，但仍然勤学不倦，笔耕不辍。除了指导博士生的学业之
外，他还仿效古人“我注六经”的方式、以札记的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现已
完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和《〈形而上学〉札记》。他还计划撰写关于
《精神现象学》、《实践理性批判》等名著的札记。
在近六十年的治学生涯中，苗先生与哲学相依为命，尤其钟情于古希腊哲学。
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的精蕴在于“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而先生也正是
以此为座右铭。因此，他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起的题目就是亚里士多德
的一句名言：“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苗先生一生所获得的幸福也许不是最多的，
但应该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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