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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1)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May 5 10:47:53 2006), 站内
（转载于马明达《说剑丛稿》）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为三国人
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多精彩篇章，其中
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朝的古代武艺，有着各自不
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叉渗透
，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
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剑刀技艺为主体
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
重心所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
刚起步，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
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一
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中、日、朝剑刀武
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
一篇研究中日剑刀武艺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
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
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
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
人水平，又限于所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重保存因
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认真清理明代以
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
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
拖到“文革”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
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
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
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 ，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
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
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
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
，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
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
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
，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
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
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
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
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
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
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
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
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
，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
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
，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
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
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
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
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
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
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的古墓中，发
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
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7）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
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年（112）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
打、表面渗碳的工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8）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
墓主生前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
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
，“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9）。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刀制产生很
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
《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
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国间的正
式交往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往。据《三国志·
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
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
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
也总是有刀。 证明到三国时代，中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
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
中期的遗物，约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10）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
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11）所
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实物可证，只有日
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12）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
，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量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他们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
一部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据日本古文献《雄略纪》、《书纪》等的记载，汉
代的大陆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艺被分为“部民”，如手人部、衣缝部、鞍部、画部、锦部、
陶部等，这些“部民” 给日本带去各种手工技艺，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没有关于金属锻
铸工匠移居日本的记载，但有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国的剑刀锻造工
艺必定也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国兵连祸结，加上各族政权凭借武力互相吞并
掠夺，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迫使不少中国人涉海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同样也是按其技艺分
为部民。这时期，因为传统的朝鲜半岛路线被阻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转向南朝，于是
南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以精美的剑
刀锻铸工艺闻名天下，同时楚地的长剑武艺独步海内，历久不衰，直至汉代还是“奇材剑客
”的渊薮。相信这些都可能随着日本与南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传入日本。（13）隋唐两代的
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除了各
级官员以外，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
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他们入
唐以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带回日本。（14） 我们注意到，入唐的日本
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兵法武器感兴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
的爱好者，然而他每次带回日本的中国兵器中,只有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
箭，却没有剑刀。（15）这是否说明此时日本自产的剑刀已相当精良，再无须从唐朝引进。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
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
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
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
，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
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至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
来，在远东首屈一指”。（16）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
移，输入量愈来愈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
雍熙二年（985），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
来谢。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
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
日本刀歌》：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
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
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17）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
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
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
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
七千匹之物。”（18）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
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了明代，
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明代
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
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
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
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
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对日本进献的方
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
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
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紧接着，永乐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
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
刀的品种也增加了。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
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
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20）由于文献记
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仅日本
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主要
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21）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
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所
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贡”携带剑刀
“毋过三千把”。（22）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
止，并没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
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23）但是，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
船，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
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
艘。显然，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
整，增加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
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
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进物”，实际都是
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
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24）后来进
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
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
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
三万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
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
”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
（25）
第三，走私。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整个
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无庸
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
，“中国人多鬻之”，（26）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
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
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27）然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
“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者，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
以从澳门进入内地。（28）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
考知其数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据清修
《续文献通考》卷131《兵器》载，洪武十三年（******0）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
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
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正烈，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
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
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
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
合历史事实的。（29）
二
宋代以后，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至明
代达到鼎盛。明代，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于
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参与这一话题的
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一种国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发端创始，“日本刀”成了一个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这
一现象传到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
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成一首《日本刀歌》。其中咏道：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
靶青绿绠， 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 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
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闻到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 日陶月炼火气尽，
一片凝冰斗清冷。（30） 唐顺之是明代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
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不仅为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而且为我们提供
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贵资料。当时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现各异光花纹，这正是汉以前中国优
质剑刀的特点，古代相剑家们的本领之一，就是根据这些纹理来判断一柄剑刀的质地和品位
。（31）“身上龙文杂藻行”，显然是指一种龙形配以藻饰的花纹。明末遗民学者屈大均曾
说，日本刀刀身的纹饰种类很多，有龙虎细纹、旋螺花纹、芝麻雪花纹之类。（32）埋藏深
井的说法未必可信，但一把出色的剑刀，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锻炼，并需经过一番特殊处理后
才能成功，这一点，在中国的古籍中也不乏记载。唐顺之以外，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也写过一
首叫《倭寇刀子歌》的诗，对一把据传是“倭王”所铸造的日本刀备加称颂。（33）万历间
文学家宋懋登曾有《日本刀记》一文，文字不长，不妨录之如下，以见明代文人对日本刀的
崇尚和寄情之深：“丙申秋日，侍师於真州公署，时余年二十八矣，犹有不羁之思，从师乞
日本长刀一口。师尤之曰：泰宁之朝，安用三尺？余对曰：锋锷可仪。佩之几年，真成鸡肋
，竟赠之武人。此刀风雨夜，时飒飒有声，时晨离鞘常二寸许，亦灵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讣
南奔，值夜，复宿是馆，弦月积雪，风景凄然，回念壮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将至矣
，此英雄所以抚髀而泣也。”（34）宋懋登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文人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
现的书剑情怀，是一种以剑比德而寄志深远的精神境界，同类作品在古代诗文创作中并不罕
见。然则，不同的是，古人习惯于使用诸如太阿、湛泸、青萍、龙泉一类宝剑名称，在宋懋
登笔下却换成了“日本刀”。这是一个蕴义深刻的变化，它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
，也是日本剑刀的综合优势所造成的文化幅射力，确实使中国士人不能不为之折服，不能不
对之产生敬重之情的显证。中国文人对日本刀剑的题咏之作，在明末清初达到高峰。举例说
，明末清初广东著名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王邦畿等人都有《日本刀歌》传世；清初诗人李
锴、周茂源、马维翰等也有同名诗作。此外还有《琉球刀歌》，清初诗人陈午亭、顾河图等
人的集子中可以见到。这类诗数量不小，我们就不一一引录了。日本刀的犀利精美，以及它
的人文象征意义，使它必然成为受到普遍喜爱的收藏品。在明清时代，收藏者除了上面例述
过的汤显祖、宋懋登这样的文人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嘉靖年间主持东南抗倭战争的
名将胡宗宪曾藏有一把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屈如盘蛇，舒之则劲
自若。”（35）这是日本刀中的无上精品，屈大均在澳门曾多有所见，住在澳门的“澳夷”
也都非常喜欢这种伸屈自如的软剑。（36）有趣的是，就连明清之际以色艺志节冠绝一时的
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案头，居然也有一柄倭刀。崇祯六年（1633），柳如是与华亭举人宋征舆
（辕文）交好，二人情谊笃深。后来，宋遭母亲斥责，柳又为地方官驱赶。于是，柳“案置
古琴一张，倭刀一口”，请宋来商议对策，不想宋竟怯懦退避。柳大怒，“持刀斫琴，七弦
俱断”，表示二人感情的了断。（37）这足以说明日本刀传播之广，亦见制作精美的日本刀
已经成了中国人雅俗共赏的把玩之物。
除了题咏、收藏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曾注意到日本刀的制作工
艺及其制度规格等，但深入研究者并不多。毋庸讳言，明人在这方面是相当迟钝的，对日本
剑刀的优良工艺，赞赏感慨者多，仔细考察者少，研究仿制者更少，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明代
人（包括清初人）关于日本剑刀制作工艺流程的调查研究之作。就以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
例，他曾说：“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倚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
得其传。”又说：“其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38）仅此而已
。武术家程宗猷（冲斗）也曾说：“（日本刀）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鞘把等物各各如法，
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喜磨整，光旭射目，令人寒心！”（39）这类誉美之词，都没有多少实
质内容。真正对日本刀用心做了记述的，似乎只有两家，其一是嘉靖间东南御倭主将胡宗宪
的幕僚郑若曾，其二是明末广东遗民屈大均。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2《倭国事略》中，
有“倭刀”一节云：“（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吝重价而制之，广延高师而学
之；其贫者所操不过下等刀耳。善运刀者在前，冲锋可畏，颇有限也。中国人不知，望之辄
震而避焉。擒获倭刀，亦莫辨高下，混给士兵，故志之。）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
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又一剌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
余者谓之急拔，亦剌刀之类。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长柄者乃摆导所用，可以杀人
，谓之先导。其以皮条缀刀鞘，佩之於肩，或执之於手，乃随后所用，谓之大制。又有小裁
纸设机刀，出长门，号兼常者最嘉。上等：上库刀。（山城国盛时，尽取日本各岛名匠，封
锁库中，不限岁月，竭其工巧，谓之上库刀。其间号宁久者更嘉，世代相传，以此为上。）
次等：备用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或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天
照皇大神宫，皆形著在外为美观者。）”这段文字万历年间又被李言恭的《日本考》所全部
照抄，故颇有传播，是嘉靖以后明人了解日本刀制度、类别的主要依据。郑若曾（1503――
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是一位深怀报国之志的文武兼备人才，被茅元仪称
赞为“古今一奇士”，（40）。《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的具体支持下完成的，而发凡起例
则是受了唐顺之的启示。郑若曾留心海防，对日本、朝鲜、安南等问题均有研究。他对日本
刀的记述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但可信度较高，不是一般文人的稗贩文字可比的。屈大均（
1630――1696）是明亡以后南北遗民群体中的翘楚人物，是著名诗人、史学家和博物学家。
他在《广东新语》卷16《器语》曾对日本刀有所记述：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
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
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
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
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唯刻上库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
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镌金银者，
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
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软者，以金银杂
纯钢炼之，卷之屈曲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
，或旋花纹，或芝麻雪花。抵越鹚康则见，所谓绕指欝刀也。古有鱼肠剑，屈曲如环，此
亦其类。刀头凡作二层，一置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刃如剑，隐出层
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屈大均的这段文字，是明清人关于日本刀的所有记述中
最详细，也最具体的一家。首先，他的记述来自他在澳门和其他地方对日本刀的考察，以眼
见为据，自然比之那些以耳代目者的文字准确度要高。其次，这与屈大均本人的学养识见有
关，也与屈大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理念有关。大均是胸怀复明之志的杰出人物，他是
文人，但非常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他写在《广东新语》卷十六中的兵器各条，每一条都很
札实，很详细，反映出他用心之深和用功之勤。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都是切实可用的军事
技艺，比之明代一般“捃拾陈言，横生鄙论”的兵书来，（41）相距何啻天壤！屈大均对日
本刀的细心考察，还有他对日本刀法的概括总结，与当时很多抗清志士对日本曾寄予希望的
心理是一致的，是有所寄托的。从远处讲，这是戚继光实学实用精神的继承；从本人讲，屈
大均不亏是一代博学通儒，他懂得兵器与武艺之间相辅相成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道理似乎很
浅近，然而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明代那些侈谈兵学的无聊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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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天使之心降临
却让这片土地饱尝苦难
我想阳光普照大地，却不料竟成
赤地千里
我想送来甘露，却不料引来
洪水滔滔
※ 修改:·darkangel 于 May 5 10:53:17 修改本文·[FROM: 219.133.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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