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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abin (弄潮儿),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四）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May 24 12:08:31 2004), 站内信件
——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
与中欧关系相比，中日关系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除了领土接近和经济合作外，在
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言。相反，以北京的眼光来看，七大问题横
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那就是：历史问题、台湾问
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
和光华寮问题。
中日关系改善已成当务之急
上述七大问题，从结构上看，除了日美安全合作，其它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然而
，恰恰是日美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当前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一个心头大患；而且随着
由美国主导的“北美－亚洲条约组织”（NAATO，俗称“亚洲北约”）筹备工作紧
锣密鼓的进行，如何利用日本进行分化工作，已是有关国家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
即便跳出地区范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走向世界一极的趋势日益明显
，而中日关系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以致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情况。
因此，无论在地区安全还是全球层面上，无论是着眼短期还是放眼长期，改善中日
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都不亚于处理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然而，现实
的中日关系近年却由于因历史问题而恶化，尤其是在双方民众的情绪上；而民众情
绪恶化却是相比政治关系恶化更为可怕的事情。正鉴于此，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关
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的论述，主张中国官方和民间不再拘泥于历史问
题，而应以一种宏观思维和大国风范，抛弃恩怨，主动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向经
济一体化方向迈进，乃至获得对美关系的制衡点。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待理清，即：所谓的中日新关系，究竟是指双方关系
的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能否科学界定这一概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日
关系的期待，以及这一关系的长远前景。
两种模式的不同内涵
我们若对“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和“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两个概－“实质性改
善”包含的元素有： “完全抛弃历史恩怨”、“两国联合的决策由政治层面延伸
至民间理解和融合”、“双方都将民族利益置于联合的大框架下”，乃至“双方对
关系改善的认同不受时间限制”等；
－ “战略性改善”的元素则有：““双方为了某个共同利益而联合”、“暂时搁
置历史恩怨”、“共同利益的设定具有时间限制”，以及“双方不排除在共同利益
实现后再次互为敌人的可能”等。
从新思维和“外交革命”论者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两个目标
－ 经济贸易一体化和对美关系制衡点来看，前者涉及实质性关系改善范畴，后者
则仅为战略性关系改善，两者对前提、条件、手段、期待值和时间段的设定完全不
同，不可混为一谈。
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见现象，两者并不呈必然
的排斥关系。有时，战略性关系改善先行，并过渡至实质性关系改善，如战后德法
关系；但有时，前者并不能自然过渡到后者，这样当战略性关系改善的契机消失之
后，双边关系便又重归冰点。
既然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巨大而长远的战略利益，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出路便
只有三个：一、中日关系先完成实质性改善，从而达到获得对美关系制衡点的战略
目标；二、中日关系先实行战略性改善，然后向实质性改善过渡；三、中日关系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战略性过渡阶段。从中日关系现状来看，尚缺乏实行第一
种可能性的条件，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现实；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第二种可能性，
这也是战后德法关系的模式。
从德法关系看中日关系
一九六三年签订的德法《爱丽舍条约》是一个欧洲联合战略的产物。战后初期，法
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防止法西斯复辟，一开始坚持肢解德国的强硬立场；五十年代末
期，为了实现欧洲联合的梦想，他最终认识到，只有与近邻德国搞好关系，欧洲联
合才有现实可能。而战后的西德，则对于被接纳成为西方世界成员充满了感激。这
种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很快走到一起。
然而，使德法关系由战略性改善向实质性改善过渡的成功因素，却是两国对历史遗
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德法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但二战后却妥善处理好了历史
上的领土争端，同时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一名
法国高级外交官这样说：“很难想象，在《爱丽舍条约》签署之后，若德国方面不
断出现对纳粹历史的辩护乃至忌奠行为，法国民众还能以欧洲联合的战略来说服自
己维持对德友谊。”
与德法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改善的瓶颈是：一、从战略性改善的角度说，中日的共
同战略利益在哪里？这方面，即便不说中方一相情愿，也是中方的愿望较日方更为
强烈和迫切；二、即使战略性关系改善成立，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做出伤害中
国人民感情的事时，战略性关系改善也很难完成向实质性关系改善的过渡。
模糊模式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北京来说，改善中日关系只能采用模糊模式，即在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
之间寻找夹缝。然而，这种模糊模式虽然战略明确，但由于其定位的不明确、操作
流程的单向性，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
北京“外交革命”论倡导者提出从五大方面着手谋求中日接近，包括暂时不深究历
史问题、依靠政府调控增加日对华投资、改变动辄对“军事大国道路”表示担忧的
做法、主动邀请日本参加地区重大问题磋商，以及不反对甚至择机支持日本成为联
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在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不明确、可行性无法得到准确预测及评
估的情况下，启动这样的“外交革命”，无异于在没有航标导向的情况下将船驶入
月黑风高的大海，必定充满了不可知性。而且，在政治气氛日益开放的今日中国，
当日本一再做出伤害中国民族感情之事的情况下，官方宣传机器要完全操控民意已
不可能；因此，所谓的“外交革命”也必定面临强大的民意反对力量。
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已是当务之急，关键是北京的战略研究者尚有许多功课待做
。因此，联欧和联日同样重要，但孰先孰后，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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