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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合集]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李锐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7月07日10:36:19 星期四),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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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李锐
时  间: Wed Feb 11 19:44:58 2004

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李锐
前水电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

1949年以前的三峡工程设想
五十年代以来水利部门防洪方针上的偏差和三峡水库案的提出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
水电和水利部门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公开争论
在“大跃进”当中三峡工程案被搁置
三峡工程上不了马、水利部门违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坝工程
八十年代水电部组织的三峡工程的“一言堂”式论证过程
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吗?且合理吗?
要发展水电建设就非建三峡电站不可吗?
三峡水库淤积的后果实难解决
碍航和移民:三峡工程造成的两大难题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三峡工程是一个超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早在80年前中国就出现过关于这一工程的
 构想,解放后也一直有人积极主张这一工程上马。为什么八十年代以前,这一工
程 始终未能上马?八十年代当中,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决策程序,使得这一工程得以
重新 上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参与过这一工程的相关讨论,文革以后也一直关心这
一问题, 比较了解这一项目决策的历史过程和演变。在此文中,希望通过介绍三
峡工程上马 的始末,回顾一下中国水利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就三峡工
程的防洪效应、 该工程与中国的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分析。


1949年以前的三峡工程设想

如果要追根溯源,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峡工程的是孙中山。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
方略》中讲到航运问题时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石碍航,“当以水
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主张兴建低水
头闸坝,以解决航运问题为主要目标,结合水力发电。1932年,工程师恽震等在三
峡地区查勘后提出,可以在黄陵庙和葛洲坝建低坝,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是发电和航
运。因此主张建低水头的大坝工程,设想中的坝高比现在已建的葛洲坝还低。

在四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主管经济建设的机构,即资源委员会,其中设
有一个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抗战后期,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翁文灏和钱昌照邀请了美
国最有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到重庆访问。当时,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正在
研究四川的龙溪河、大渡河、马边河、岷江等长江支流以及云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
流的水力开发,于是就请萨凡奇对此提些意见。正好那时美国派到中国的战时生产
局顾问、经济学家帕斯克尔提出,可以由美国贷款,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水电站,同
时兴建大型电解工厂,用一半的电力制造化肥,其产量足可占领国际市场,这样依
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偿还美国的贷款。于是,1944年9月,萨凡奇由资源委员会水
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人黄育贤等陪同,到三峡地区查勘,研究了高坝方案。那时的
设想是,水库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米左右,大坝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防
洪、航运等,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一千多万千瓦。当时,这样大的发电站已经是了
不得的了。 日本投降后,资源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就派了五、六十个水电、水利专
家到美国垦务局,在该局总工程师萨凡奇的领导下,做了一年多的研究。这批人大
部份都回国了,多数留在水电部门,少数人到了水利系统工作;也有少数人留在美
国,其中有的人到现在还十分关心三峡工程,比如徐怀云先生,1989年我到美国去
时曾见过他,三峡大坝截流时他也被邀请来过。

五十年代以来水利部门防洪方针上的偏差和三峡水库案的提出

中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型暴雨会造成较大的洪水,容易面临洪水威胁。所以,中国
自古以来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事,“善治水”与“善治国”是相关联的;而且,防
洪从来是多管齐下的,主要是靠堤坝,同时还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经常疏
治。历史上,长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云梦泽
,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个大小湖泊。自古以来,长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从明
朝起,传说是由于那时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张居正的支持,湖北逐渐把长江北岸的堤
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结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却又低
又薄;于是,洪水就先后在南岸冲开了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个口子,淹到了
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荆江地区的很多湖泊却变成了土地。不过,洪水虽然使洞
庭湖地区当年会蒙受损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产丰收。

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水利部门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进而又演变成一个大方针,就是
一定要把洪水堵起来、用一个个水库来装洪水,从而一举解决防洪这个大问题;但
他们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兴趣却不大,即使有一个堤防维护方案,
也不认真执行。这种思想的危害持续了多年。

1952年我调到北京主管水电工作后,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厅水库,
想拦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灾。但是他们没有综合利用的思想,只考虑防洪、不管能
否发电。当时他们设计的官厅水库有两套泄洪措施,一是从坝顶溢洪道泄洪,另外
右岸还有个泄洪隧洞。水电总局为了综合利用库水来发电,就向水利部建议用那个
泄洪隧洞做水电站的引水洞;可是水利部门坚持说,这个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给
你们送水发电。后来,我们水电总局没办法,只能在水库左岸专门作了地质勘察,
重新打隧洞、修电站,还补做了水库范围的地质调查。因为要发电就担心库底漏水
,而水利部门为了防洪而修水库、是不管库底漏不漏的。这件事反映出水电系统与
水利部门多年来工作上存在的矛盾。

后来,水利部门虽然也注意到了水库的综合利用,但他们总的方针始终是想用水库
把洪水装起来,从淮河、黄河的规划到长江的规划,一贯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
,上游的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内才汇成淮河干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时,
就是单一地在上游的支流修佛子岭、磨子谭、梅山等防洪水库,可是这些水库所控
制的流域面积总共不到5%,无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后来,水利
部门才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水库来灌溉和发电。

解放后,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峡水库,该会负责人是林一山。1954年
长江发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的建坝设想为基础,提出
要尽快修三峡大坝,但他的目标与美国萨凡奇的目的根本是两回事。林一山主要是
想通过修建大型水库来装长江的洪水,以防止长江的洪水灾害。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划、管理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应该是在全流域实地考
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规划,如果要设计安排多个梯级
电站,也应该有通盘考虑。但是,由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建大水库、一劳永逸
地解决洪水问题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主持长江流域规划时,就把全流域的规划收缩
成论证三峡工程的问题,把长江的防洪任务简化成了全力以赴、争取修建水库的工
作。1954年的长江洪峰时期,有大约一千亿立方米的水量既无法及时下泄、又不能
靠堤防有效蓄拦,林一山就想建个三峡水库、把这一千亿立方米的水装起来。

五十年代当中,淮河、长江、黄河先后发生洪水。毛主席、周总理当然非常关心洪
灾问题。毛主席认为,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首要问题就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铁路
)。他那时的几次题字都是关于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等。由于林一山强调,长江的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主席曾被林一
山说动了,很想早些修三峡工程,于是在1956年写了那首有名的“高峡出平湖”的
词。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

水电部门对三峡工程是不赞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电工作的是燃料工业部内的
水电工程局。1952年我调到该部工作后,发现水电工程局这个部内局不能充份开展
工作,于是成立了水电总局(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设四个独立的总局,即煤炭总局、
石油总局、火力和电网总局、以及水电总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为了三峡工程而
去美国研究的专家们,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在水电总局工作,黄育贤(已故)是总局
的总工程师。

我在大学是学工科的,比较容易理解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问题。设想
中的三峡大坝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大工程,要建那么大容量的水电站,其技术要
求、工程规模,都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也非国家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当
时我负责水电工作,知道中国能够建设多高的水电站大坝,也知道要建一个数倍于
全国现有水电站发电总能力的三峡电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苏联和美国当时的技术
能力比中国先进,我们在苏联参观过不少大坝和水电站,水电总局里也有很多人了
解美国水电站的情况。即使按照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衡量三峡水库方案,也只
能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不能设想”。所以我认为,三峡工程太大、太复杂,只
)。他那时的几次题字都是关于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等。由于林一山强调,长江的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主席曾被林一
山说动了,很想早些修三峡工程,于是在1956年写了那首有名的“高峡出平湖”的
词。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

水电部门对三峡工程是不赞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电工作的是燃料工业部内的
水电工程局。1952年我调到该部工作后,发现水电工程局这个部内局不能充份开展
工作,于是成立了水电总局(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设四个独立的总局,即煤炭总局、
石油总局、火力和电网总局、以及水电总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为了三峡工程而
去美国研究的专家们,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在水电总局工作,黄育贤(已故)是总局
的总工程师。

我在大学是学工科的,比较容易理解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问题。设想
中的三峡大坝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大工程,要建那么大容量的水电站,其技术要
求、工程规模,都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也非国家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当
时我负责水电工作,知道中国能够建设多高的水电站大坝,也知道要建一个数倍于
全国现有水电站发电总能力的三峡电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苏联和美国当时的技术
能力比中国先进,我们在苏联参观过不少大坝和水电站,水电总局里也有很多人了
解美国水电站的情况。即使按照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衡量三峡水库方案,也只
能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不能设想”。所以我认为,三峡工程太大、太复杂,只
能留给后人从长计议。

1954年底,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水电建设工程,团长是刘澜波,我是副团长
。我们在苏联期间,于1955年初接到过国内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徵求我们对水利部
修三峡水库计划的意见。当时,我和刘澜波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宜修建。因此,立
即给中央回电表示,“对国家来讲,这是很长远的事情,现在提不到日程上来”。
在苏联,我与苏联水电设计总院的有关专家谈过三峡问题,请他们提意见。他们的
意见基本上和我们水电总局的意见是一致的。从苏联回来后,根据燃料部领导的意
见,我曾就苏联有关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看法给周总理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


水电和水利部门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公开争论

当时,因为中央正在议论长江防洪的问题,水利部就抓住这个机会强调修建三峡水
库的紧迫性,催得很紧。1955年下半年,请了一批苏联的水电、水利专家来研究这
个问题。这批苏联专家中,除了个别的为苏联农业部所派,大部份都是电力部门、
水电系统的专家。我国的水利部与苏联对口的政府机关应该是苏联的农业部,苏联
农业部中的水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水利灌溉,并不象中国的水利部门那样直
接管大河流上的水电工程。在苏联,管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修水电站、运河)的不是
水利部门,而是电力部或水电水利设计院,因为修建水电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本来,我们的水电部门与这些来中国的苏联水电专家是同行,彼此之间容易沟通
,但是那些苏联专家到中国以后,只有两位到我们水电系统工作,有十几位却被安
题。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废;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
标准提得过高,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至于
水利部门当时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峡水电站,这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条件和
电力建设的基础,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技术难题。

因此,1956年9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
技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
一篇是我写的。这个专号全面地论述了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
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当时长江的水还比较清,所以没有考
虑到泥沙问题。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较长,由于对方的文章长达两万字,我也写了
两万字。我在文章中指出,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来讲,对方的论点都是不
合理的。我们的这个专刊出来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就不吭声了,既不说我们讲得
对,也不说我们讲得不对,只是对我们的意见保持沉默。可是,《水力发电》这种
刊物的专业性很强,不为人们注意,毛主席和中央当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门通过邀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来讨论三峡工程,却形成了推动三峡工程
的舆论,同时中央也有人喜欢这样的项目,这样一来,三峡工程问题就提到了中央
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尤其是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三
峡工程的报导,甚至介绍了“围堰发电”、“临时船闸”等设想和关于施工工期的
具体措施,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三峡工程已经定案,很快就会开防、湖泊
洼地蓄洪排涝、修建支流水库以及干流水库这四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从简单化的
“毕其功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出发,试图用一个大型干流水库去解决长江的防洪问
题。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废;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
标准提得过高,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至于
水利部门当时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峡水电站,这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条件和
电力建设的基础,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技术难题。

因此,1956年9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
技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
一篇是我写的。这个专号全面地论述了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
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当时长江的水还比较清,所以没有考
虑到泥沙问题。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较长,由于对方的文章长达两万字,我也写了
两万字。我在文章中指出,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来讲,对方的论点都是不
合理的。我们的这个专刊出来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就不吭声了,既不说我们讲得
对,也不说我们讲得不对,只是对我们的意见保持沉默。可是,《水力发电》这种
刊物的专业性很强,不为人们注意,毛主席和中央当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门通过邀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来讨论三峡工程,却形成了推动三峡工程
的舆论,同时中央也有人喜欢这样的项目,这样一来,三峡工程问题就提到了中央
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尤其是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三
峡工程的报导,甚至介绍了“围堰发电”、“临时船闸”等设想和关于施工工期的
具体措施,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三峡工程已经定案,很快就会开始施工了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差中央正式下命令、动手施工了。

为了以正视听,我只好写了一篇短文“略谈三峡问题”,寄给《人民日报》。报社
随即寄来了清样,准备发表,但后来却并未将我的信刊登出来。以后,《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王揖告诉我,《人民日报》把我的“略谈三峡问题”一文的清样也寄
给了周总理,但总理说,这个问题不在报纸上争论,所以未能刊登出来。

在“大跃进”当中三峡工程案被搁置

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三峡工程主张其实是与“大跃进”气氛相呼应的。那时,
不仅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要修个三峡,淮河流域的水利部门也要修个“三峡”,要
在平原地区修个大水库来装淮河的洪水,地址在临淮岗。我对这样的“一哄而上”
有自己的看法,曾经用带点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刊登在
195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给这篇文章取这样的标题,是看了广东报纸
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发的。广东报上的文章说,一个县的某位部长不相信别人的劝
告,强迫渔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鱼网,做了一个三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一网把海中
的鱼全部打上来。结果,这个网抛下海以后,一条鱼也未打着。我就借用了这个词

我在这篇杂文中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大鱼网主义”,“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
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
,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点名地批
评了三峡工程:“据说,有一条河流,为了解决防洪问题,在支流上已经修了许多
水库来装洪水,然而解决问题不大。于是现在有新的规划:在干流上修一个最大的
水库,以彻底解决防洪问题。可是,这个大水库的代价是多大呢?移民一百万以上
,投资好几十亿元”。

“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要修三峡。当时的国家
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态度。于是,薄一波就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
电的,他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毛主席就说
,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有关南宁会议的情况,我已有文着谈及,这里就
不多讲了。总之,毛主席听了我的意见后认为,在三峡工程的问题上,我的意见对
。我没有料到的是,后来毛主席就要我去当他的兼职秘书。这个秘书当得并不长,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我就因不拥护“大跃进”而挨了批斗。而我的那篇杂文“大
鱼网主义”曾被作为罪证之一而印发,以供批判。更糟糕的是,因为我负责过水电
工作,对我的批判使整个水电建设工作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说成是“反三峡、反
水利、反火电”。

虽然我个人在“大跃进”中遭到了厄运,但三峡工程也未能上马,而被搁置下来了
。南宁会议后,周总理就带队去长江三峡地区视察。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形
成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其中谈到,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
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它;在防洪问
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参加过这个决议案的起草
,认为这个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1961年开工、1965至
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三
峡工程上马,毛、周都未点头。后来我获知,周总理曾让张爱萍从国防上考虑三峡
工程的可行性,张爱萍考察后提出的正式意见是三峡大坝不能修。到现在为止,张
爱萍还是反对修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上不了马、水利部门违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坝工程

虽然毛、周去世以前,三峡工程始终未能上马,但水利部门还是使葛洲坝工程上马
了。其实,葛洲坝水库的设计功能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不应先于三峡水库
修建。由于三峡水库是个超大型水电站,而用电需求有时段差异,时多时少,发电
多时水库下泄水量就大,发电少时则下泄水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对航运不利。所
以,需要在三峡水库的下游修一个反调节的水库,以便调节水量、利于航运。既然
在七十年代并未修建三峡水库,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坝水库。但是,当年水利部
门的负责人坚持要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峡,就坚持要上葛洲坝。
主张兴建葛洲坝水库之初,连一向不遗余力地鼓吹三峡水库的林一山,也反对先修
葛洲坝。因为他知道,葛洲坝其实是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应该先有三峡水库,
再建反调节型的葛洲坝水库。但是,最后他又改而赞成水利部负责人的意见了。

当年动工修建葛洲坝的过程是相当荒唐的。水利部负责人为了能有大工程可干,明
知葛洲坝工程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解决,论证并不充份,也要急于上马,于是就
从政治角度去推动这项工程。他们把毛泽东说动了,于是毛泽东就题了词,“赞成
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
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这一题词是明显违反基本建设程序
原则的。基建程序的常识是,任何工程必须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才能施工,怎么可
以设计都不完备就匆匆开工,边施工、边设计,干不下去了又推倒重来呢?但是,
抓住一个大工程。他们即使明明知道工程仓促上马是违反基建程序的,还是照样干
下去,因为他们已经这样干惯了。

所以,水利部的负责人把毛泽东关于赞成修建葛洲坝的题词奉为圣旨,特地把毛的
这几句话到处悬挂。他们又特地选择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作为葛洲坝工程的开
工之日。但是,由于葛洲坝工程的施工违犯了基建程序,结果还是在施工中发生了
严重问题。因为泥沙淤积碍航的问题未解决好,交通部有意见。最后,周总理去葛
洲坝工地视察,决定停工两年,修改设计。不过,在毛泽东题词的保护下,水利部
负责人并没有为失误承担责任。所以,一直到1979年1月,我恢复工作到水电部上
任,一进大门,就看到整个墙面上还挂着毛泽东的这幅题字。不久后,水利、电力
两部份开了,于是我就让办公厅取下了这大幅题字。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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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风和海 email: windsea2003@163.com 主页: http://wtyzy.
net/forum0/list.asp?boardid=8
类型: 随便说说啦。 日期: 2003/06/20(14:17:52)
标题: Re: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二)
内容:
八十年代水电部组织的三峡工程的“一言堂”式论证过程

1979年初,我回到水电部工作后接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此后
这一争论一直未中止。八十年代初,陈云曾为此事找过我,要我就三峡工程的问题
给他写个意见,我前后写过两、三次。陈云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管基本建设的,
所以他了解三峡工程的要害。我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送上去后,中央领导层从邓
小平到赵紫阳、胡耀邦都看过,赵、胡还有过批示。我与赵紫阳也专门谈过三峡工
程的问题,我的意见他听进去了。后来,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三
峡工程的论证,那次论证是比较客观的,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不仅计
委、科委的领导能听到,而且中央也能听得到不同的意见。所以,三峡工程这个项
目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后来,我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于是,水电部的负责人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
终于从国家计委、科委那里争取到了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这样,水电部成立了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下设水文、泥沙、地质、水工、防洪、发电、航运、移民
、水位、经济、环境、施工等专题小组,邀请了4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三峡工
程的论证。虽然水电部的负责人在论证中也打着科学化、民主化的旗号,但是,所
谓的“民主化、科学化”只是形式上的,整个论证过程从人员组成到论证内容都反
映出“一言堂”的专制色彩。

首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电部部长担任领导,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水电部的
副部长和总工程师,而上述的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
各司、局、院的负责人,都是在部长领导下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人。不支持该工程
的人不能成为论证过程的领导者。其次,在邀请专家时也有明显的偏向,凡是批评
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
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这样,在被邀请的400多位专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
对上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水电部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
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的孙越琦。

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
锐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
水电部负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
山的意见就是水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
、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由于我那
时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确实很忙,没有更多的精力,所以也未继续、主动地参与这
件事。

在论证过程中,水电部经常故意不提供备选方案,使得参与论证的专家被迫只能论
证水电部事先预设的那个方案。所以,后来我曾批评说,皇帝选皇后,也不能只有
一个候选人,至少要有三、五个,甚至八个、十个,若只有一个候选人,还有什么
可选择的呢?可是,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预案都是唯一的,即使
有人提出了备选方案,也常常不被水电部领导人接纳。

据了解,有关方面也研究过三峡工程的替代方案,例如,长办曾根据论证的要求,
提出过长江防洪的替代方案,即“在做好1980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础上,中游
加固堤防,扩大并完善分蓄洪区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的方案”。在三峡工程防洪替
代方案的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个方案不符
合水电部领导的意图,于是水电部要求长办再作补充性研究报告,然后召开了三峡
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讨论会,终于达到了否定替代方案、肯定三峡工程的目的
。同样地,在发电和航运等方面,也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但都被水电部轻易地否
定了。

又如,在论证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时,虽然提出要比较各种蓄水位方案,但还未展
开讨论前,领导就授意水位组提出了初选的175米方案;许多老专家如施嘉炀、张
昌龄、李鹗鼎、罗西北、黄元镇、张启舜、何格高等,都在论证会上发表了不同的
意见,提出了蓄水位较低的150、160米等方案;但水电部领导都不予考虑,还是始
终坚持预定的175米初选方案,结果,这个初选方案最后终于通过了,成了现在的
施工方案。

另外,在论证的组织过程中,专家们被限制在各自所参加的专业组范围内讨论,不
允许他们就有关三峡工程的整体性问题发表意见。例如,水文专家组只许涉及水文
资料的问题,地质专家组只负责地质评价。然后,各专题组的专家们就被要求签字
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实际上,许多专家对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
重大问题,从无机会公开讨论研究,也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论证的主持者竟然宣布,在14个专家组的412位专家中,只有9位专家未签名同意
三峡工程的方案。这种统计结果首先是盗用了专家们的信誉,因为专家们的签字只
是他们各自小专题的研究结果,他们并无机会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若上马则应建
多大规模等关键问题表态。其次,在学术论证问题上,岂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
是非呢,更何况水电部领导在组织论证中得到的所谓“多数”还是个虚假的数!

更荒唐的是,由于水电部为了保证论证结果达到部里的预设目标,把各个专题组的
研究相互分割、彼此孤立,而丝毫不顾专题组之间相互矛盾的意见是否可能从根本
上推翻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例如,泥沙组为了减少泥沙淤积、延长水库寿命,提出
的水库运用原则是“蓄清排浑”,即汛期到来时,开闸放水,让带较多泥沙的浑水
下泄;而防洪组从汛期的拦洪需要出发,提出的水库运行原则恰恰相反,是“蓄浑
排清”。那么,究竟汛期到来时,三峡水库是要关闸蓄洪、减轻下游洪灾呢,还是
开闸泄洪,减少库区淤积、加重下游洪灾?蓄了洪就必然严重淤积、水库寿命会大
为缩短,保了水库寿命、那三峡水库实际上就根本没有防洪能力。如此显而易见的
矛盾,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居然都假装未发现,而听任泥沙组和防洪组的两个互
相矛盾的论证报告都顺利通过。由此可见,论证领导小组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谨慎小
心的论证,而是怎样让论证过关、让工程上马开工。

最后,在如此论证的基础上,水电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供
代表审议。严格地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代会代表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
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何况,提交给人代会的报告根本是
水电部“一言堂”的产物,连专家们都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怎能强迫人民代表们负
说句老话:只有兼听则明”。

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到底的态度来谈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还
是得说出来、写下来,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峡工程上马、开工之后,我仍然
写了个意见,认为工程应当停下来。最近香港增订再版我1985年出的《论三峡工程
》这本书时,收集了过去十多年中我的有关文章和意见书。我在此书的“再版前记
”中说,“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
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
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
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
自己的灵魂’”。

至于要说明我为什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就需要先了解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导思想是
否合理、以及三峡工程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工程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怎样说有利于工程上马,他们就怎么说
。七十年代时电力紧张,水利部门就强调说,修三峡水库是为了多发电;现在电力
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就宣传说,这个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防洪,好像有了三峡工程,
长江的洪水就可以解决了;最近,又稍稍有点改口了,说修了三峡水库可以减少长
江洪水,从而不至于发生大的洪灾。

若论及防洪,就要分析洪水的成因。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内的情况不同,洪水的
后果自然也不同。中国洪水的成因与原苏联的不一样,原苏联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
说句老话:只有兼听则明”。

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到底的态度来谈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还
是得说出来、写下来,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峡工程上马、开工之后,我仍然
写了个意见,认为工程应当停下来。最近香港增订再版我1985年出的《论三峡工程
》这本书时,收集了过去十多年中我的有关文章和意见书。我在此书的“再版前记
”中说,“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
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
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
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
自己的灵魂’”。

至于要说明我为什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就需要先了解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导思想是
否合理、以及三峡工程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工程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怎样说有利于工程上马,他们就怎么说
。七十年代时电力紧张,水利部门就强调说,修三峡水库是为了多发电;现在电力
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就宣传说,这个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防洪,好像有了三峡工程,
长江的洪水就可以解决了;最近,又稍稍有点改口了,说修了三峡水库可以减少长
江洪水,从而不至于发生大的洪灾。

若论及防洪,就要分析洪水的成因。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内的情况不同,洪水的
后果自然也不同。中国洪水的成因与原苏联的不一样,原苏联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
,而中国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造成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长江流域的上、
中、下游各支流的洪水来水时序稍有错开,但6、7、8这三个月中长江的洪水总量
仍然非常大,要想用一座大水库来拦蓄是不可能的。现在三峡工程采用的175米大
坝方案最多只能装200亿立方米的洪水,防洪作用有限,可是却会造成重庆港的严
重淤积。

何况,三峡水库只能控制长江的四川段来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主要仍应靠堤
防,使洪水尽量下排入海,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办法。此外,1954年长江流域
发生洪水时,洪水抬高了干流水位,长江沿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
平原地区因降暴雨而积累起来的水无法排入长江,所以这些地区的80%都出现了先
涝后洪的局面。因此,即使修了三峡水库,也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造成的
涝灾。

从防洪的角度来看,三峡水库实际上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湖北沙市一带的荆江大堤,
减缓洪峰对荆江北岸的冲击。林一山他们认为,如果不修三峡工程,那么,遇到
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万一荆江破堤,就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要被淹、上百万人的
生命受到威胁。但是,1870年发生那次特大洪水时,荆江大堤并未溃决;经过一百
多年来不断的加高、加固,现在的荆江大堤比那时稳固得多,即使遇到那样规模的
特大洪水,也不见得就会溃决。何况,现在的气象预报和洪水预测日益进步,完全
可以在长江洪水来临之前预作准备。如果只能达到这样有限的防洪目标,花这么大
的投资来修三峡水库是否值得,是应当深入研究的。

防洪不仅是个水利工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大型洪灾是多少年才遇一
次,如果投入巨资修三峡这样的水库,只是为了防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水库修
好后多少年内又未遇到这样的洪水,那么所投入的资金及利息就浪费了,其损失是
非常大的。若投入几千亿元资金修防洪水库,几十年内却没有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
,那么几十年内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达到几万亿。水利部门长期以来只管花钱、不算
经济帐,这是他们主张单一的水库防洪方针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防洪问题上,还应
当考虑非工程措施,就是实行防洪保险,万一发生洪灾,由国家和银行按照承保数
额提供赔偿。
1984年我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中,曾谈到过加固堤
防和利用湖泊洼地防洪的重要作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就指出,“要
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
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
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可是,成都会议文件提出的要防止的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水利部原负责人确实是一心一意地要建三峡工程,也忽视了加固堤防工程和其他的
防洪措施。我在这篇“意见”中还谈到,“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本是泄
洪的良好场所。但是在过去‘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大量围垦,湖面逐渐减少,原有
通江湖泊二万多平方公里,已减少了大约一万平方公里,泄洪能力大大减少,抬高
了江湖洪水水位,增加堤防的防洪负担和洪水威胁,还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
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
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二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
一米深水蓄洪,即有200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170米洪水水位的防洪
库容”。但是,这一建议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直到1998年发生了大洪水,问
题才充份暴露出来。朱熔基下了死命令,必须加固堤防、退田还湖。其实,我们过
去早就讲过这一问题,可是水利部门有些人就是不听;他们也根本不理会中央成都
会议通过的决议,硬是把长江防洪的希望寄托在三峡工程身上。

去年8月4日《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对陆钦侃的访问记,他就是在三峡工程论证过
程中拒绝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他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比1954年的洪水小,如
果水利部能根据1980年上报国务院的关于近十年长江防洪的部署,确实采取加高加
固堤防、落实分蓄洪区等措施,按计划于1990年完成、甚至哪怕推迟至1995年完成
的话,1998年的长江洪水就不会如此成灾。去年的长江洪灾就是水利部门负责人不
重视堤防和分蓄洪区的防洪作用的惨痛教训。

要发展水电建设就非建三峡电站不可吗?

我国的水力资源居世界第一,开发条件也极其优越,可是现在已开发的水力资源还
不到10%,连印度的水力资源开发程度都达到了20%多。过去近百年来,各国无不
优先发展水电,像美国和欧洲已把容易开发的水力资源都开发完了。以前,世界上
很多国家以水电为主,有30多个国家总发电量中水电比重达到过90%以上;现在,
有40至50个国家的水电比重仍超过50%。可是在我国,由于水利部门坚持依靠大型
水库防洪的方针,好大喜功,几十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严重
妨碍了我国水电的开发进度。

从加快水电建设的角度来看,长江上游有多处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
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
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这些水电站的勘查设计。如果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
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像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
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可是,由于水利部门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三峡,对
金沙江等流域这么好的水电开发条件就是不感兴趣,结果长江上游的这些水电项目
始终上不了马。

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
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
(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
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
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
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


当年兴建葛洲坝水电站就是一个错误,花钱很多,发电效果又差,对航运也不利。
葛洲坝电站无法发挥水电站的优点、在电网内调峰。因为它的下游没有反调节水库
,一旦在电网内参与调峰,其下泄水流的不断变化就要影响航运。同时,汛期一到
,为了“排浑冲淤”,就不得不开闸放水,库内外落差变小,发电能力大幅度下降
;当洪水到来时,甚至完全不能发电。所以,如果当年不修葛洲坝水电站,而将资
金投入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工程,是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与葛洲坝水电站类似的三峡
电站,今后很可能发生与葛洲坝电站相似的问题。

1995年10月16日,我在中国水电学会第9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当时
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在座):三峡与水电开发的关系,使我想起了白居易《长恨歌
》里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的悲剧故事,“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
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
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八句诗中,前面四句似可改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
峡多年上马说;某家有女最坚持,人大投票惊全国”,后四句就不必动了。三峡工
程开工后,果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但是,许多好的水电建设项目也因此无法
上马,正是“六宫粉黛无颜色”。但是,我非常担心“回眸一笑百媚生”中的“媚
”字变成“病”字,那就成了“回眸一笑百病生”了,也就是说,即便三峡水库修
成后也可能发生不得了的事,还担心出现马嵬坡,说不定真会唱起二十一世纪的“
长恨歌”来。这是我的一次调侃。

我国的火电厂因煤未脱硫,排放到大气中的烟尘里的硫就变成酸雨,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甚至使得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可是,多年来水电建设始终未能获得优先
地位,而有限的水电建设投资又都先后被葛洲坝、三峡这样的大项目吸走了。今年
春节水电学会团聚时,我曾口占一绝,以此表达对水电建设落后的感叹:老去无穷
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呜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三峡水库淤积的后果实难解决

三峡水库还有一个至今未解决的大问题,即泥沙淤积问题。等到水库的蓄洪水位达
到设计的175米时,回水将上达重庆。这样,洪水季节江水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
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同时,嘉陵江口会出现因泥沙淤积而形
成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的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在三峡工程的
论证过程中,并未找到解决泥沙问题的办法。于是水利部门使用了这样的语言,“
这个问题将来总有办法解决的”,以此为“依据”通过了泥沙问题的论证。有些专
家建议把三峡水库的蓄水位降至160米,这样库尾的回水就到不了重庆,泥沙淤积
也不至于影响重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执意不听。

从地质角度看,三峡地区是个地质上尚处幼年的不稳定的河谷,两岸山坡不稳定,
容易发生滑坡岩崩,水库范围内共有四百处这样的险区。三峡中碍航的险滩,都是
历史上的滑坡、岩崩造成的。清朝时长江有两次大岩崩,使长江被堵塞而断航,最
长的一次断航达二十多年。近年来,三峡库区的云阳、奉节、巫山、巴东也曾发生
过多次滑坡岩崩,冲毁房了屋、田地,滑坡体侵占了长江江面,影响航运。将来建
成水库后,库区水位抬高,两岸的山坡长期经水浸泡后,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大。
库区范围内的十几个县原来都有过泥石流,水库建成后泥石流的隐患会更严重。当
年在中顾委小组开会时,我那个小组里有位贺彪同志,当年在洪湖、鄂西山区打过
游击,对这一带的泥石流印象特别深,他是坚决反对修三峡工程的。

长江三峡地段构成淤积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卵石、砾石。修建三峡水库后,这些
卵石、砾石常年累积,将壅高重庆以上的洪水水位,造成四川上游的洪水灾害。这
是水利专家黄万里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当年修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时,他
就预言会出现淤积。三门峡大坝刚建成、开始蓄水时,泥沙淤积就向渭河上游延伸
,逐渐威胁到西安市的安全。当时周总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严重问题,最后决
定放弃三门峡水库的防洪和发电功能,打开坝下底孔、并在坝旁山内开挖大隧洞,
泄洪排沙。这样,虽然缓解了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但这个水库也事实上报废了,
投资完全被浪费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接受三门峡水库的这个教训,仍
然一意孤行,坚持三峡工程的施工。

三峡水库拦截泥沙造成淤积后,还会出现新问题。由于水库蓄水后下泄的水流中携
带的泥沙比过去少了,这就会影响下游河床的变化,减少河床上的泥沙淤积,使下
游的堤防易于受到冲刷。一旦堤防的基础被掏空,堤防就无法稳固。这个问题目前
还未引起注意。最近,陆钦侃两次上书中央,谈到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并未解决,
甚至连主管该工程的当事人也说不清楚。结果,过去从来不关心金沙江流域水电项
目的前水电部负责人,由于听说长江的泥沙都是从金沙江下来的,她才到金沙江去
看了一下。

碍航和移民:三峡工程造成的两大难题

三峡工程除了淹没损失大、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外,还有航运、移民等一系
列难关。长江是一条航运繁忙的水道,本来从上海可以坐船直达宜宾。修了三峡水
库后,通航条件将明显恶化。在三峡大坝上计划修建五级船闸,第一级最高最大,
仅闸门就高65米。如此大的闸门,技术上非常复杂,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在五级连
续船闸中,只要有一个闸门坏了,五级船闸就都陷于瘫痪,航运就完全中断了。葛
洲坝大坝只有一级船闸,又是低水头,还曾发生过多次事故,一出问题就几个月不
通航。将来三峡大坝船闸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这怎么得了?这又使我想起了葛
洲坝出问题时,周总理说的话:长江航运第一,出了问题要炸坝。

1980年,水电系统曾经请美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察看三峡。美国大河流上的船闸工
程都是由陆军工程师团修的。那次他们的司令员来了,他看了三峡以后,得出的结
论是:像三峡这样连修五级船闸,世界上是没有的;这么一条通航的河流,一旦断
航,四川的一亿人怎么办?所以,从航运本身的问题来讲,不应当修三峡工程。

为了修建三峡水库,需要移民一百几十万。为了建个水库而如此大规模地移民,中
外罕见。我曾经手处理过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对库区移民之难体会最深。新安江水
电站应该说还是个成功的水电工程,它没有泥沙问题,水库形成的千岛湖也变成了
旅游区。新安江水库淹没了两个县城,共移民28万人。五十年代组织新安江库区移
民时,几百块钱一个人,敲锣打鼓把人欢送走了。可是,1979年我回水电部工作时
才知道,新安江水库已经建成快20年了,但是仍然有二万移民的问题未解决,移民
后遗症严重,还得继续花大笔的钱解决这个遗留问题。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
就地后靠”,是很危险的。在库区周围的十几个县内,容易开垦的地都已开垦过了
,若为了安顿移民而进一步往山坡上开垦,当然会破坏当地本来就不好的水土条件
,发生泥石流或滑坡的可能性也明显上升,无疑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何况还有
700多个工厂、若干城市也要往山区迁移,最后必然是破坏植被,令水土流失更为
严重,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怕之至!三峡工程管理部门说有400亿元经费就可
全部解决移民问题,这个保票是保不住的。开始移民、迁建城镇后,这些严重的问
题已经出现了。听说,现在已经不准再向上、后靠了,25度以上坡度的山地也不准
开垦了。那么,这么多移民又往哪里迁移呢,能外迁吗?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总之,三峡工程的方案中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说它能防洪,到底有多大作用?
导致泥沙淤积,究竟如何解决?说它能发电,花了那么大的投资又能回收多少呢?
本来长江上游有不少现成的水电站方案,花钱少、发电多、困难小,为什么就一定
要执意上三峡这个花钱多、效能差、困难大的项目呢?

成河道淤积,留下了一系列后遗症。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上游的长江干流及其支
流的流速就会减缓,河流中自然携带的泥沙将淤积在河槽中,不仅影响航运,而且
逼高洪水水位,增加洪灾的可能性。库区上游各地当中,受害最严重的将是重庆市
,三峡水库不仅会导致重庆市部份地区被淹、重庆港淤塞报废,还将影响重庆市的
排污问题。以往重庆市的污水主要靠长江的流水自然排散,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
流速减缓,污水不但滞留在库区内、无法扩散自净,而且还会形成新的污染源,必
然严重地恶化生态环境,还可能发生血吸虫病。现在,葛洲坝水库的污染就相当严
重,鱼类绝灭,船民中疾病丛生,此情不可不鉴啊!

前面谈到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他是在美国学水利的,三十年代回国后
曾徒步考查过四川的许多河流。他现在八、九十岁了,还是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工程
。当年他不赞成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的设计方案,因此被打成右派。事后证明,他
对三门峡水库的意见是对的,可是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言权。他对三峡工程
也一直是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就此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可
惜,没有人听这些有远见卓识的老专家的意见,非要事后让国家和老百姓为工程的
失误“付学费”,而且决策失误的人也不承担责任。

碍航、泥沙淤积、破坏生态环境、移民、还有重庆被淹等等问题,都是因三峡工程
而生;如果不修三峡工程,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真是“天下本无事,庸
人自扰之”啊。
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 [第3期(总第66期)]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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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风和海 email: windsea2003@163.com 主页: http://wtyzy.
net/forum0/list.asp?boardid=8
类型: 随便说说啦。 日期: 2003/06/20(14:19:05)
标题: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现场考察报告
内容: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现场考察报告

列昂那德.斯克拉(Leonard Sklar)
艾米.露尔丝(Amy Luers)
美国斯克拉--露尔丝工程咨询事务所主任

一、三峡大坝工程进展简介
二、船闸石壁不稳固
三、长江截流和围堰的建筑
四、第三期工程的涡轮发电机系统
五、结论

1997年10月,美国的一个工程师代表团应中国三峡大坝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邀请
,到三峡工程工地作现场考察,我们是该代表团的成员。本报告的资料来自作者与
三峡工程指挥部的工程师们的交谈、作者本人的现场观察结果以及三峡工程指挥部
提供的文字材料。本报告主要说明三峡大坝工程中已出现的意外问题、偏离正常工
程施工要求的做法以及三峡大坝工程后期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三峡大坝工程进展简介

到1997年10月中旬,三峡大坝的一期工程即将完工,并准备转入二期工程。一期工
程按计划要在1997年11月初完工,完工的标志是长江主航道截流和江水改道进入一
期工程中修建的通渠。在我们考察三峡大坝工程工地的时候,所有船只的航行均已
改用在长江右岸一侧开凿出的通渠,当时这一通渠的过水量大约占长江总流量每秒
两万立方米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看到的三峡大坝基建工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在长江左岸与中堡岛之间建成
一道截断长江主流的拦水坝、浇筑混凝土的临时船闸、以及在左岸浇筑混凝土坝墙
。已完工的工程有下行航道的人工通渠、上行和下行的堤岸水泥护坡、纵向的水泥
围堰、与人工通渠等长的吊桥、通往宜昌市的新高速公路等,而挖掘五级式永久船
闸、浇筑中堡岛上的混凝土坝体等工程则已有很大进展。此外,在长江两岸还建起
了许多房屋、办公建筑、宾馆及休闲设施等。

二、船闸石壁不稳固

目前,值得注意的首要问题是开凿船闸航道处两侧石壁的稳固性。三峡工程部门根
据岩心取样的分析结果,显然高估了构成壁墙的闪石、斜长石花岗岩地层的受力性
能。由于挖掘过程会造成突然的不均匀的岩体负载变动,使壁墙的岩体变形,目前
垂直高度达170米的壁墙已经出现了浅表破损。三峡工程部门为此请来一个挪威的
地质工程专家组,该专家组建议采取补救措施,现在开凿船闸的工程已不得不暂时
停了下来。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困难。首先,在岩体上开凿船闸后,与
岩壁平衡性相关的新的岩体应力重组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如果按照目前
的设计建成船闸,在此岩体应力重组期间,如果壁墙只出现不太经常的破损,那么

即使拦水坝最终能合拢,二期工程中围堰的建设也可反映出三峡大坝工程建设中最
困难和最冒险的方面。一位三峡大坝工程的项目评估工程师也很赞成这一看法。围
堰在库区一侧紧挨着拦水坝。由于在三峡大坝工程周边地区缺乏防渗水的材料,围
堰的设计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的方法。目前的设计是,准备用风化的花岗石来建造
围堰,这些风化的花岗石基本上就是砂石,要把这些砂石倒入水下,也不用任何机
械做压紧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砂石是高渗透性的,所以又准备沿着围堰的中
轴线浇筑一道水泥防渗墙。这样,工程设计者的希望是,这层水泥膜能完全阻止水
流渗透到水泥膜底下极易渗漏的砂石围堰中,从而可以保证围堰的整体稳固性。施
工中将在砂石围堰上成对地钻直径0.5米的孔,把水泥注入这些孔中。这道水泥膜
总共才一米厚,垂直向下延伸到围堰底下的冲积层和河床。

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能否保证孔钻得直?因为钻孔中的任何一点偏斜,都会造成
水泥膜的缝隙,而引起渗漏。即使在建筑工程技术更先进的西方国家,也从未试图
在如此大的工程中依赖于这种方法。三峡工程设计者所采用的这种施工方案,按照
国际标准,属于老旧的建筑技术。这种建筑技术依赖于提高设计和施工方案的安全
系数,来弥补可能预见得到的缺陷,如水泥质量的不一致和浇筑时的不精确性。但
是,在三峡大坝工程的设计中,似乎实际上并没有采用提高安全系数的施工方案来
弥补其缺陷。

围堰建设的难度和冒险性,不仅反映在这种施工难度很大又极罕见的围堰设计上,
而且还反映在三峡大坝工程师们极为紧迫的建筑工期上。大江截流的预?

即使拦水坝最终能合拢,二期工程中围堰的建设也可反映出三峡大坝工程建设中最
困难和最冒险的方面。一位三峡大坝工程的项目评估工程师也很赞成这一看法。围
堰在库区一侧紧挨着拦水坝。由于在三峡大坝工程周边地区缺乏防渗水的材料,围
堰的设计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的方法。目前的设计是,准备用风化的花岗石来建造
围堰,这些风化的花岗石基本上就是砂石,要把这些砂石倒入水下,也不用任何机
械做压紧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砂石是高渗透性的,所以又准备沿着围堰的中
轴线浇筑一道水泥防渗墙。这样,工程设计者的希望是,这层水泥膜能完全阻止水
流渗透到水泥膜底下极易渗漏的砂石围堰中,从而可以保证围堰的整体稳固性。施
工中将在砂石围堰上成对地钻直径0.5米的孔,把水泥注入这些孔中。这道水泥膜
总共才一米厚,垂直向下延伸到围堰底下的冲积层和河床。

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能否保证孔钻得直?因为钻孔中的任何一点偏斜,都会造成
水泥膜的缝隙,而引起渗漏。即使在建筑工程技术更先进的西方国家,也从未试图
在如此大的工程中依赖于这种方法。三峡工程设计者所采用的这种施工方案,按照
国际标准,属于老旧的建筑技术。这种建筑技术依赖于提高设计和施工方案的安全
系数,来弥补可能预见得到的缺陷,如水泥质量的不一致和浇筑时的不精确性。但
是,在三峡大坝工程的设计中,似乎实际上并没有采用提高安全系数的施工方案来
弥补其缺陷。

围堰建设的难度和冒险性,不仅反映在这种施工难度很大又极罕见的围堰设计上,
而且还反映在三峡大坝工程师们极为紧迫的建筑工期上。大江截流的预定日期是
1997年11月,而夏季洪峰预计在来年的5月底就会来到,因此,只有不到七个月的
时间来完成围堰的施工。如果不能在洪峰到来之前建成围堰,就不可能排净库区的
水,也无法开始挖掘大坝的坝基。倘若如此,建造工程就不得不推迟到雨季之后,
大约要到10月才会出现低水位季节。这样,围堰工程建筑期非常紧迫,完工日期不
可变更,这会造成施工者仓促赶工,因而施工质量受影响的风险大为增加。

围堰安全性的另一问题是,三峡大坝工程施工是按五十年一遇的洪水设计的,也就
是说,如果一场洪水大于五十年一遇的规模,其汛期流量将超过人工航道的承受力
,也将漫过围堰。倘若围堰只需要保存一到两年,那么按五十年一遇的洪水规模来
设计围堰还不能算是不理性的选择。然而,三峡大坝的二期工程不是一、两年内即
可完成,而是要持续六年,那么,施工期间洪水超过围堰设计能力的可能性就是五
十分之六,即八分之一。

还应当考虑到工期可能拖延的问题。在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中,工期会因各种原因而
拖延,工期每拖延一年,遇到超过围堰设计能力的洪水的可能性就提高到七分之一
;若拖延两年,就提高到了六分之一。而且,由于人工航道中泥沙还在继续沉积,
其分洪的能力将因而下降,这又进一步加大了洪水漫过围堰的可能性。三峡工程的
工程师们承认,很可能会出现洪水超过围堰承受能力的情况,他们说有一些应急计
划,即在上游水文观测站通知洪水即将到来的几天之内,把围堰加高。

由于围堰设计施工上的缺失是三峡工程潜在的致命伤,我们对三峡工程师们采用这
种冒险的设计方案非常吃惊。任何漫过围堰的水都将影响整个工程,包括左岸的发
电厂和主溢洪道结构。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上游发出了可靠的短期洪水预报,推
测洪水将超过围堰承受能力时,谨慎的做法应该是预先在施工场地注满水,让围堰
两侧都淹没在水中,从而保护围堰的基础。待洪水过后,再排空施工场地的水,清
除泥沙,修复被损坏的在建工程。当然,这样的情况会把工程工期推迟至少一年或
者更长。

如果工程当局不选择提前注水的方法,而围堰又被水漫过的话,其后果是,洪水对
不紧实的风化花岗岩围堰会大力冲刷,导致围堰的灾难性损害和严重后果。首先,
整个拦水坝和围堰体系都不得不重新修建;其次,工程当局必须努力清除从垮掉的
围堰上四散的碎石,因为这些碎石会构成对在建的大坝的广泛损害。这样的事故毫
无疑问地会导致工程延期,要用好几年时间才能让一切重新上轨道。第三个后果也
许更重要,被堵在三峡工程上游的洪峰一旦失控,就会形成一个超出常见洪峰规模
的特大洪峰,冲击下游35公里处的葛洲坝,危及数百万居民和他们的家园。

鉴于二期工程的建设周期相当长,要六到八年或更长时间,围堰也要使用这么久。
但是,我们获知工程设计人员并未考虑任何防地震措施,对此也感到相当吃惊。有
大量证据显示,在沿长江两岸和大坝附近存在着新的地壳构造运动,例如石灰岩底
层的水平断错和间断性的起伏等,三峡地区本身也正经历着与西藏高原上升相关连
的新生代后期变形。工程设计人员尽可能低地估计此地区地震的危害性,是没有道
理的。围堰的外围完全被水浸泡着,全靠那道未加固的水泥膜来支撑着,即使轻度
的地震也会造成围堰的损毁。

四、第三期工程的涡轮发电机系统

除了船闸石壁的稳固性和二期工程围堰的安全性这两个问题之外,我们会见过的三
峡工程师们所担忧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第三期工程中将在右岸发电站组装的第二
批12台由中国制造的涡轮发电机。第三期工程的第一批14台涡轮发电机由外国厂商
提供,其合同中的技术转让条款规定,外国厂家要帮助中国的企业生产三峡工程所
需要的第二批12台涡轮发电机。这些涡轮发电机的功率达到700兆瓦,相当于中国
制造过的最大的300兆瓦涡轮发电机的两倍多。

三峡工程投资的回收将主要依赖这些中国造发电设备的连续良好运转。三峡工程的
工程师们一方面为建造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电站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也承认,
他们担心国产机组的质量不可靠,可是他们指出,在选用国产机组的问题上,政治
压力可能远远居于技术判断之上。

五、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今后几个月内,三峡工程的工程师们在修建二期围堰时,可能将面
临整个工程中最严峻的挑战,但整个三峡工程大致上还是按照计划进度在推进。对
我们来说,二期围堰的设计和施工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令人惊讶的骑士般的冒险
态度。从低估可能发生的洪水规模、到作出忽视有明显迹象的地震灾害的决策,三
峡工程的工程师们似乎情愿与大自然赌一场,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六到八年中,长江
的西陵峡段不会发生这两种自然灾害。

根据上面陈述的事实,从我们的专业观点来看,工期建设周期拖延数年的可能性是
很高的,而围堰的灾难性崩塌的风险也是无法忽略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
在三峡大坝工程现场所闻所见,都在在证明了,国际上工程专业文献以及其他方面
对三峡建设项目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些担忧的焦点是,工程当局在修建这个长期争
议的工程时,甘愿采取一种冒险的态度。

迄今为止关于三峡大坝的争论大部份涉及的是这一工程的根本目的,而不是施工过
程的具体细节。我们曾与三峡工程的工程师们探讨过工程的根本目的这些较大的问
题,以下就三峡项目明智与否这一问题,作一简要的讨论,作为这篇报告的结论,
我们的看法也反映出至今尚没有明确结论的一些问题。

建设三峡大坝的主要益处共有三个方面,即控制洪水、发电和改善航运,这些都有
赖于找到解决库区泥沙沉积问题的办法。然而,通过这次在水库地区的观察,以及
了解到在大坝工程设计中用来估算泥沙沉积量和搬运过程的相对简单化的计算方法
,我们的结论是,建坝后泥沙沉积对大坝正常运行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而且肯定比宣传得要早得多、大得多(就象目前已经在人工通渠中发生的那样)。例
如,三峡库区有效库容量的50%多,是由长江的许多支流的狭窄水道和三峡前端宽
阔的河道组成的;随着粗石块很快将沉积于这些支流的狭窄水道,而泥沙则迅速淤
积于峡谷前宽阔的河道,三峡水库有效库容的损失将很可能首先发生在这些地段。


在三峡大坝的设计中用于预测水库泥沙沉积动态的是一维模型。根据我们的一个水
库泥沙沉积动态的二维模型的预测,三峡工程计划中每年一次的水库排水清沙方法
,是不可能消除这些存积在支流和三峡库区前端的沉积物的。事实上在支流进入长
江的入口处,大块石块的滚动几乎是无处不在,可是,在大坝设计中使用的一维模
型里,支流里的石块沉积物被完全忽略了。三峡水库损失有效库容,就会直接丧失
对洪水的控制能力。

我们向三峡工程的工程师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也提出了其它一些担忧,比如航道河
底的的淤积物问题、水库上游的洪水问题、码头和航道的泥沙沉积问题、下游河道
河床的衰变问题、洪水控制对大堤的侵害、对涡轮机的腐蚀、对节制闸门、水槽和
溢洪道的损害等。从三峡工程的工程师们的反应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
没有相关数据”。由于三峡发展集团公司已经计划在上游的长江主干道和主要支流
上再兴建更多的水坝,所以,三峡工程的工程师们表示,关于三峡水库泥沙沉积问
题的讨论争执不下,是学究式的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别的工程师、留给将来、
在三峡库区以外的别的地方去想办法处理。

(1997年10月17--18日,中国湖北)

当代中国研究院[1998年] [第2期(总第61期)]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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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润之 email: runzhi@mao.com 主页: http://
类型: 气死我了! 日期: 2003/06/20(14:20:30)
标题: 靠,俺信口胡诌了两句歪诗,下面的SB们就当真了
内容: 这班SB官僚真tm没治。

————————————————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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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润之 email: runzhi@mao.com 主页: http://
类型: 气死我了! 日期: 2003/06/20(14:27:45)
标题: 俺还说过: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内容: 说不定这班SB们哪天会去把昆仑山炸了,把炸下来的石头运到欧美国家去哩

气死寡人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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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only419 email: 419only@eastday.com 主页: http://
类型: 心情好坏。 日期: 2003/06/20(20:01:13)
标题: 应该公布这些人的名字!害虫啊!!!!!(无内容)
内容: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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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 风和海 email: windsea2003@163.com 主页: http://wtyzy.
net/forum0/list.asp?boardid=8
类型: 随便说说啦。 日期: 2003/06/21(07:48:21)
标题: 历史为何如此相似:从三门峡到三峡
内容: 历史为何如此相似:从三门峡到三峡

Kennth 整理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
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
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
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
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
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
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
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
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
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
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
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
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
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
,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
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
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
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
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
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
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
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
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
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
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
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
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
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
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
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
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
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
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
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
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
到掌握著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
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
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1
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
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
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
,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
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
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
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
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
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
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
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
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
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
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
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
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
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
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
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
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
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
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
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
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
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
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
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
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
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
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
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
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
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
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
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
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
,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
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
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
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
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
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
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
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
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
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
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
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
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
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
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
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
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
;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
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
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
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
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地、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
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
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
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
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
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
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
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
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
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
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
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
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
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
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
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
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
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著
,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
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当时多迁移的3
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
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
修建的防护工程; ?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
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
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
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
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
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
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
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
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
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
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
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
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
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
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
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
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
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
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
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
─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
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
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
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
道的人马上就能跟著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
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
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
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
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著的主
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
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
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三门峡与三峡 1994年11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
三门峡工程开工37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
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
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
“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
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
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1/11”; 都
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
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
万,三峡120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
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
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
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
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
。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
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
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
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
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
“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
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
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
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
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
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
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
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
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10倍;三
峡按1986年的360亿到目前的2000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
过是刚 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著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
;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阐述对
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35岁;介入三峡争论,75岁。他一再请求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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