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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esley (网中人〖永远的深情车站〗),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康梁公车未上书
发信站: BBS 荔园晨风站 (Mon Jan 25 19:13:58 1999), 转信

康梁公车未上书

张建伟


              失真的历史


    想来想去,那不过是一封信而已。惟一奇特的是:那是一封写
给皇帝的信。也许,还可以说出那封信的另一个奇特:皇帝根本没
看。

    就这么一件事情,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从这封信公诸于世
后,史家们就开始忙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产生了数不清的成
果,成就了许多教授职称。信是用什么样的墨笔和纸张写的,是写
成一份奏折还是一张大字报?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试图上达天聪
的,通过礼部,吏部,翰林院,都察院,还是托关系走后门?那是
一封怎样的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的,民主反抗专制的,还是
无理取闹的?皇帝为什么没看这封信———因为没功夫,没来得
及,不屑一看,或者,竟是不敢看?所有的这些问题和对问题假设的答案,都让我们
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5月2日,又到了这封信的103周年诞辰。今年是戊戌变法整整100周年!可以肯
定,人们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再次获悉这件事情,同时获悉它新的时代意义。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这正是在讲“公车上书”。那封信就
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写的《上清帝第二书》。

    就在这封《上清帝第二书》传世不久,距今90年前,在当时南
京的路矿学堂里,有个瘦小的青年学生,正偷偷阅读这封已被“禁
读”的书信。当他读到“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
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时,心情激荡,却突然听到一
声呵斥: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了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
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
看时,“臣许应马癸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
法的……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鲁迅。而“本家的老辈”要鲁迅“抄下来去看去”的许应马
癸文章,有这样的句子:

    ……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今康有为逞
撅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
测……

    显然是专门批驳康有为的。

    稍晚些时候,在偏僻的湖南湘乡“东山学校”,又有个年纪更轻、身材却很高大
的学生,也在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后来他在叙述自己这
一段学生生活时说:

    ……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
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
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毛泽东。

    真奇怪:当我试图重述一百多年前有关这封信的种种事迹时,不是别人,而是这
两个当年的年轻人,后来的伟人,首先牵引着我、鞭策着我,成为穿越历史暗夜的起
点。难道冥冥中有什么深刻的意图,或者,竟像已经嚼烂了的历史名言: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

    但确有一种意象抓住了我:世纪末的意象。那是一百年前的一个世纪末,而今
天,世纪晚钟再次敲响。总有什么可以接续起来的东西在。钟声是可以传出很远的,
甚至可以穿越时间。一百年前的那阵钟声,震醒了像毛泽东、鲁迅这样的年轻人,那
么,它的回声,也震撼着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一个世纪末已经消失,另一个世纪末正
在眼前。只要是世纪末,就意味着困惑和在困惑中渐渐升起什么东西———例如,一
群新人和一个新的世纪。

    正是在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百感交集中,两年前(1996年),我在一篇历史报告
中,向读者这样描述了康有为和他的“公车上书”:



    1895年4月中旬,李鸿章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突然触动了康
有为那颗爱国之忱和政治抱负混杂的心。战败国的悲哀,和议的耻辱,使中国的知识
分子振臂而起。他们有的上折,请拒和议;有的递章都察院;有的堵住路口,拦截大
臣之车;尤其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垂泪而请命。

    康有为高出这些知识分子一头的是,他立刻看出,可以在这种情势下,创造自己
的领袖地位。

    他说,“士气可用!”

    于是,刚刚考取进士并任职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到工部
上任,而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政治运动,在历史的另一个走向上确立自己的
政治地位。

    他只花了一晚上功夫,就写出了一份万言书。第二天,联合起18省的举人,在北
京松筠庵聚议,振臂一呼,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举人)上书”。

    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

    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浩浩荡
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提出了4项请求:

    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
旧方,未有不曷死而重危者也!

    如此“危言耸听”的话,朝中大臣是谁也不敢对皇帝说的,就是康有为说了,他
们也不敢让皇帝听见。都察院阻格了康有为们要求“代奏”的请求,说皇帝已经在
《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你们再闹也没用了。

    这次“公车上书”到此为止。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简单。但“数贤一振臂,万夫论
相属”,康有为所起的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领袖作用,却进入了中国近代史。此后,
他办学办刊办会馆,声誉更隆,渐渐地接近了宫廷。



    仅仅过去一年,我发现,这段根据人云亦云的史料所进行的描述,完全失真。有
历史学家对一些新史料进行考证后,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公车未上书!

    我感到惭愧。历史常常在以讹传讹中失去它的真实,并被视为定论。而实际上,
历史所以被称为历史,就是它没有定论。同时,历史的伟大就在于:出于某种有意的
或无意的原因,它可以被遮蔽一时,但它不会被永远遮蔽下去。历史的伟力正在于:
它反抗遮蔽。


     康梁公车未上书


    “公车上书”所以以讹传讹,正因为讹传的源头是康有为。其《自编年谱》上说
(译文):



    (甲午战败后,朝廷)又命令大学士李鸿章到日本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
二万万两。4月15日,电到北京。我先得到了消息,立刻命令梁启超鼓动各省(来北京
参加会试的举人),并先鼓动广东的举人,上折拒绝和议。湖南的举人响应了我们的
号召,于是,4月22日,广东和湖南同递,广东有八十多人,湖南则是全省的举人联
名。随后,我和梁启超分托朝士,进行鼓动,各省举人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
院,衣冠塞途。



    如果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的历史只写到这里,那么,它是真实的。但我们的历
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指的是5月2日的事情,其所依据,也是沿袭康有为
的说法(译文):



    当时,我认为士气可用,便联合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召开会议,来开会的足有
一千二百多人。花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草就万言书,共有请朝廷拒和、迁
都、变法三个方面,由梁启超、麦孟华缮写,遍传北京城。举人们(看了我写的万言
书)士气大振,(上书的队伍)在都察院前排了足有一里左右,于5月2日到都察院投
递。但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指光绪皇帝已经批准《马关条约》并在条约上盖了玉
玺),再也无法挽回,因此拒绝收下。



    这才是教科书上说的“公车上书”。这段历史似乎是这样写成
的:康有为是个伟大的改革者;伟大的改革者说的话,当然便肯定
是真实可信的。于是,对于其他的证据,我们很少予以公正地对
待,甚至不加理睬。

    幸运的是,历史早走过了“因人废言”的时代。历史学家终于
摆脱了观念束缚,开始公正地看待所有的历史证言。

    徐勤是康有为的弟子,他的一生,是永远追随康有为的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就是他,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的
《杂记》中,也不敢伪造“公车上书”的历史。他说(译文):



    康有为先生于是集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人,在松筠庵集会,拟上一公呈,请拒
和迁都,练兵变法,认为不迁都便不能拒和,不变法便无以立国。文章写定,初步决
定5月4日递上都察院。朝廷执政主和的大臣恐怕人心汹汹,将会阻挠和局,于是秘密
地派遣了一些特务进入松筠庵,迷惑消解众人的志气,又到处张贴匿名的帖子,阻止
举人联衔上书。这样还不够,他们(指主和大臣)还害怕(举人上书)事情被皇上知
道,对自己不利,遂于5月2日在和议条约上盖了玉玺。聚会的举人们认为,事情既然
已经无法挽回,再说也没有用了,于是纷纷散去……这件事情就这样罢了。



    这就是说,康有为的确写了“书”,公车(举人)们也的确开了会,但“书”未
上,即,公车未上书。

    更重要的证据,还有当时参加聚会的一位老人的证词,他称自己为“哀时老人未
还氏”,他的《公车上书记序》是更珍贵的史料,值得移植(译文):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朝廷内的官员们,外
省的疆吏们,对此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

    最初,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一百多人……首诣都察院,呈请代奏。后来,福建、
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再后来,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再后来,
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又继之。都察院双日堂期,因此,4月22日、24
日、26日、28日、30日,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只要都察院
上班,那门口没一天不是塞满了人。

    但多日上书,却没有回音,于是,十八省的举人联合起来,要同上一书。广东举
人康有为,当时已经很有名,曾经因为著书遭到谤议,这一次,由他来牵头这件事
情,草疏一万八千多字,集众一千三百多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
章脱稿后,便在宣武城南松筠庵谏草堂传阅、开会……。和款本定于5月8日在烟台签
订,所以大家在会上初步拟定,在5月4日那天到都察院上书,而1、2、3日为会议之
期。但当时的谈判使臣和朝廷主和大臣,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提前在5月2日将和
款盖用玉玺啦……

    那天(2日),天气本来很是晴丽,风也柔和,太阳也亮,但至午后,忽然大雨震
电,风雹交作,过了一会儿,又停止了。当时,在松筠庵坐着开会的,还有几十个
人,或者100人,都还不知道皇上已经批准和议条约的事情,只是觉得气象愁惨,相对
欷嘘,愤懑得说不出话来,这难道是天气感召的结果么?当天下午,夕阳西下的时
候,大家都散了,回到住处就听说大局已定,不复可救,于是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
了。有的说,还是要力争一下以图万一,也有的说,事情已经这样子啦,还去上书,
那不是画蛇添足么?……第二天,5月3日,松筠庵便再也听不到那么多举人的脚步声
了。这“公车上书”的事情就这样半途而废了,真是可惜呀,可惜呀!这件事情,如
果提前数日就办,则必能让皇上知道,虽然不一定有用,也可以让皇上知道我中国人
心之固,士气之昌……



    至于松筠庵集会为何始盛而终衰,张大千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是
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两位先生对他亲口说的,两位先生都参加过松筠庵集会:

    开会讨论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所以大家也都很热心很起劲。不料有一天正在聚谈
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进来,康圣人便形色仓皇起来,招引这来人到另外一间房内谈
话。他们便起疑心,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太监来传递消息,参预秘密的。于是曾先生
便拉着李先生袖子走在一边说道:“他这样结交内监,恐怕不是办法啊!我们退出去
罢。”自此以后,他两人便不参加这会议了。

    如果这史料是真实的,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想一下,这一天是否正好是5月2日,倘
是,在这关键的一天,太监会来向康有为传达什么消息?那肯定是一个康有为未知的
消息,并有可能影响康有为的前途和命运。

    翻开晚清史事日志,松筠庵最后一次集会的第二天,5月3日,康有为考中了进
士。太监是向康有为来提前传达这个消息的吗?有可能。因为,考中进士后,立刻便
会被授予官职。倘若康有为此时被朝廷怀疑图谋不轨,势必影响他未来的升迁。这可
是康有为追求了大半生的政治理想呀!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康有为先生是为了升
官而使“公车未上书”。但康有为确实没有坚持上书,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我们说“公车未上书”,是说所谓“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向都察院
上书并被阻格”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公车上书”,恰恰是指
这一天由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

    那么,5月2日这一天,是否发生过别的“公车上书”呢?答案是:发生过,而且
是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不仅发生了“公车上书”,还发生了“官员上书”;对
这些“上书”,都察院不仅没有阻止,而且积极呈递。在“公车上书”这件事情上,
康有为不仅伪造了历史,而且诬蔑了都察院!


     “乙未大上书”


    有时候,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好心”地写成的:为了抬高某位伟人或者英雄人
物,便把有价值的事件附着在这位伟人或英雄身上。甚至,为了凸现英雄和伟人,不
惜遮蔽历史真相。因此,我们在教科书上熟悉的“公车上书”史,不能说是康有为一
个人的伪造,它能畅行一个多世纪而未被揭发,很难说没有上述“好心”的合谋。

    我们不愿意相信:没有康有为的领导,“公车上书”这样伟大的运动———史无
前例的知识分子政治运动———竟然会发生。

    我们不愿意相信:除了“公车上书”,那些在黑暗的紫禁城中生活的朝廷官员们
也会上书,像康有为一样爱国,甚至比康有为更爱国。

    我们更不愿意相信:既然康有为先生说都察院的官员都是专门阻挠“上书”的大
坏蛋,那么,都察院竟然会积极呈递这些爱国主义的抗议书。

    但这一切都是事实。在历史中,观念、价值、思想都可能变来变去,只有事实永
远屹立。它是历史的主干,它不动摇。

    “公车上书”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当时,该条约的文本虽然
送达北京,还属于国家机密。但文廷式是皇帝老师翁同龠禾的学生,因此,对文廷式
来说,这个国家便不再有秘密。在他的《闻尘偶记》中,他告诉我们,他如何获悉这
个秘密,并泄露了这个秘密,于是掀起了一个政府官员和应试举人一先一后的“上
书”潮。他说(译文):



    外交部门(关于签订《马关条约》)的事情是最高级秘密,我是从一两个同志那
里获悉的。我的消息不仅最先,而且最真实。我对发生的每件大事情一定要上疏争一
下,也会把消息告诉大家,使大家一块跟着争……。

    《马关条约》(未签本)送达北京政府时,朝中大臣都知道事在必行,不再多说
了。我却独树一帜,认为公论不可不伸张于天下。于是,我约请官居左庶子的戴鸿
慈,首先递上奏折。在北京的许多人都没见过《马关条约》中的条款,我抄下来,遍
示同人。没过多久,御史就开始上书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开始上
书争之,上书房、南书房的翰林们也开始上书争之。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
疏,大臣中独自上疏的,也有十几个人。

    于是,各省来北京会试的举人们,也开始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

    开始的时候,都察院刁难举人们的上书,迟迟不予呈递。我便参劾都察院堵塞言
路,压抑公论,朝廷命令军机大臣查问此事。都察院害怕了,没过几天,便把举人的
上书都递上去了……



    文廷式的说法或有言过其实处,但据史家的考证,有两点不错的:

    一.此次反对《马关条约》的请愿运动,先由京官肇始,然后才波及各省举人
(公车)。

    二.都察院对各公车上书,开始确有所刁难,但很快人家就改正了错误。至少在
康有为所谓“都察院拒绝公车上书”之前,也就是5月2日那天及以后,都察院并没有
拒绝公车上书。

    历史的考证真是无情。原来我们熟知了100年的“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请愿运
动”,其肇始先是“京官上书”,然后才是“公车上书”!而我们跟着康有为指斥了
100年的都察院却也并没有那么坏:人家最终并没有拒绝公车上书!

    先看第一点。

    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查阅到:就在康有为说都察院拒绝代递条陈的5月2日那天,
都察院积极代递的官员和举人之“上书”,达15件之多!它们是:

    1.选用道李光汉原呈。
    2.候补道易顺鼎原呈。
    3.内阁中书陈嘉铭等原呈
    4.吏部主事洪嘉舆等原呈。
    5.礼部主事罗风华等原呈。
    6.广西京官及编修李骥年等原呈。
    7.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
    8.湖北举人黄赞枢等原呈。
    9.江西举人汪曾武等原呈。
    10.河南举人王□等原呈。
    ll·浙江举人钱汝雯等原呈。
    12.顺天举人查双绥等原呈。
    l3.山东举人周彤桂等原呈。
    14.四川举人刘彝等原呈。
    15.四川举人王昌麟等原呈。



    这些“上书”,都察院不仅及时递达天听,而且还打破了常规。察院堂官在代递
折中说(译文):



    所有这些呈递的条陈,字句中有未尽检点之处,只是因为事关重大,他们说的事
情又很迫切,这些官员和举人们(的条陈)又都有支持他们的同乡京官的印结,呈递
前来,因此,臣等不敢壅于上闻。还有,他们的呈文,字数较多,如果按照惯例,抄
录以后再进呈,恐怕会致耽延时日,所以,我们打破了常规,谨将他们的呈文,原封
不动地恭呈御览。



    应该说,都察院的这一举动,很让人感动。它至少破除了我们因袭已久的一个说
法:当甲午战败、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们是爱国主义的,北京政府内的
官僚(包括都察院堂官)是卖国主义的,他们之间因“公车上书”事件进行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

    根本没有这回事!请看一位都察院官员史裕德在5月1日(所谓康有为领导的5月2
日“公车上书”之前)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译文):



    自从李鸿章与日本签订条约以来,中外嚣然,台民变起,道路惊惶,转相告语,
于是北京和外省的官员,还有来京应试的举人,不约而同,到都察院请我们代递呈
词。这都是因为,我国家深仁厚泽,却遭到了外国侵略,丧失疆土,凡是有血气的中
国人啊,无不把他们的耿耿忠诚,全部奉献出来,并奔走呈现给皇上。条约中的所谓
“割地”,不就是自弃堂奥吗!所谓“偿款”,不就是把钱粮赏赐给强盗吗!这都是
在弱我国势、散我人心、夺我权利、蹙我生计啊!……所以,既然知道了它的害处,
就要亟思挽回的办法,补救的药方。



    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察院官员所上之“书”,同样充盈着爱国的情怀!

    总之,不是没有“公车上书”,而是没有发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载的那次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不是都察院拒绝了“公车上书”,而是都察院不仅支持
了“公车上书”,而且支持了“京官上书”,所有在5月2日那天的“上书”,都察院
都积极呈递了上去,此后只要仍有“上书”,也仍一律呈递,并无任何阻挠。

    至于康有为领导的那次“公车上书”为什么没被都察院呈递,答案很简单:那次
“公车上书”根本没“上”。

    1895年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如果我们愿意尊重历史,包括京官、都察院官员和
各省公车在内的这次轰轰烈烈的“上书”事件,实在应该改写为“乙未大上书”。



    本文引译史料出处: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丛刊·戊戌变
法》第四册,P130,神州图书社1953年9月初版。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P292—293,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P296—297。

    曾克《颂桔庐丛稿》———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P428。

    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转载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P81—82,辽
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5月2日都察院积极代递的官员和举人之“上书目录”———原载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P83—
84。

    5月2日《都察院代递选用道李光汉等条陈时务呈文折》———《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P58。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裕德等条陈六事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
争》,第四册,P53。

《冰点》199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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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那失望的过去,越过那迷茫的未来; 我定能在爱情的海洋中寻找到彼岸。
生存在冷落的网络,挣扎在浩瀚的网络; 我定能在现实的山峰下攀登到顶峰。

------------------------------------------------幸福中漫步的一匹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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