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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yaho (∮★西北一刀★∮),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３）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Jun 15 14:23:56 2001), 转信
◆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３）
·黄仁宇·
四、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尚在满清末季，其上层组织为君主专制，以昊天诰命的名
义执行，带有宗教性格。基层原以小自耕农为骨干，近数十百年来佃农问题亦逐
渐引人注意。但是除了一九二九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作过一次实地抽查外，其情形
不得其详。一般印象则与传统观念相反：农村问题最大关键在于「贫」而不在「
不均」。耕作地既分割至细，则每一单位无从获得有意义之剩余，总之即不能存
积资本，租佃问题只使个人间关系更为紧张，却不能再更变整个局面。农村内之
劳动力亦为此种小块耕地所拘束，大部系低度就业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
ｄ，剩余之劳力亦无法输出或另谋生计。土地税之收入为数亦至为有限，只能供
应传统式之衙门而无从用作任何突破，中国之被称为「一穷二白」，不可能未具
备基层之原因。
至于上下间之联系，前在阐述财政税收情形时业已提及。在满清末年主持此
联系者仍为由科举制度及其附属机构所培养之士大夫阶级。他们入朝为官僚，退
职为乡宦，考试之前各省派有名额（传统习惯即称此为「选举」）。诚然他们可
以在国家与社会间具有衽带式之功能，只是他们之通知特长无非「诗云子曰」的
文墨及意识形态，只能用作维持「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秩序，即间或有能
臣，其所设施具有军事经济价值，亦因其为非常状态，缺乏上下侧面之支持，无
法造成体系，不能持久。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状态。传统体制上的弱点既在十九世纪彻底暴露，
二十世纪之清算旧体制有如摧腐拆朽。昊天明命的专制皇权既已于一九一一年被
推翻，维持上下联系之文官组织尚因一九零五年之废除科举而地位动摇。基层之
情形更早已失去掌握。如果历史真能纳入试管，民国肇造以来的事迹可以重演的
话，则前段所列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家应能对重演的事迹提出若干预测。
这也就是说，历史观点无非就今日立场将过去事迹回溯倒看回去。我们既已
身历百年来大变动之后果，理应能推究其前因。只是如黑格尔所说，逻辑性之现
实可能超过人身经验。亦即百年来发生之情事经纶万端，内外前后互为因果。看
法亦可千变万化。我们极易将偶然细节视作千钧重点；或将切身感受，视为全般
状态。所以亲身只眼体会之不足，尚待引用思想家之分析补助。而以上诸人所著
书，正符合刻下之需要。我们再度体念中国近代史及于一九一二年民国肇造至一
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可以从前向后看去，感受到以下的倾向及徵兆：
●这国家正酝酿着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主因为传统体系无法改造利用。凡
上层机构下层组织及上下联系均须重建。
●民国初年所修宪法约法以及召开的议会注定无实效。他们非历史产物，而
系仓促制造。他们本身尚为社会之外界体，不可能与基层接触。
●行宪失败军阀割据不能避免。在「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内，只有
私人军事力量，以人身关系联系，用不正规的财源支持（如鸦片专卖）才能差可
维持秩序。军阀之弱点不在违法（此时已无有效之法律可守），而系不能保国卫
民。以中国幅员之大，军队－指挥全赖私人关系，其经费来源又不规则，即至难
在一两个省区外收效。是以军阀连年火并未已，遑论及创造新体系，是居「巨灵
」之位而不能提供巨灵之功用。
●次阶段才为革命政权之兴起，可是纵如是，革命政权最初亦只能在军阀体
系之根基内产生。不过人身关系可以逐渐代以革命意识。鸦片专利式之筹款，逐
渐代以较正规方式，如收回关税、向外借款等。在技术上讲其衍变仍为渐进。
●革命政权首先重建中国之高层机构，使国家能独立自主，但终亦必改造其
基层。整个体制改组有以下诸特点：
·商业法律代替农业式之管制。
·为赋予各个人公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劳力价值论」将被引用。
·干预私人财产权限于军事行动及尚未复员期间。
·改组成功之后国家社会具有竞争性之经济性格，也能用数目字管理。
●此种广大的群众运动有军民广泛而不计牺牲的参加，无疑的背景上必有「
公众之志愿」在。但是在过程中即领导人亦无从全部了解其行动之真意义。况且
利用群众心理，又为任何革命行动中不可或缺。所以在行动的过程中，有意与无
意之间必将产生歪曲事实之意识形态。凡此均待编修历史时订正。使事势确定而
不可逆转时使全民能接受历史之仲裁而赋予含默之认可。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北伐开始蒋介石与当日之国民党之
所作为实系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
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
认。此工作之一部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借北伐及中原大战时推行，当时仍接受笼络
收买军阀部队，如是继续至抗战时完成。
此项工作不能得到好评，而且受「贪污无能」之指摘者，实因高层机构仅具
轮廓，并无基层组织在侧后支持。纵即国家具现代型貌，社会则依然故我。有如
新型军备器械经行内地，民间无适当之交通工具策应。兵役实施不如理想，则因
健全之司法体制尚付阙如。国民之识字率亦不及百分之十。甚至军中不能以阶级
服从，权利义务重重节制，而系倚靠人身关系以「有面子」及「无面子」之落后
的社会价值维持。此情形亦等于骨骼具在，其筋肉血脉及神经系统则疏松残缺，
仍不能作正常之运转。
责备蒋之不能整饬内部，批评者须先看清中共企图翻转改造中国低层组织之
困难情形后方能作定论。
及至国军撤退至台湾后，乃因此地无大陆一片赤贫情形，日据时代亦在社会
改组略具根基，乃可以陈诚主持之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强迫地主以
低价让出限额以外之田土，由佃农接收（仿麦克阿瑟在日本之土地改革）。并接
收美援（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时共得十四亿美援），才避免社会冲突，收到改
组基层之实效。又在一九六七年颁行新税制，全面增税，打破传统经济在低范围
内保持平衡之局面。增税收入则将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台湾今日之
推行民主不能不归功于数十年之预备工作。
改造中国之基层，其最艰巨一部分工作仍在大陆，由毛泽东及中共执行完成。
中共与国民党联合之后交兵，役使一九三七年放弃内争而共同抗日，抗战中
途又再度反目，终于对日胜利后展开全面之内战，此中头绪纷纭。可是今日局势
澄清，我们可以看出：创立新中国之高层机构及重新再造基层同属艰巨工作，虽
则事势上须要连系，技术上却至难并容，蒋之创建高层，旨在救亡图存，凡参加
者来者不拒，不仅兼并异己，尚且招揽军阀残余及社会上之旧势力，以期用现有
力量突破难关。毛及中共之改组基层有如更换地毯，必须掀动全局，无可妥协。
只因此间之分岐，两方之对外政策，动员程序，宣传组织始终南辕北辙。
两党之分裂背离固然始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之「清党」，可是清党运动前中
共亦已暴露其背离态度。此时争辩谁是谁非无益，总之中国之长期革命受内外煎
逼，时间短促。群众运动亦有如个人，有自卫而图生存之必要，此为内战之核心
原因。
此间尚值得注意者则最初多数共产党人，亦如其他国际共党，旨在遵循马克
思及恩格斯之信条，活动于大都市，集中于经济前进部门，不意中国新兴工业范
围狭小，劳动阶级力量脆弱，一经国民党摧毁，只有接受毛之领导，从兹中国之
共产运动主体上只是一个农民运动，专注于社会之最低层，迄至一九四九年毛亦
无意另自构筑国家之高层组织，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整个摒弃都市文化，亦
不沾染金融经济，以干部开会讨论方式代替职业性之官僚机构。如此虽与蒋及国
民党成为生死对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
运动。
这长时间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人能全部掌握，构成整体的腹案，处处按
计划施行。而是各尽人事。只因为问题之庞大，超过任何人事前预计之眼光。只
到社会里的各种因素全部投入历史与战争的大熔炉内，这些因素的消长变化，凝
聚而为「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 妗 ｈｉｓｔｏｒｙ，才符合黑格尔所谓「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
的说法。他和卢梭所说「公众之志愿」的内容，至此才全部揭晓。
以「贪污无能」四字指责蒋介石的人，大都尚未了解他手下问题之大。国军
在大陆的失败，实际由于在城市中构成的金融体系，缺乏农村全面的支持，在入
不敷出的情形下终至破产。中共发展至今日之情况，大都亦系摸索而来。总之当
初发觉与国军作战，不得不以土地改革为饵，诱导农民参加。以后一步逼一步，
明知地主、佃农、富农、贫农当中区别有限，只是不彻底杜绝「剥削」，无法突
过难关。及至没收地主土地按口均分之后发觉此非长久之计，乃决定由合作生产
至集中生产，才有大规模之人民公社。
可是纵如此，数亿人民失去支配本身命运之权利，虽「解放」而全部农村仍
只被搓捏而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既无法制也缺机缘使农村内剩余的劳动力向其
他方面另寻出路，而毛自身也发觉解放已到尽头不能再解放的彷徨。据他私人医
生所说，他晚年刚愎自用，一心与天地同高，去长江大河巨海中游泳，与多数年
轻女子发生关系，经常数日数夜不得成眠，从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转变而
为一个脱离现实的诗人与艺术家。固然他的私生活不足以毁灭他的群众运动；只
是他已冒险犯难解决中国几百年留下的大问题却又使今后的局面停滞，他自己也
应知道此非历史的决策。所以他最后与尼克森修好，已表示有打破局面的趋向。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停滞。此时政府用「剪刀差形
式」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借此压低两方工资。据北京国
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全民吃大锅饭穿 恫 袄，节存
得一段资本。内中农民之贡献即值六千亿人民币（一九八五年之价格），为邓小
平改革开放之本钱。
「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这句话笼括着中国今后动向，也宣扬着继蒋介石
毛泽东后中国长期革命中第三阶段的主题。在重商主义的气氛下，经济不仅要提
高人民生活，并且尚要在交往进出之间厘定国家的新法律。近年大陆草拟并公布
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即是重订上
下间法制性联系的表现，借此构成永久体制。
难道过去全无类似的条文与例规？当然具有。可是能否行得通，其能通行的
范围则成疑问。原来一项法律能否执行生效，全靠社会之强迫性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在后做主。过去中国之立法表面上现代化，实际与人民生
活习惯相违或互不衔接，其词句读来似外国文，宜其无法通行。再向其侧后看去
则是民间的经济因素无从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政府的财政税收开支也不能在数目
字上管理，所以外强才要开设租界，制立领事裁判权，从事内河航行，进而划分
势力范围圈。这也就是说，民族、民权与民生都有彼此关注，互相牵引的作用。
除非有体制上的改革，无从局部的现代化。
今日之中国决非所有的问题均已解决。但是经过五十年的彻底破坏和以后的
重新部署，规模已具。即大陆方面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自乡镇工业着手，即是上下
左右可以交流贯通之明证。此中情景已逐渐与西方习惯衔接，也与世界潮流融合
，此与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有了至长至远至大的距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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