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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ubar (亚森*罗宾), 信区: sanguo
标 题: [转]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选自朱子彦教授新著《三国史新论》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Mar 26 14:08:40 2007), 站内
诸葛亮忠于汉室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曾经被历朝历代人士称颂不已。其
人格魅力、道德风范更是被抬到昆仑山般的高度。若是谁在诸葛亮一心事主，忠君报国，匡
复汉室等问题上提出相左之见，虽不至于为千夫所指，大概也很难为世人所认同。尽管如此
，本人仍将缀合较多史实，并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剪除、打
击异己，北伐之目的，与刘禅的关系，以及欲受九锡，禅代称帝等问题作大胆探索。好在近
年来对诸葛亮研究已有相当大的突破，诸葛亮已从圣坛上走了下来，故笔者的“不恭”之辞
不妨畅所而言之。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实则“藏器在身
”， 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 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
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然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手下将相而已。
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
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
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
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比曹操、袁绍、刘备等人
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
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 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
带甲十余万”， 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
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了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
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
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二条。
其一，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
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
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
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
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是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的人才济济， 曹操平定北方后，已
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霸府中脱
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
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
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为徐
、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
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谨亦在东吴
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道：“孙将军可谓人主，
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
件。加之刘备思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除此之外，
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
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
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 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
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柄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
，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
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 对此形势
，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二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
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都不相信
。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非是孙权姓“孙”，
不姓“刘”。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的刘备？ 古今几
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的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
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结合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文章
，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
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
、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的刘备集团的人才
匮乏到如此程度， 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
、“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
“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 ，战国时燕昭王待郭
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二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
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的基层工作做
起， 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
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
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 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
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二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
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
，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 诸葛
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以身相许于刘
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
（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 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
。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
，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
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 位次三
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
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
军”诸葛亮之上。 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
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 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
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比之于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
。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
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
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
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
，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
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 田余庆
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
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
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
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
与他无干系。” 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
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
十九年（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
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
，“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
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
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
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
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
主曰：‘吾自当解之。’” 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
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
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
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
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可见，关羽、张飞
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
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
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
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 赤壁之战，
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
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
他说：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
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
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
灭裂而不可复收。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
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
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
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
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
，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
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
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
，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
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
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
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
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
定，他推论，
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
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
，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壹法令，则国已分裂矣。
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
用之于关羽。”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
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
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抑或章氏觉
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
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
迫疏慢为之。” 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然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
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
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
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
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
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
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
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
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
（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除关羽。 并不惜
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
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 方
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
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 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
了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
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
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
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对刘备发动的彝陵
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
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
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
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
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
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
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
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
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
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
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
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
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
办，遂使即真。” 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
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
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
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
。“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
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
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使刘备能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
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
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
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 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
“清淡”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
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
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
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 对诸葛亮心
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
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了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
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是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
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作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
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
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
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
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
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
，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
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
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
，大小为庆。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
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
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是具有“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
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
《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
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
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
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
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
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
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作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看成是污蔑
，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辞；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
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
“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
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
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
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
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 稽考于史，九锡
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 斧钺金戚皆属
天子之卤薄。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
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
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 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
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
“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
“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
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
而胁之死”。 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
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
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
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
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
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
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
，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
（锡）邪。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
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
，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
不象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
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
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
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
他们比肩？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
，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
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
觉，但谦退而已。” 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
，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
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
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
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
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
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
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
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
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
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
显然是严重地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
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
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
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
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
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可是，仅
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
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
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
弄得“后主益严惮之”， 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
223年）至诸葛亮北伐（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
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
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是让诸
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
：‘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
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
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
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大
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
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
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
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
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
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 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
，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
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
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
于成都者，后主不从。” 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
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
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 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
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
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
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
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厢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决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
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
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
，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
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
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
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
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
使东吴，邓芝入吴，孙权对邓芝曰：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
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
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
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
，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词中反映出他已不
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是一个完全不懂
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
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
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
“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
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
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
和合二国，唯有邓芝。” 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
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
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
” 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
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 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
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御玺。可见中国
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
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藉口，“遂总内外”， 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
平等的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
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
”的指示。《三国志》卷45《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
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
，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
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
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二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
敢有丝毫违悖。“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
军，录尚书事。” 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
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
。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
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
” ，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
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
矣，何死不恨矣。’” 同样身为丞相，同样事奉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
”，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
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
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
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
具备 “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
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
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的发动
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
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
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
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
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
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终其身不敢登
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
，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
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
，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
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 这里姑且不论
，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
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
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
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
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
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
，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
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嘛。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
”，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
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 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
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
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
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
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
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而待毙，对于诸葛
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
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
：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
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
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
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了坚实的基
础，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是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
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其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
左，中原及二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
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是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
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
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
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 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
“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
立奇功于赵、魏”， 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
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
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
（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 在谢安、王彪之
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
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
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再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
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 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
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
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鈇钺”
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
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
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
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
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
“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
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
师，讽旨朝廷”， 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
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 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
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
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
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
），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 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
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二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
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
，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
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
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
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
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
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
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
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在诸葛
亮军事生涯中，鲜有使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
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
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
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
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
，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
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
。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
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
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
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
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假如诸葛
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
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 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
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
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
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不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
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
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
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
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
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
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
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
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
关中。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
“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
，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
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
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
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霸
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 胡三省一语道破天
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
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
，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
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
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
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
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
于中原。” 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
，长安就再度沦陷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
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 “广拓境土”， 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
势、地理和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
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
“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准，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
“蜀兵轻锐，良将少”， 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
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
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
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
的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
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
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
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
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
。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
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
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
苦其役调” ，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
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
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
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
秘的面纱决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
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 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
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操
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
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 又掌握了蜀汉
全部的 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
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
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
，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
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
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
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 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
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
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的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作罪状，反而应看成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天厌汉德久矣”， 《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
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
方起” ，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
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
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
人称王。” 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
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
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
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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