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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GS (星际无限思念无穷),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十年的梦 ——司徒雷登在中国最后的时日
发信站: BBS 荔园晨风站 (Mon May 3 21:21:29 1999), 转信
他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五十年间，
他在中国留下了无数的梦想和无限的遗憾。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南京一带长江两岸炮声隆隆，不绝于耳。
４月２１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炮声沉寂下来。４月２３日，南京城
内的警察、宪兵都不见了，社会秩序混乱，工人、学生从警察局里弄
来枪支武装了自己，日夜值班护厂护校，晚上可以断断续续听到零星
的枪声。４月２４日一大早，解放军先头部队开始进城，队伍像滚滚
的铁流沿中山路自北而南列队行进，一眼望不到头，秩序井然，秋毫
无犯。市民们涌在大街两旁观看，神情兴奋，窃窃议论，但气氛平静。
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广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跟着去了广州，
把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美国却让驻华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
“代办”名义去广州，而在南京故宫机场留下一架双引擎的小运输机，
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述，司徒
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我方问要修多久，答称大约需要四
个星期，我方同意。
司徒雷登不走，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的安排，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
有可能在新形势下发生变化。周总理临时决定将黄华调任南京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简称南京外事处）处长，克日赴任。
司徒雷登原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１９４６年７月应杜鲁门总统
派到中国“解决内乱问题”的私人代表马歇尔将军的推荐，出任美国
驻华大使，这时他已经７０岁。黄华原名王汝梅，１９３２—１９３
６年是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
人之一，司徒雷登对他是熟悉的，黄华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
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
５月初，黄华到任后几天，早在燕京大学早期就担任司徒雷登的
秘书和顾问、与黄华也熟识的傅泾波到外事处与黄华见了面。在傅的
建议下，过了几天，黄华以燕京大学老校友的身份拜访了他的老校长。
之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也找黄华谈过几次，除一些具体事务外，谈
话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关于建立新的中美关系的问题。黄华指出，美国
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国人民重大损失，创痛极深，中美要建立
新的关系，美国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承
认新的人民政权。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
运来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至于承认的问题，目前尚未成立新政府，没有承认的对象，待新政府
成立后，如果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至少为他们所接受，同时证明它
愿意并且能够按国际惯例同别的国家保持关系，自然就会讨论有关承
认的事，但在这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
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也
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美国现在很难做出正式表示，需他返美之
后努力云云。
司徒雷登的态度，似乎表明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建立新的美中关系，
这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的布局显然是不相称的。另一方面，美国
国务院对于情况和进展的不明朗似乎又颇着急，由副国务卿魏伯出面
给司徒雷登发来电报，要他赴北平求见周恩来，直接了解中央的态度，
并准备以经济合作总署原定援蒋的一批粮食、棉花及向新中国大批贷
款和开展贸易作为见面礼。对此，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根
据过去每年６月２４日司徒雷登都要争取回燕京大学过生日的情况，
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写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并由黄华
告诉司徒雷登，他希望与当局晤面的事亦有可能。这时已是６月２８
日。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７月底即将休会，
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议
论，增加不便，所以，他要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７月１日，各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强调“一
边倒”，“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
的”。７月２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艾奇逊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７
月２５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
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议论。双方从５月初谈到６月底，断断续续，扑
朔迷离，尚未认真交锋，亦无实质性进展，正在呈现一些转机的时候，
突然发生变化，非正式的建交接触戛然而止。
此后，司徒雷登作撤离的准备。我方同意傅泾波随司徒雷登赴美，
并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为傅泾波特制了一本蓝布面烫银字
的普通护照。满脸胡须刮得面颊和下巴成铁青色的专机机长、“美国
大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也来到南京外事处，说飞机已修好，要求
办理专机离境事宜。
８月２日早晨，南京市军管会派三人到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人和
行李都上完后，飞机向机库方向开过来。我方三人当即站到机库前的
跑道中间伸手示意飞机立即停下，解放军端枪戒备。机舱门打开，我
方一人登机查验护照后下机挥手放行，司徒雷登送到机舱门口，向我
方三人招手表示道别，我方人员背手叉立，直视司徒雷登，不予理睬。
司徒雷登讨了个没趣，讪讪地回身进舱，飞机关上舱门，滑行至起飞
点，加大油门冲上蓝天。
８月５日，就在司徒雷登已经离开中国而尚未到达华盛顿之际，
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１９４４—１９４９
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正文前面有国务卿艾奇逊为说明编写该
书的经过和宗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是颇
堪玩味的，显然是为了既不影响司徒雷登的撤离、又避开了司徒雷登
到达华盛顿之后对“白皮书”的发表可能产生的阻力。因为，“白皮
书”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
府头上，说失败完全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不中用，不承
认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什么错误。艾奇逊甚至在信中说，国民党人还不
听马歇尔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建议，从而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还说：
“由于国民党领导人军事上无能，加之，投降变节，其部队又缺乏战
斗意志”使美国供应的大量军用物资“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之手”。“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
“白皮书”还直接引用了驻华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许多绝密报告（秘
密谈话、机密情报以及使馆自己的主张、计划和建议），这更使司徒
雷登十分恼火和惊骇不安，因为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
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使他非常尴尬。他觉得没法向他的老朋
友蒋介石交代，也担心会给那些提供材料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８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
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按：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
是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后调国务院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避
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不要接见不必要的来访者，甚至建议他离开
华盛顿十天半月。接着，他拜访了艾奇逊、杜鲁门和马歇尔，他们的
谈话加深了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不安。后来，他被允许
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和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
但讲稿都须经过国务院审阅、删改和认可。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
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８月１８日，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
雷登》。
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了５０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
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最有发言权的７３岁的老人，这样的挫折和压抑，
使他精神上和身体上有些难以支持了。在他回到美国三个月之后的１
１月３０日开始，他的心脑血管便相继栓塞，中风偏瘫，在访友后乘
火车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有一个儿子在华盛顿附近的温彻斯特当牧师，也只是有时到医院看
一看他，幸而他身边有个忠诚的中国助手傅泾波服侍照顾，１９５０
年傅泾波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也到了华盛顿。他们就把司徒雷登接到
家里当父亲一样养了起来。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人服侍，
偏瘫１３年的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
洗澡也全靠傅泾波，到傅泾波也气力不济时，还要叫傅泾波的儿子傅
履仁（按：后来是美国的五位华裔将军之一）来帮忙。１９６２年９
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临终之前，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
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
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
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
司徒雷登１８７６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１
９０５年开始在中国传教，１９１９—１９４６年创办并任燕京大学
校务长（按：实际地位高于校长）２７年之久，１９４６年７月任驻
华大使，至１９４９年８月离开中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５０年。他
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旧中国的知识
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
燕京大学是美国“在华教会联合委员会”指令司徒雷登在原有的
北平汇文大学和北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
教会大学。经费主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国和中国募集，按美国正规大学
的标准，结合中国的特点和需要，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者执教，
强调科学，不强迫参加宗教活动，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学贯中西、教
学先进的著名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有用之材。办学是教会传教事业的
一个组成部分，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以校为家，
很注意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
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
园里遇到学生，总要亲切地问候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
他会尽力帮助解决；许多教职员或学生结婚时，请他做证婚人并在他
的住所举行婚礼；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曾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也曾协助
学生投奔解放区，并在饯别时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
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现在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
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他好像是燕京大学
这个大家庭里慈祥的家长。
他总是说他从小在中国长大，热爱中国。对于中国人民的疾苦和
愿望，他说：“我似乎是不知不觉地达到了这样一种了解，我的感情
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已和他们完全一致了，以至于主导我的生活，影响
我的态度并且支配着我的活动。这并不仅仅是我喜欢中国和它的人民
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很久以前我就确信，除非中国得到独立、统一、
强大起来，既不畏惧别的国家，也不对别的国家心怀不满，否则，太
平洋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局面。说得更明确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
成为一个建立在理智、正义和国际善意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支
巨大力量。展现在人类面前的这一广阔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相
谐调，并和它的人民的最好传统相谐调，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式的政府，
将满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愿望，并将使有史以来就受到中国人民欢
迎的社会民主在政治上得到体现。要实现这目标，中国就必需保持政
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即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
侵略威胁。与其说中国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或种族上的统一体，更不如
说中国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统一体，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
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我的一生就献给了这一事业。”
有人认为，对司徒雷登应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当大使以前，致
力于传教和办学，把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
出不少人才，其中有许多还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对中国的进步和现
代化还是有贡献、有功劳的，应该与后来当“内战大使”区别开来，
完全否定他是不公正的。对于这个问题，司徒雷登自己说：“我自己
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
而现在却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
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社会各界的燕京
毕业生也为我没有继续当校长而感到沮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
我作为外交官所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
是言多必失。我希望他们终究会弄清楚，我始终是同样一个人。”
星移斗转，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１
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关闭了２３年的中美关系之门
重又打开。这些变化离司徒雷登去世还不到１０年。
１９７３年，傅泾波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阔别２４年的祖国，
住了１０个月之久。１９８３年他再次回来探亲访友，希望能为中美
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岸的统一做些事情。同年，他应杭立武之邀前往
台湾，见到了张群、陈立夫、杭立武等老朋友，还在教堂做礼拜时巧
遇２０年代末曾接受他的劝说而易帜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但这
些老朋友都有意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使他不免有些惆怅。１９８
６年３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
口述的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三个月完成。１９８
８年５月，傅泾波自感体力不支，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
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
馆内。司徒雷登要他办的两桩遗愿，他只能完成一桩。同年１０月，
因跌伤引发肺炎，傅泾波在华盛顿逝世。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不能像
埃德加·斯诺的那样安眠在他几乎付出了一生心血的燕京大学的校园
之内。
（摘自《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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