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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eric (無理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信区: Rock
标  题: 重回街道:一个瑞舞文化与摇头丸政治之空间观察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Apr  3 08:52:38 2002), 转信


 转自水母。quite long!作者 黄孙权


  前言

  由于时间上的困难,以及田野资料的未完成,本文仅能作为一个讨论台湾瑞舞文化以及

药物政治(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狂喜政治)的初步提纲,作为后续邀请讨论以及辩诘的

缝隙。本文着重于权力、空间、表演的概念从而开展其政治/文化的辩论,拉出一条身体、

狂喜、认同、自我与次文化的讨论战线。

  新世纪的旅行者

  我们感情的依归是狂喜(Ecstasy),我们营养的选择是爱。我们上瘾的是科技。我们

的宗教是音乐。我们当下的选择是知识,我们的政治是无。我们的社会是乌托邦,虽然我们

知道那不存在。我们的敌人是无知。我们的武器是信息。我们的罪行是打破及挑战那些禁止

让我们庆祝自己存在的法律。尽管知道你们可能会禁止任何特定的舞会,在特定的夜晚、特

定的城市、特定的国家或者这美丽星球上任何一块大陆,但是你们无法禁止舞会。(
WorldWide Raver's Manifesto Project, Toronto)

  瑞舞文化给了当今文化研究者的难题是不曾在CCCS(伯明汉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或者在

后现代大师如布什亚等人曾搭建的知识宝塔上找到定论的。(Daniel Martin, 1999)。原

因很简单:瑞舞看来不搞革命,可又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中最大的社会集结(social
gathering)。

  无论参与瑞舞的人数所形成的壮丽奇景(如德国柏林上百万人参加的Love Parade,还是

在英国动辄数十万人的舞会),或是巨大的商业利润(在英国,根据Thornton的调查,包含

了电影、舞厅、合法非法的舞会以及相关周边,在1992年的估计就达到四十亿元英镑),抑

或在英国每周要消耗50万颗,在台湾估计40万人服用,每周都有新药,且成为亚洲主要输出

国,与瑞舞密不可分的摇头丸(一般通称为Ecstasy, MDMA, MDME, MDA 或简称X, Speed)

,都是历史上青年次文化的新页。

  摇头丸成为六零年代大麻以来最普遍的软性药物,也是九零年代设计者药丸(
designer
 drugs)最成功的颠峰之作,这更让我们深陷泥沼。一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是政治期许。如

果我们还嗅得出敲打、嘻皮或者叛客世代还带有某种政治企图与革命热情,足以喂养次文化

研究正当性 或者左派老式关心的话,那么以禅、灵修、彻夜跳舞、用药、和平相处、不关

心「社会政治」,无所谓「性别歧视」、最自由、开放且遵从PLUR(peace, love, unity,

 respect), 被称为最有包容性 平等主义( inclusive egalitrarinaism) 的次文化(
Merchant and Macdonald,1994),而且与摇头丸紧密连结的「文化运动」,我们如何分析

其文化与政治意义?站在什么立场上,可以发问以及找寻有意义的回答?

  这个发展于80年代浩室音乐末期,电子音乐在流行音乐市场取得胜利之姿,重金属与传

统摇滚运动逐渐没落,一群企图创造有别叛客文化的音乐,却仍秉持DIY精神的小伙子,发

展出了free festivals, 以及squat culture(一群年轻人找到一栋废弃公寓,共同生活,

组成一个小社区)等等开始,后来acid-house音乐为主的舞会逐渐成为这群人的共同喜好。

随后如trance, techno等快速繁衍的各类音乐类型流窜更新,动员人群愈来愈多,运动开始

搜刮城市里旷废的工厂、偏僻的都市畸零地,从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发展成全球运动

 。

  与叛客音乐相像的是,强调DIY,并以自己的方式生产、传播音乐。一如叛客们车库里

完成,强盗三个合弦既是音乐的精神一般,DJ们在宿舍、家里的床上以简单拼装的计算机、

TB303创造音乐。只是raver这回不管意识形态了,而是好玩。同时,与之前的青年文化最大

的不同,raver们号召「聚集」(gathering)的能力远远大于青年前辈们,以传单(以
rave
 party 的flyer集结出书就有好几本)、口语传播、网际网络的方式号召,动员动员能力惊

人。从数十人到上百万人,这种集结的能力让社会与媒体、政府、以及学术研究者瞠目结舌



  这群90年代的嬉皮更是新世纪的自助旅行者(New Age Traveler),在心灵上终结意识

形态,回到禅、和平、爱、开放、尊重等,在行动 上,除了开车追随舞会外,如今世界上

三个著名景点岛屿,如泰国的Kohpan Gan, 西班牙的Ibiza, 印度的Goa成为因为瑞舞客聚集

而有名的全球观光点。如果从当地住民与这群外来「观光客」的关系来看,这几乎是西方瑞

舞客的殖民地,90年代之后新的殖民历史。 同时,rave没有主要的凝视者(mastering
gaze)、没有听众与明星系统,没有特定的风格实践(台湾的萤光棒与松宽服饰只是其中一

种)。每个人为了跳舞而存在,不为了任何有目的或者意义的宣称。他们一方面挑战了社会

对于「勤劳」与「秩序」的需求,挑战了现代主义已降对于「主体」的需求,挑战了对于身

体控制的「道德」必要,也挑战了我们企图从中找出意义并赋予另类出路的学术需要。

  这群新世纪的旅行者不但逃逸了社会规范,也从论述企图捕捉与定义的围篱中逃逸。

  瑞舞与社会秩序:两种权力演出

  事实上,瑞舞的矛盾与暧昧造成了两端的权力演出。一方面是瑞舞文化巨大的动员力与

相对侏儒的「反文化」特质,另一方面是这种「无用」的巨大力量引起的社会控制与道德恐

慌。以傅柯的观点,瑞舞破坏了现代西方社会管理权(governmentality)的控制与已知凝

视(knowing gaze)的规律。

  首先,瑞舞举办的地点通常是法律的不毛之地,是国家机器控制下的盲目空间,是「野

蛮地域」(wild zones),是边缘,亦即控制权延伸不到之地,在时间上,不是正常社会人

的休憩方式,从晚上十点开始的舞会到隔天凌晨中午结束,这对多少成年人,特别有孩子去

参加的家庭带来许多困扰,彻夜不归的舞会,他们做些什么?难道只是跳舞吗?

  正确的说,瑞舞空间不是没有法律(space without laws),而是他们存在于没有法律

的空间(spaces of the without-laws) 。废弃的厂房、公园、荒野、任何的开放空间,只

要有扩音系统就号召人们起舞,他们重新挪用和反转了理性 空间,同时提供其它论述可以

连结的另类空间,这是「不同意的叙事」(narratives of dissensus)(Stanley ,1995)

可以发生的空间,法律可以被反转或者避免,而抵抗和逃逸可以发生之地。现代形式的治理

(governance)与管理权的目的就在于空间的殖民化与理性 化。瑞舞文化刚好凸显了现代

管理系统的失败,道德恐慌与恐惧失序接连而来,围堵「逾越」之法不是直接的管制,而是

将他们建构成危险的他者(other),以药物与性,这就是台湾与英国的故事。

  在英国,都市空间的监管过程有几条重要法律。1967年的Private Places of
Entertainments Act就明确的订定了私人经营娱乐事业的执照制度,1988年的The
Licensing Act让公部门拥有权力复检执照,从一年一次到一年七次,目标锁定在夜间俱乐

部,随之而来的Entertainments(Increased Penalties) Act让无执照业者可以报判刑六

个月的监禁与罚款贰万英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1994年的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这条法律让任何人有「企图」在开放空间播放重复节奏的人都以嫌疑犯(要办

个舞会!!)视之,让公权力可以任意停止人群聚集与进行逮捕,无论有申请许可与否。甚

而有之,警察可以停止任何都市的公开聚集活动 、强迫他们与警察合作,而无须通过合法

的程序,无论他们是要进行劳工抗议或者集体活动 ,因为他们可能有企图要办各rave
party。1997年的Public Entertainments Licences (Drug Misuse) Act更以摇头丸之名将

管理权延伸到私人经营的舞厅之中。这条法律简单的说就是:任何舞厅如果没有好好处理药

物问题,就要吊销执照,如知情不报等。

  在台湾,公权力在都市计画长期无能的状态下,并无意也没有惊觉瑞舞之影响,一直到

了摇头丸盛行。对于瑞舞文化最粗 鲁的对待,还不是担心他们的动员力,而是这群孩子为

何晚上不睡觉,彻夜跳舞必闹事的逻辑行事,以违反集会游行法与噪音管制条例进行干预与

恐吓2。从1995年开始 ,以DJ @llen为主的各式人种,在台湾台北的边缘地带展开了一种

有趣的挪用与占领,从二重疏洪道、华中桥下的野雁公园、到阳明山郊区的私人土地、内湖

贵子坑、明德乐园等等,其遭遇多半是让警察驱散了事。甚至在1999年底由中华民国预防医

学学会爱滋病防治单位共同筹办的活动 ,五、六百人在大稻埕码头延平和平公园狂欢现场

,所有门票收益均做为921赈灾及爱滋防治基金,然而晚上二点多,还是遭受到警察强制驱

离。理由只有一个:妨害安宁与违反集会游行法,对一个舞会施行视之为抗争运动 的手段

,才是让这群瑞舞客们不懂的地方。

  社会、政府与媒体呈现多种混乱的局面与政策正好反射了瑞舞文化带给社会的失序/无

法规律的照映。先是公部门以公办舞会之名号召青少年从事「正当」的舞会活动 ,连金马

影展、甚或NGO活动、学校校庆都要来各「rave party」?来庆祝闭幕一番,于是公部门轰

轰烈烈的举办瑞舞,强调青少年的正当休闲活动 ,在正当的时间(深夜十二点前一定结束

),在正当的地点(市政府前广场、都市内地的广场),作为一种监 管形式的延续,这里

发泄论还是主要论述,认为孩子们只是缺乏「正当休闲」而已,只要发泄成功,隔天太阳下

就会有个正常活泼的孩子。然后舞厅里每夜聚集人潮,@live成为台北电子舞曲场景重要的

地标,中介国外知名DJ接取瑞舞DIY文化所散布的成果。而「野生」的DIY的舞会却遭到扼杀



  另一方面,公部门承袭毒品管制政策,将摇头丸视为飚车外的主要青少年问题,定要坚

壁清野,强力扫荡,夜夜搜查摇头店(这种命名pub的方式显然轻而易举在发现事实前将之

定罪,正如将ecstasy翻为摇头丸、快乐丸一般),同时制作一堆无效的反毒广告,然而从

来没有研究单位提出一份正式的医学报告。台北市也准备进而制订法律,让每个pub的人数

有所限制(每60坪容纳100人左右),以方便警察查核与搜索。事实上,台湾最有效的监 管

法律是公共建筑安全法以及断水断电(陈水扁当台北市长时用此法律扫黄,马英九则用来扫

毒),嘲讽的是,这正是深知空间的权力。媒体咬着摇头丸不放,少有对于瑞舞文化的深度

报导,或者报导国外关于E的实验报告。除了医药出身无知科学专家出面指出摇头丸之害外

,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少有参与此一辩论,更遑论讨论台湾从1995年第一场于三重疏洪道外

举办的户外rave party以来,瑞舞在台湾展现DIY精神最为狂热的文化实践与意义。

  其次,瑞舞另一个特征即是社群感,或者部落感。种种大型舞会组织者如Spiral
Tribe, Dub Tribe或者Groove Collective,甚至是台湾的舞会组织者号称的精神。他们不

断号召友善的对待他人,开放与自我表达,这是传统舞厅没有的,也与之前青年文化有明显

的阶级特性 与诉求不同。与同志文化、妇女与反种族文化相近,是西方次文化中较没有暴

力与冲突的(相较于mods, skins, punks)。瑞舞较没有雄性风格(masculine style),

在舞会里的性别关系平等和较少的性 侵害使得他们更为不同(Merchant and Macdonald,

1994 )。在瑞舞里,我们目睹了对主流社会秩序更为基进的另类之路与批评,在规模上,

他们更有机会改变,当全球的年轻人都体会到更平等的经验之时。瑞舞成为差异聚集之处,

来自四面八方,无论肤色性 别与阶级都一起跳舞,他们更能集结对于宰制文化的异议(
dissent)。

  舞会政治学

  如果欢乐(fun)可以是政治的,那么瑞舞就是某种政治实践。在英国,瑞舞被称为艰

难时代的享乐主义(Hedonism in Hard Time),无论什么状况下,他们坚持欢乐。他们拒

绝世界上的任何政治,坚持与人群、大地的沟通。如果我们所谈的政治,不是示威游行,或

者一群聚集讨论社会主义为来的话,那么瑞舞文化所展现的政治就足以进一步讨论。

  瑞舞是自我保证之自由的实践。瑞舞宣耀着一种肯定的价值与实践,改变了大多数人的

生活价值,比任何政党都来的多。同时破坏了西方社会以来好不容易,如傅柯所描述的建构

主体性 的根基。这展现在瑞舞文化主要的两个文化特征:音乐与舞会。

  电子音乐瓦解了四百年来欧洲布尔乔亚音乐个人主义(Tagg,1944)。以Thornton的说

法,瑞舞是一种录音(record)文化,而非演出文化(live culture)。DJ们以各种取样重

新拼贴、挪用、编排、定调、变化BPM创作,舞曲中没有「原创」(original )或者摇滚文

化引以为重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也不像摇滚音乐文化有独立制片作为抗议与抵

抗发声的基础工业,在起初的时候,许多音乐是无法商业化的,只存在DJ们或rave scene中

流传的「白色厂牌」(white labels),电子音乐乱了(disorganize)摇滚论述,符号(

特别是歌词)的意义,不断以自己的制作混音(productionsequencing)以及取样(
sampling)生产,像极了只能与自己沟通的反身性 发语(reflexive utterance),不存在

永恒叙事表现的基础(Stanley,1995)。同时电子舞曲破坏了传统摇滚音乐的明星系统,与

主体意识。所有参与瑞舞的人们都是主角。

  舞会政治学

  如果欢乐(fun)可以是政治的,那么瑞舞就是某种政治实践。在英国,瑞舞被称为艰

难时代的享乐主义(Hedonism in Hard Time),无论什么状况下,他们坚持欢乐。他们拒

绝世界上的任何政治,坚持与人群、大地的沟通。如果我们所谈的政治,不是示威游行,或

者一群聚集讨论社会主义为来的话,那么瑞舞文化所展现的政治就足以进一步讨论。

  瑞舞是自我保证之自由的实践。瑞舞宣耀着一种肯定的价值与实践,改变了大多数人的

生活价值,比任何政党都来的多。同时破坏了西方社会以来好不容易,如傅柯所描述的建构

主体性 的根基。这展现在瑞舞文化主要的两个文化特征:音乐与舞会。

  电子音乐瓦解了四百年来欧洲布尔乔亚音乐个人主义(Tagg,1944)。以Thornton的说

法,瑞舞是一种录音(record)文化,而非演出文化(live culture)。DJ们以各种取样重

新拼贴、挪用、编排、定调、变化BPM创作,舞曲中没有「原创」(original )或者摇滚文

化引以为重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也不像摇滚音乐文化有独立制片作为抗议与抵

抗发声的基础工业,在起初的时候,许多音乐是无法商业化的,只存在DJ们或rave scene中

流传的「白色厂牌」(white labels),电子音乐乱了(disorganize)摇滚论述,符号(

特别是歌词)的意义,不断以自己的制作混音(productionsequencing)以及取样(
sampling)生产,像极了只能与自己沟通的反身性 发语(reflexive utterance),不存在

永恒叙事表现的基础(Stanley,1995)。同时电子舞曲破坏了传统摇滚音乐的明星系统,与

主体意识。所有参与瑞舞的人们都是主角。

  不但是音乐混淆了演出者/观众/明星结构。瑞舞的舞会也让传统舞会的舞台消失,让操

纵性 的凝视(mastering gaze)消失。传统舞会上DJ们以声音的方式带领舞客高潮,以及

舞群或领引舞会开始的舞者已然不存(想想公办舞会的主持人)。跳舞不为别的,不是为了

勾引帅哥妹妹,只是为了自己。为了逃避或者忘掉认同。此种叙事之所以重要,因为瑞舞不

是舞厅里的舞会,他们拒绝了决定性 和稳定。同时拒绝了以「演出」作为动员与明星文化

代理人的传统形式。瑞舞空间/形式无法被完全控制,社会企图透过「非法」围堵的方式只

是更证明了他们的无能。瑞舞对于商业舞会/资本主义的侵蚀之可能来于此文化的速度和运

动 性。第一,透过网络化的组织与宣传集结,即便是靠嘴巴传播,都具有可怕的力量,遑

论透过网际网络的动 员;第二,raver们愿意移动,而且移动快速,使得警察疲于奔命;第

三,舞会本身来自瑞舞文化的欲望与运动 性格,如DIY精神,拒绝被控制以及自我不再臣服

于外在的凝视,自我空间/界线的消失演变为严格却充满活力的动 员力量。我们看到太多的

人只想办舞会,这个舞会的盈余(多半以便宜的门票或者捐助方式)拿来作为下一个舞会的

支出,无论是@llen,还是在台湾常搞party的热衷者。

  最后,我们看到了瑞舞舞会提供的机会:不管是RST(Reclaim the Streets)透过瑞舞

文化所形成的全球动 员视野进而干预WTO的例子,或者德国Love Parade所创造的新形式认

同(John Borneman & Stefan Senders,2000),或甚有人讨论瑞舞作为西方现代次文化当

中精神治疗的角色,或者称DJ们为高科技巫师,带领瑞舞客们做集体的心灵出走与治愈。(

Scott R. Hutson, 2000)。

  药物政治学

  尽管每种次文化都有与之相符的药物,作为一个逃离集体规约与创造文化、突破隔离的

动 力。然而摇头丸的历史是九零年代的文化象征,是后爱滋病世代恐惧性交以及弃却社会

规训的象征,同时是网络社会新形的享乐哲学与快感政治的来源,E-generation甚至就以
E
来命名定义此世代的年轻人。我不想在这里讨论E的化学成分或者药效,这样的文献在
Nicholas Saunders的书3以及www.ecstasy.org的网站上有成千上百的资料,有兴趣的人还

可翻阅号称Ecstasy之父Alexander Shulgin(虽然他不是发明者,但却是发扬光大)和其爱

人Ann Shulgin这两位著名的生化学家的著作4。这些国外的著作以及报告足以推翻国内许多

报导的谬误以及号称专家的说词。有趣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E的正名化何尝不是一种社

会运动 。

  我们需要的其实身体与政治权力的探索,而非老是在犯罪与道德的老调辩论中沉沦。西

方现代世界出现的两位「毒品」鼓吹手,都是与次文化的物质与社会脉络一起出现的,一位

是六零年代的Timothy Leary,一位就是九零年代的Nicholas Saunders,前者有诸如LSD之

父的Albert Hofmann的生化学家的一手证辞5,以及那个时代的乐团、摇滚歌手的现身说法,

还有一位大文豪《美丽新世界》、《众妙之门》的作者赫胥黎现身鼓吹,后者则有
Alexander Shulgin的科学证辞以及网络世界充分的异议空间来反驳主流论述。前者是冷战

之前青年文化面临种种社会与政治压力而来的集体幻想/逃逸路线,后者则是后冷暂时期富

裕年代的享乐主义的出口。

  面对药物最难解是身体自主权的辩论,药物与毒品的差别是在于我们无法忍受一种药物

只为了欢乐而存在,没有任何的治疗目的。否则我们很难回答与百 忧解(prozac)药效类

似的E,效果仅比百忧解来的「强烈」一些,为何没有处方签?如果不理解药物变成毒品的

政治过程,那么我们会永远在卫生法里打转。我们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何每年受害于烟酒的

人远远超过所有毒品的总和,为何烟酒还是合法的?6而毒品被发现的空间通常也是幽暗吵

杂的pub,不是香烟广告里美女帅哥所出现的碧海蓝天。

  台湾一直追寻美国里根时代的毒品政策─Just Say No,这个反毒战争耗费了美国每年

近百 亿美元的预算。英国逐渐转向「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人们能够自决反对毒品」的政策

刚好导致相反的结果:人民知道的越多,对于使用药物的态度就越开放。

  Just Say Know看来是较好的选择。尽管有人会质疑青少年的判断能力。问题是:你要

一直禁止到他们透过同侪权威(peer authority)获得药物信息与亲身经历吗?还是提供足

够选择的能力以及还给他们决定的权力?荷兰安全屋计画(Safe House Project)7我想是

目前最好的例子。荷兰安全屋计画把对毒品处理政策提升到从来源及制造商的层次,而非单

方面对用药者加以限制或禁止。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坚持所有的舞会都要有安全屋的工作人员

在场。你只需要付台币40元,安全屋的工作人员会为你检视药品的成分,安全与否。然后你

可自行决定要不要用药。使用者或者零售商会自动 送药给安全屋人员检查,他们不但可藉

此搜集新药,更可追踪药品来源,与制造商沟通杜绝危险药品。

  你还记得电影《黑色追缉令》一开头,两位流氓开始聊起荷兰为何没有流氓,因为他们

的毒品合法,所以他们才被雇到荷兰去干些杀人勾当吗?台湾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黑

道把持药品(特别是摇头店里的E)与经营舞厅,光靠着骷髅头贴纸的恐吓或者阿贵与小马

哥的打油诗的劝阻,能够让每周更新的E,无论是澄色888、绿色的cu、紫罗兰、法拉利(咖

啡色,有和法拉利跑车相同的飞马图案)、P(红色,有"P"字样)、蓝太极、蓝色cu、小辣

椒、灰太极这些在摇头店里著名的排行榜药物杜绝吗?

  简言之,药物不是帮个人短暂脱离真实世界的工具。因为确切而言,个人离所谓的真实

社会都很远。药物真正的效用是有助于脱离一个集体性 真实(collective reality),在

这个集体性的真实世界里,个人小心把持权力的界线,晓得该作什么与该说些什么,小心不

逾越自设权力范畴。只有借着药物对身心的效用/控制,才拉开了与集体性 世界的距离,才

开始有能力抗拒集体性的公约8。

  RST的政治启示与其它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关于瑞舞文化的足以延伸讨论的议题。

  首先,是关于「排除地理学」(geography of exclusion)的启示。地理学家David
Sibley在其书《The Geography of Exclusion》中曾言及人们对于他者的看法,每每受制于

恐惧感,这种焦虑影响到他们的知识态度。他们害怕与他者混和,因而在城市空间问题上拒

绝放松权力。Rave party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失序与难以控制,是导致社会、政府、媒体敌意

的根源。这个关于空间的占领可以呼应瑞舞rave的起源,一种根基于社区运动 /squat
culture的空间异议与反抗空间被指派(given)意义的过程。

  其次,瑞舞文化中对于明星系统的捣蛋,看来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运作。独立音乐被吸纳

进五大唱片公司的故事在瑞舞场景中似乎难以避免。特别是英国在CJB法案颁布后,严重影

响了户外rave party的生存,导致这个DIY文化愈来愈必须与舞厅与大型的公关公司合作,

而知名的DJ也发展出类似明星系统的运作与成名方式。在台湾,以台北为例,数十间的摇头

店其实害怕的正是这种自己搞出来的rave party,吸引了有限的客源,毒枭的担心通常与店

老板一样。在台湾自主的rave party不但遭到国家机器的干扰,更有来自黑道与舞厅经营者

(有时身份兼具)的告密与恐吓。对于舞会政治的正面乐观的期许,仍有许多路。

  最后,关于瑞舞文化的意义,如果以政治作为观察的话,反而不必那么悲观。RST的例

子可能是个最好的启示。RTS(Reclaim the Streets)的总部在伦敦克来蒙特路(
Claremont Road)上,由一群结构松散的瑞舞客、反汽车份子、违建户所为了粉碎一条
M11
公路而组成。他们霸占了街廓数月之久,并且筑构了掩蔽壕以及地下信道,还用废车做了装

置艺术,举办屋顶派对和街道舞会。随后许多被1994年CJB法案激怒的人事开始加入他们。

从那时候起,有许多人尝试污名他们,称他们为黑暗、神秘甚至邪恶的政治组织,RST没有

正式的发言人,甚至没有组织,他们在伦敦的北边一间pub讨论策略,策划上百 件示威计画

,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委员会。RTS所计画的事件多半是使用极其古怪的方式让交通瘫痪在

主要街道上,或者让他们迂回绕路。最常用的方式是在街上竖立一个巨型的三角鹰架,从上

头悬吊一位RTS成员,来吸引人群目光与分散警察注意力。当交通阻塞时,现场表演的音乐

家便忙碌地进场表演,上百 位闲晃者如同瀑布般的同时涌入现场,让街道变成一个嘉年华

会,还伴随着一个充气的堡垒和一个为了让孩子将树种用电钻钻进马路铺面的沙坑。

  重回街道为公共使用,反对汽车独占一直是RTS给人的主要印象,但是世界上许多相同

的议程让RTS逐渐发现自己潜力。在1996年,RTS参与了利物普码头工人的这种老左的抗议活

动 ,示威现场老左的国际歌有了新的电子舞曲节奏,而上千位无政府主义人士和码头工人

共舞。随后,RTS有了全球新面貌,在西雅图以N30事件让WTO会议开不下去,今年以「
Reclaim the World:www.a16.org」为口号又在华盛顿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反世银与国

际货币基金的活动 。RTS的世界成员在各地风起云涌,近年来在英国与德国柏林各处,到处

有反对街道封锁不能办舞会的抗议人士念着「重回街道」的英文,在去年六月时,更集结了

四十三个国家的「世界街道舞会」(global street party)成员,召集一万多个「闲晃者

」跑遍了伦敦商业区去干扰G7的筹备会议,纽约的RTS成原则准备反对市长朱利安尼
(Rudolph Giuliani)将社区花园出售给建商。

  RTS标志了一个新抗争年代的来临。经过新右派在80年代的降温之后,一度沉寂下来的

60年代反叛文化似乎重获新生。他们新的敌人是全球化,新的武器是网络。而他们的原始诉

求,在街上跳舞与人民有使用街道的权利,与瑞舞客们的被称之享乐主义的期许其实不远。



参考书目:
Daniel Martin,"Power lay and party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raving",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Boweling Green, Spring 1999: 77-99
John Borneman & Stefan Senders, "Politics without a head: is the "Love
Parade"a new form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May 2000:294-317
Merchant, Jacqueline, and Robert MacDonald. "Youth & Rave Culture, Ecstasy and
Health." Youth & Policy 45 (1994): 16-38.
Nicholas Saunders, Ecstasy: Dance Trance& Transformation,Carifornia: Quick
American Archives,1995
Reclaim the World:www.a16.org」为口号又在华盛顿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反世银与国

际货币基金的活动 。RTS的世界成员在各地风起云涌,近年来在英国与德国柏林各处,到处

有反对街道封锁不能办舞会的抗议人士念着「重回街道」的英文,在去年六月时,更集结了

四十三个国家的「世界街道舞会」(global street party)成员,召集一万多个「闲晃者

」跑遍了伦敦商业区去干扰G7的筹备会议,纽约的RTS成原则准备反对市长朱利安尼
(Rudolph Giuliani)将社区花园出售给建商。

  RTS标志了一个新抗争年代的来临。经过新右派在80年代的降温之后,一度沉寂下来的

60年代反叛文化似乎重获新生。他们新的敌人是全球化,新的武器是网络。而他们的原始诉

求,在街上跳舞与人民有使用街道的权利,与瑞舞客们的被称之享乐主义的期许其实不远。



参考书目:
Daniel Martin,"Power lay and party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raving",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Boweling Green, Spring 1999: 77-99
John Borneman & Stefan Senders, "Politics without a head: is the "Love
Parade"a new form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May 2000:294-317
Merchant, Jacqueline, and Robert MacDonald. "Youth & Rave Culture, Ecstasy and
Health." Youth & Policy 45 (1994): 16-38.
Nicholas Saunders, Ecstasy: Dance Trance& Transformation,Carifornia: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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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不长...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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