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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rey (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信区: Boy
标 题: 中国男人的四大弱点 究啾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at Jun 29 12:35:15 2002), 转信
余秋雨先生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谈到：“未来世界将是中华文明、基督文明和伊斯兰
文明三大文明鼎足而立的时代。”的确，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明积淀着实令每一位炎黄子
孙在世界任何一种文明的面前敢于挺直腰板大声讲话，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但也不可否
认的是：就象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明一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留给我们后世子孙的也
并非尽是积极的东西，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我们中华文明是从上千年的封建
废墟中挣脱出来的，而这种影响在刚刚脱去长袍不过百十来年的中国男人身上表现得尤为
突出，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报恩”思想。我们中国人是最讲“人情”观念的
，抛开最起码的亲情不谈，还有一大堆的朋友情、同窗情、同事情、战友情等等，一个个
“情”字缠绵了中华男儿数千年仍后劲十足。俗语有云：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知
恩不忘报本是一种美德，但这在绝大多数中国男人身上却往往表现为一种“无原则的报恩
思想”，党纪、政纪在熟人面前也是要讲“人情”的，而这种“人情”观念的热切程度往
往同在遇到真正值得同情的陌生的弱者面前所表现出的冷漠程度是同样惊人的。报纸上时
有这样的报道，一见义勇为者在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之时见到的尽是路人那一双
双冷漠的眼神，如果此人当时遇到的是自己的一个老同学或是老朋友那情况肯定就大不相
同了。俗话说：人情债压死人，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困在其中不能自拔。我国近代新闻史上
著名的报人张季鸾先生在主持《大公报》笔政期间，曾发表过《蒋介石之人生观》，对蒋
介石为人的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但当后来张季鸾在北京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却一改往日
之态度，竟公开发表拥蒋言论。为何一位拥有诸多优秀品质的杰出报人前后竟有如此之改
变，我们从他的《归乡记》中可以看到如下一段话：“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
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
，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智识，是从孤
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当然报亲恩
、国恩是无可非议的，但报“一切恩”可就值得斟酌了，毕竟人世险恶，如果我们心底的
那一点善意的报恩思想经常的、无原则的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铸成大错，那就
是我们中国男人的一大悲哀了。
二、行动力弱。我们中国不乏“老老实实”的“好”男人，他们大都被种种社会规则
规范得本本分分，日复一日的按照即定的轨迹走下去，当和尚的暮鼓晨钟，当农民的面朝
黄土背朝天，上班的朝九晚五，他们认为生活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因为他们一来到这
个世界就被灌输了一种思想标准，当然这是一种已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有利于某个阶级的
标准。至于用什么手段让大多数人来接受这种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有其不同
的方式。也许我们老早就被灌输了一种趋同的思想，这通常表现为人们都比较习惯于一种
归属感，当一个人的思维标准或行为标准脱离了大众的标准之后，他就失去了这种归属感
，也就是他将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由此导致了大多数人宁愿安于现状也不愿意冒
险走出去，这在庸人也就罢了，但对多数颇具才干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暴殄天物。我们国
家从前是重政治过于经济的，因此一流的人才大多在政府做官，而国外却是一流的人才经
商，而二三流人才搞政治。能够从政造福人民已经算不错的了，但我们还有好多知识分子
整日躲在象牙塔里作着白日梦，你们即使再苇编三绝也未必能达到孔老夫子成就的一半，
孔子当年还到处周游讲学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宁愿整日躲在实验
室里终其一生搞无数的发明创造，也不到外面去寻找合作企业来把他们的成果转化为国家
的、人民的、乃至他们自己的经济效益。偶尔有人这么做了，而且还发了财，他们便要群
起而攻之，说人家不专心搞科研了等等，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人人都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而
没有人愿意走出去推广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的话，那我们要那么多实验机器有何
用处？读书人就更可怜了，鲁迅当年投笔从戎的时候，美国的海明威已经真刀真枪的投入
到欧洲战场了，连自己的生命都要由自己用猎枪来终结，我相信再过一百年，我国也不会
出现这样的读书人的。但很庆幸的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里出了个“行者”余秋雨先生，无
论如何，冲出象牙塔，敢于上路总是令人振奋的，但愿我们中国人里能多几个这样的“行
者”，尤其是我们“老老实实”的中国男人。
三、虚荣心强。贪慕虚荣应该是女人的一大专利，但在有些时候中国男人的虚荣心比
女人们要顽强的多，他们大多数情况下的表现是：虚伪和“好面子”。钱钟书先生的一部
《围城》可谓是给虚伪的中国男人一记重重的耳光，时至今日社会上仍不乏“假学历”、
“假职称”、“假留学生”滥竽充数于各行各业，虚伪的坐着与自身毫不相称的位子。一
个男人的一切就靠那么一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宝贝“面子”支撑着，说话时，不懂装
懂，请客时，借钱也要充排场，不知道离开了“面子”，男人们将要如何生活。强烈的虚
荣心往往会使一个人轻易的失去自我，在他们那里自尊心是要为虚荣心让路的，这让我想
起了一则笑话，一个乞丐某日在大街上兴高采烈的逢人便讲：“张员外（当地有名的富户
）刚才和我说话了！”某人好奇的问：“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那乞丐神气道：“我刚
才站在他家门口不走，他开口对我说了一句‘滚开’！”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笑那个乞丐
的时候未必就是理直气壮的，因为贪慕虚荣好象是人类的通病，而在我们中国人身上表现
的尤为精彩，六、七十年代流行“领袖崇拜热”，连吃饭上厕所都得向毛主席汇报。八十
年代流行“崇洋热”，凡是和外国沾边的就是流行的。九十年代流行“明星热”，连给明
星捧臭脚的人都满大街上喜滋滋的。就为了那么一点可怜的虚荣，人们竟能狂热到如此地
步。贪慕虚荣的人往往是一个狭隘的、可怜的人，他的虚荣心来自于一种自己无法实现的
欲望，越是无法实现就越爱慕虚荣。其实我们只要将眼光放远一点，放弃虚荣找回自尊，
我们完全可以活得从容一点，潇洒一点。
四、中庸。封建儒家思想教会了中国男人为人处世的一条亘古真理：中庸之道。时至
今日，多数中国男人们仍将其奉为自己的立世箴言。在机关里，一个人首先应该学会的就
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涉及到立场问题，绝对不能说“是”，更不能说“不是”，实在
逼急了，就只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哼”、“哈”了事了。包括当前我国的外交政策，
稍微留意的人就不难发现，里面确实有中庸的成分，我们决不会去硬碰超级大国，但也决
不会忘记联络超级小国，我们不会伙同大国去欺压小国，但更不会去帮助小国来反对大国
，即使我们目前有这个能力。相信我们还不至于中庸到人云亦云，最终失去自己立场的地
步吧？其实中国男人之所以信奉中庸之道，是受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在古时，封建的大
一统思想是不允许个人有自己的观点的，这样的枷锁一套就是上千年，中国男人渐渐也就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以至于到了今天，我国不乏哲学家，但却极少有象黑格尔、马
克思一样的思想家，甚至博学如钱钟书，终其一生都没有什么自己的完整的思想理论，我
们众多的学者过分的关注现有的、已经被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去创造一种东西，也就是对
过去的学问的一种继承，而不是去开创一门学问。包括我们的科研工作，似乎总是跟在别
人的后面，别人研制出了什么，我们经过独立钻研也能搞出来，即使有时超越了他们，那
也是对先前的一种继承，不知道我们祖先发明火药、指南针的本事哪去了？
结尾我还想借余先生《千年一叹》里的一句话：“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
我们重新踏入祖国土地时全部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
，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天过得轻松。”是呀，中华文明过得并不
轻松，那么生活在中华文明下的中国男人又何尝过得轻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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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望向白驼山，
我清楚记得曾经有一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
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她跟我开的一个玩笑，
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
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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