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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inzaghi (让这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 信区: ZJU
标 题: 浙江大学简史[四]:黎明前的困苦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ug 23 16:03:04 2005), 站内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坚持挑起
和扩大内战，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浙江大学也难逃厄运。师生的
生活及其艰难，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此起彼伏，校园很难安定，教学、科研受到很
大影响。竺可桢校长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极力维持学校，尽力保护进步学生，并
在临近解放前开展护校活动，拒绝去台，使学校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迎接解放和
新中国的成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
争宣告胜利结束。西迁黔北的浙江大学准备复员东归。竺可桢校长电告龙泉分校派
人到杭州整顿校舍。
9月3日，龙泉分校派出生物系教授董聿茂和职员陆子桐、杨其泳等抵杭州,办
理产权交涉和整理、休戚校舍的工作.当时，日寇虽已缴械,但尚未撤出浙大。劫后
校园荒凉，野草没胫，校舍大部被破坏。1945年10月11日出版的校刊复刊第132期
上刊登了龙泉分校总务主任陆子桐关于到杭州察看和接收校产情况向校本部和竺校
长得报告：
（八月）二十九日接奉分校路主任来电，饬职赴杭接收校产。适时在乡，乃兼
程起行，于九月四日下午抵杭，五日前往大学路察看，门外尚驻有日军，未便进内
。缓步至刀茅巷，化学系及生物系原有房屋全部被毁，已成一片瓦砾之场。次日，
偕杨其泳君赴哈同花园，则驻有伪护航支队部多人，并佛教协会主办之小学一所，
当告以此系浙大校舍，嘱其立即移让,均允遵办,乃即贴浙大封条标明；但于次日仍
为日军占驻，未能收管。八日，赴华家池农学院，昔日之辉煌大厦、暖房，全遭拆
毁，连钢骨水泥脚底之建筑亦无余存，可见当时被毁之惨之重；高农、初农及畜牧
场等舍也已毁，所存者只农化组农产制造场平屋一所而已，满目荒凉，不胜今昔之
感；至于农地，一部为日本军部占用，一部分为东亚麻业株式会社及日本麻袋公司
占用，现植有麻、棉多亩，一部又为伪建设厅农场占用，一部为伪组织之中国合作
社农场占用，地上作物有麻、棉、稻、豆及杂粮等类，拟即布告农民办理登记，进
行调查接手工作。十二日晨，大学总办公处及文理学院部分日军撤去,附近居民纷
纷涌入拆去门窗，抢劫物品，当请就地有力者到场喝制，并请警备司令部﹑省会警
察局派警弹压，驻校戒护。同时即将员役移住校长公舍原址，组设复校办事处，开
始办公。近因对外接洽公牍往返甚多，爰刊制复校办事处图记一颗启用，便接洽进
行；业已检具印模代电钧座暨函报路主任鉴核备案，谅蒙俯准。查大学总办公厅、
大礼堂、女生宿舍、物理系、图书馆及厨房水灶等屋，搬拆全无，仅存五木；校长
公舍、会议室、文院教职员宿舍、外文系、培育院、教育系、数学系及新教室大厦
各屋，虽已破残不堪，尚可加以修理应用。至于档卷室、文院办公室、制图室、阅
报室、电话接线室、文院厨房水灶等均夷为平地；健身房则仍建在，惟屋顶地板损
毁已尽。体育房、沐浴室、热水锅炉间则完全被毁。至于新建之游泳池损坏尚微，
较易修复。现已将附近庆春路一带通路四条分别加以堵塞，并于医务课原址加派工
人住宿，以资镇压。至于工学院部分，计被全毁者有仁斋学生宿舍一所，铸工场、
锻工场、木工场平屋一带，以及东首之教职员宿舍、职工宿舍平屋一带，并厨房、
水灶、理发室、盥洗室等屋；其余北教室、图书室、金工场、电信实验室、无线电
实验室、原动实验室、锅炉间、制革工场、染色工场及新建之打饭厅邓，虽装拆改
换，尚堪修理。第一宿舍部分房屋拆毁尽净，只剩颓垣败壁数座而已。浙江省立图
书馆轮廓犹存，内部已拆毁不堪。求是里房屋全部夷为平地，已为日军军车横行之
通道矣。前军械局之大楼房屋，储有大量军用品，尚未移交，未允进内察看，以故
情况不明。纵上统计，连同农学院部分，被毁损房屋大小约六七百间，拟先摄成相
片，逐步估计毁损情形，另行列表志载，捭作将来请求赔偿之资料。目下工学院部
分日军尚未撤去，且闻受降接受事宜归由省政府统筹办理，一切容再续陈。总校迁
回，必须添建大量房屋及置大量校具，应如何计划，有待钧驾飞杭核夺。至如先将
分校迁杭，则将残余房屋着手修理，尚可敷用。
抗日战争前，浙大只有学生600余人，1945年时遵湄总校和龙泉分校共有学生
2000多人，增加二倍多，教职工也有增加，而校舍又大部分被毁坏，因此，杭州浙
大校舍的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第一节 复员东归 重建校园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师范学院在罗苑，其余
均在校本部。
在遵义、湄潭、永兴的总校，由于当时交通运输十分困难，加上杭州校舍的修复和
新建在短期内也无法完成，只得延迟至1946年夏复原东归。为纪念浙大长期在遵义
定居办学，竺校长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在遵义浙大总办事处（原遵义
子弹库）门前立一石碑《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1946年5月6日，浙大在遵义举行46届毕业典礼，计有毕业生291人。5月7日起
，在遵义的师生分批返杭。5月11日，遵义文化教育界举行大会欢送浙大师生。竺
可桢于5月15日代表学校回请遵义文化教育界人士，感谢遵义各界人民对浙大办学
的支持。5月16日，竺校长离开遵义，取道重庆、南京、上海，返回杭州。6月1日
起遵义浙大总校结束，改为留守处，处理未尽事宜。学校再遵、湄等地新建地校舍
及湄潭附中新校舍、农场等均送给当地有关单位使用。
由于当时长江水运拥挤，浙赣铁路线尚未修复，返杭师生均由汽车经贵阳到长
沙，又乘火车到汉口，在汉口换乘长江轮船至南京，再换火车经上海返杭，学校派
教师和学生在沿途的贵阳、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等地作接待联络工作。在铁路
运输中，因沪杭线斜桥至周王庙间火车出轨，浙大图书仪器87箱被毁，这是一大损
失。1946年9月，浙大师生全部抵达杭州。
自1937年11月西迁，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本校近九年，1946年9月，分散在遵义
、湄潭、永兴、龙泉四地的全校师生员工，终于全部汇集于杭州，重新成为一个整
体。
复员后的首要工作，就是修整校舍，重建校园。经过多方努力，除陆续修复教
室、宿舍和办公用房外，又新建了一批教室、实验室等。1947年7月21日，校务会
议决定将修复和新建的教学大楼及宿舍群，冠以地方先贤和浙大西迁地名，以资纪
念。大楼被分别命名为“阳明馆”、“犁洲馆”、“舜水馆”、“存中馆”、“叔
和馆”等。以阳明、犁洲、舜水命名的，其含意为争取自由；以存中、叔和命名的
，意为提倡科学。华家池农学院的教学大楼则以“神农馆”、“后羿馆”、“嫘祖
馆”命名，其意为不忘以农为本。新建购的教职员住宅群命名为“建德村”、“泰
和村”、“芳野村”、“龙泉馆”，意在纪念西迁和分校。新建单身宿舍有“忠斋
”、“恕斋”。学生宿舍则修建了仁、义、礼、智、信各斋及华家池学生宿舍“华
一斋”、 “华二斋”、 “华三斋”、 “华四斋”、。另外还购置有吴牙巷38号
、马市街150号、建国中路的振恒小筑、银枪板巷14号、长寿路1号、田家园1号和
4号、紫金观巷森盛里3号等民房作为教职工家属宿舍。此外，还扩建了运动场、球
场，修复了游泳池。
浙大附属中学随校迁杭后，以吴牙巷38号民房为临时校址。1948年8月起，迁
华家池。
学校与省图书馆协商，由浙大修复大学路分馆，部分用房暂借给浙大图书馆使
用。
与此同时，学校还先后对校园内的慈湖边路面、求是桥以及华家池畔等都进行
了整修、绿化，改善了校园的学习环境。
第二节 发展学校规模 健全组织机构
复员返回杭州后,浙大一面修复和扩充校舍,一面增设院系,学校规模有所发展
。
1946年增设医学院。
1947年8月，文学院增设哲学系与人类学系。同年增设物理研究所与化学研究
所。11月，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
1948年2月，增设教育研究所。同年8月增设中国文学研究所。
截止1948年3月止，浙江大学共有7学院、25学系、9研究所、1研究室，计有：
文学院：中文、外文、史地、教育、哲学、人类学等6学系及中文、史地2研究所，
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
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药学5学系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研
究所；
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航空5学系及化工研究所；
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植病、蚕桑、农经、森林7学系及农业经济研究
所；
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研究所；
法学院：法律学系；
医学院：不分系。
共有教职员624人。计教授152人（其中兼任4人），副教授71人（其中兼任2人
），讲师61人（其中兼任1人），助教124人，职员216人。学生2121人。
学校总面积为6千余亩（包括湘湖农场、临平林场、凤凰山林场在内），其中
在大学路的约占地1100亩。
1948年学校有：教室73间，办公室52间；新建教职员家属宿舍120家及部分单
身宿舍；修复了龙泉馆、罗苑等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有66幢；新建实验室有水力
实验室及解剖、生理、生化等实验室。校图书馆自从购得吴兴嘉业堂丛书及瑞安孙
冶让之子孙延钊赠送玉海楼藏书后，中文书籍充实。1948年计有中文68000余册，
西文39000余册（玉海楼藏书另辟专室，不计在内）。
农学院之农林场地总称“农事试验总场”，内分总场、园艺场、畜牧场、林场
、湘湖实验农场等。其中农场以湘湖实验农场为最大，占地3000余亩；林场以凤凰
山林场为最大，临平林场次之。总场有农艺场、园艺场、畜牧场、林场苗圃及植物
园等。畜牧场饲有外国奶牛30头，除供学生实习外，尚能生产鲜牛奶若干供师生饮
用。
设有附属中学，为师范学院实习之所，1948年高中三级四班，初中三级七班，
六年制二班，学生共493人，教职员52人。
附属医院为医学院实习之所，有医务人员等共计70人。
学校最高评议机关为校务委员会。学校大政方针，都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所；
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研究所；
法学院：法律学系；
医学院：不分系。
共有教职员624人。计教授152人（其中兼任4人），副教授71人（其中兼任2人
），讲师61人（其中兼任1人），助教124人，职员216人。学生2121人。
学校总面积为6千余亩（包括湘湖农场、临平林场、凤凰山林场在内），其中
在大学路的约占地1100亩。
1948年学校有：教室73间，办公室52间；新建教职员家属宿舍120家及部分单
身宿舍；修复了龙泉馆、罗苑等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有66幢；新建实验室有水力
实验室及解剖、生理、生化等实验室。校图书馆自从购得吴兴嘉业堂丛书及瑞安孙
冶让之子孙延钊赠送玉海楼藏书后，中文书籍充实。1948年计有中文68000余册，
西文39000余册（玉海楼藏书另辟专室，不计在内）。
农学院之农林场地总称“农事试验总场”，内分总场、园艺场、畜牧场、林场
、湘湖实验农场等。其中农场以湘湖实验农场为最大，占地3000余亩；林场以凤凰
山林场为最大，临平林场次之。总场有农艺场、园艺场、畜牧场、林场苗圃及植物
园等。畜牧场饲有外国奶牛30头，除供学生实习外，尚能生产鲜牛奶若干供师生饮
用。
设有附属中学，为师范学院实习之所，1948年高中三级四班，初中三级七班，
六年制二班，学生共493人，教职员52人。
附属医院为医学院实习之所，有医务人员等共计70人。
学校最高评议机关为校务委员会。学校大政方针，都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校务会议之下为行政会议，及时讨论各项比较重要的具体事务。校务委员会下设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由选举产生或由校长聘请教授担任，分别掌握各专门事项。
教务、总务、训导等方面问题由各主管人负责，校长不过总其成而已。这是一种民
主治校的方式。所以，竺可桢担任校长以来，从未设过副校长，仍然可以挤出一些
时间看书和作学术研究。
第三节 动荡艰难中的教学与科研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从黔北山区迁回省城杭州，理应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
，然而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时局动荡，师生的生活日益困苦；由于国民党当局严
厉********的正义进步活动，浙大也多次发生学生遭拘捕、遭杀害的事件，使得整
个学校动荡不安。竺可桢校长殆尽竭虑，四处奔波，浙大仍得以有一定发展，教学
质量虽有所提高，而科学研究却受到严重影响，反而不如在遵湄时期。
在教学管理上，1948年3月，第25次校务会议修正通过《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学则共分招生及入学手续、转院转系、学分及成绩考查、考试、缺席、休学复学
、退学、奖惩、附则等9章计46条。在学分及成绩考查章程内，规定各学科每学期
每周上课一小时，并须二小时以上自习或实习2－3小时者为1学分。文、理、农三
院学生至少须修满132学分，工、师两院学生至少须修满142学分，法学院学生至少
须修满166学分，医学院学生至少须修满252学分（学制为五年），始得毕业。每学
期学生所修课程除特殊情形外，不得少于14学分，文理工农师各院学生不得不得超
过21学分，法学院不得超过24学分，医学院不得超过27学分。成绩考查方面，各课
程之学期成绩，以60分为及格，在60分以下、50分以上者，得补考一次，补考及格
者，其成绩概作60分计算；在50分以下者，不得补考，入系必修科目，应令重修，
重修两次经补考后仍不及格者，不得补考；1/2以上不及格者，应令退学。应届毕
业年级学生所修学分，如有1/2以上不及格者，得申请留校试读一年，但该年度所
修学分全部取消，并一次为限。凡学期成绩不及格学分连续两次超过1/3者，应令
退 学。
各院系分别订有各年级课程一览，分公共必修、本系必修、本系选修等三类课
目，公共必修课，各院略有不同。学生必须修习两种外国语，全校以英文为第一外
国语，文科以法文为第二外国语，理科方面一般以德文为第二外国语，农科方面一
般以法文或日文为第二外国语。
浙大的教学一向是严格认真的，教学质量逐年有所提高。每年有新设的课程，
教学方法也很有独创性。如生物系的试验胚胎学、高级细胞遗传学、实验进化学、
原生动物学等，都是国内最先设置的课程。
在国际文化合作方面，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教育部承认中国7个大学
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大即为7个大学之一。浙大有外文
系毕业生裘克安等赴牛津大学深造。学校还推选卢庆骏、姚鑫、程开甲三人经李约
瑟博士介绍赴英国深造。1948年2月，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建议与浙大设置交换生
，经浙大文化合作委员会审查决定以李盘生等两人为交换生。自抗后期至新中国成
立，浙大先后有许多学生赴美深造，并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据1945年10月16日校
刊报道，抗战后期浙大毕业生大批被选派出国，不完全统计，已知的有64人。他们
中有许多人在国外已久负盛名，但为了新中国的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冲破重重阻
力，在解放后返回祖国。
科学研究方面，由于时局纷乱，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短绌，仪器设备的购置极
为困难，因而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学术成果反不如相对安定的遵湄时期那么多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进行外，工、农等学科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45年9
月，化学戏王葆仁教授与杨士林合作取得的“油扩散式真空抽气机用油液之研制”
成果，获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年度奖，奖金4万元，同时王葆仁教授与沈唐合作的
“辛可宁代用品之研究”获奖金1万元。1948年10月，浙大向教育部报送二项学术
著作成果，申请著作发明奖励。一为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系主任熊伯蘅教授的《农业
政策》，这是一本大学教材，农学院两位教授认为此书取材吩丰富，叙述详明，诚
为有学术价值，所以予以推荐。另一为农学院农学系教授孙逢吉的《台南气候因子
对甘蔗产量之影响》，孙教授运用多项回归方法研究各种气候因子对甘蔗产量的影
响，获得了前人所未发现的事实，是世界学者应用此法研究甘蔗产量与气候关系的
第一次；作为中国气象学界一代宗师的竺可桢校长亲自作了推荐。1949年3月10日
，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评定，由于浙大王金昌教授历来对原子核的研究颇有贡献
，决定授予第二届范旭东奖，奖金约为3000美元。第一届该奖获得者为著名化工专
家侯得榜。
第四节 师生员工的艰苦生活
百万已非富豪，千金难求一饱；
负薪汲水尽儒冠，谁不司空见惯！
这是浙大一位教师写的一首《西江月》词，描述了当时浙大师生员工的生活窘
况。
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对人民横征暴敛，竭力搜刮，造成工农业生产凋敝，
群众生活日益贫困。抗日战争（1937年7月）前一担米价是六七元，到1947年9月已
上涨至4万元，12月发行大面额钞票后，到22日竟突破百万元大关。不少教职工，
包括象当时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的著名教育家郑晓沧教授也找竺校长向学校借钱
以维持生活，至于教职工中家庭人口人口多而工资不高的更感无以为生了。1948年
2月初，连竺可桢自己也到了无钱买菜的地步了。工薪人员的生活已濒于绝境。
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经济更形恶化。1948年1月到7月，法币贬值几达
40倍，物价迅速猛涨，到七、八月份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面值已贬低到不够自身纸
张和印刷费的成本。8月20日，南京政府公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禁止人民私
自持有黄金、白银、外币，改法币为“金圆券”，兑换率为300万元法币换一元金
圆券，并采取冻结物价等措施，企图挽救经济崩溃。然而腐败的政府采取的这些办
法并无效果，反而刺激物价飞涨。奉公守法的竺可桢续弦夫人陈汲，将自己持有的
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兑换时一两黄金换得200元，到11月初一两可换得950元，到
12月则达2500元，竺夫人等于将黄金换了几张不值钱的纸。竺可桢慨叹“人民之损
失可知矣”，并发表议论道：“因此遂无人相信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得
人民之信任，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之人逍遥法
外，如杨子公司孔令侃（注：孔祥熙之子）即其例。更有何人愿意守法?从此遂使
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 不败
哉！”语可谓愤慨之极。物价未被“冻结”住，造成市面商品奇缺，终于出现抢购
风潮和饥民抢米风潮。10月26日杭州市商店陈列的所有食品抢购一空，27日武林门
出现饥民抢米。由于限价市面无粮可购，黑市粮价便望风而涨。1948年4月1日，竺
可桢校长在校庆典礼上说：“所可滤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
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
1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30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我们从过去看到未来，如何改善师生的生活，而得到大学的安全，是目前大学教
育最迫切的问题。”以至一个大学最迫切最主要的问题竟是生活问题，而无法关注
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了。1948年10月27日，竺可桢校长在第99次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
说：“本市食粮断绝，同人中多有断炊者……”决定派人分头去萧山、富阳、兰溪
等乡下购黑市米、食油、柴火，连曾任系主任、训导长、教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
青教授也亲自 到富阳洽购柴火130担。校刊报道，（10月）“28日上午，本校各膳
厅膳委四出赴江干等第搜购柴米油盐等物，结果皆空手而返。”1948年10月30日竺
可桢校长在第77次校务会议上报告说：“近来杭州粮食断绝，造成市民恐慌。……
本校师生员工役每日需米40石，不易挹注，连日已派员分赴富阳、萧山等处洽购柴
米。”苏步青、朱庭诂等教授还分别报告去富阳等地购柴、米、油等情况。1948年
11月6日，学校专门召开了“商讨米油柴问题会议”，研究对策。一个大学接连开
会讨论购买柴米油盐，恐为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了。
浙大教授会于1948年10月31日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本市粮食断绝，黑市飞涨
，应如何紧急处置”等，议决：（1）请学校尽量购存米油柴碳；（2）要求按人口
照限价每人每月食米2斗3升及适量之油盐柴；（3）急电教育部：“南京教育部朱
部长钧鉴定：杭市柴米无法购买，同人饥寒交迫，生活陷于绝境……浙江大学教授
会。”1948年12月31日又召开大会，议决列举事实分别致电教育部、行政院、立法
院，要求改善待遇，并于1949年1月9日派储润科、郑奠两教授为代表去南京交涉。
2月28日，教授会又推派代表李浩培、胡刚复两人去南京见代总统李宗仁，要求速
拨辅助费，均毫无结果。
学生生活更加困苦，学生自治会于1948年11月7日在音乐教室前举行“交卖会
”，许多学生将仅有的衣物、鞋袜以及书籍、绘图仪器等进行低价出卖，以临时解
决缴纳膳费困难。由于各学生膳厅所存米、油、柴等仅能维持到11月15日，而同学
又无力补缴膳费，学校也无款可垫，学生自治会于11也8日通宵开会，决定“有饭
大家吃”原则，必要时改吃稀饭。12月，浙大学生约有700余人向杭州市学生救济
会领取旧衣救济以御寒。同学们为了保持少得可怜的存款价值，学生自治会于12月
22日起，举办实物储蓄，规定以现款按当日二等米价折收存入，提取时则以该日二
等米市价九五折取款（或提取实物）。由于米价一日数涨，同学参加存款甚踊跃。
由于物价飞涨，公用事业收费也激增。1948年10月份电灯每度电计费金圆券1
角7分，11月份增至每度1元零5分，12月份涨至每度6元1角5分。当时学校经常费每
月约12000元，而12月份电费既需12万元，已超出经常费10倍。学校不得不决定（
1）日中一律停电（除特准外）；（2）除校本部图书馆及农学院图书总馆外，所有
分馆一律不开电灯；（3）限制灯泡及开灯时间。1949年1月11日，竺可桢在校务会
议上说：“经费问题已极严重，本校经费每月只有12000元，而上月份水电油柴四
项已共需28.5万元，借债度日……”。幸当时上任不久的省主席陈仪（求是书院学
生）“比较开明”，主动拨给学校大米100担，教职工2月份每人7斗的平价米也提
前拨给，总算暂缓燃眉之急。但2月中旬陈仪即被免职、软禁（1950年6月被杀害于
台北）。
由于物价瞬息万变，全校师生员工生活一直处于极度困难之中。1949年2月17
日，学生自治会发表《呼吁挽救教育危机告社会人士书》，全文如下：
自时局急转，政院南迁，政府对人民之责任与关切亦悉数隐灭。江南号称文物
荟萃全国精华首区，于今‘和平’之声响彻云霄、‘拯救人民于痛苦’高呼之际，
文化教育界人士已濒朝不保夕、坐以待毙之绝境。诚为举世莫大惨象。
自本月份来，本校经费先后领到之数仅有170万元，而全校师生员工数达5千，杯水
车薪，无济于事。校中教授最高薪额仅只2000元，换购袁头不足2枚，备购食米则
不足4斗，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区区之数将何以活命！况同学、工友其苦况更无论
矣！
政府一日存在，应不中断其支持教育事业之义务。文化教育为国家之命脉，今
政府播迁，置江南于不顾，教授同学已临绝境，日忧断炊，政府果漠视教育如此，
必致全国文化人士尽成饿蜉。
今日政府果拟争取人民，尚愿继承先人文化为中华保存元气，如其历次所声言
者，则应立即中止将全国资金南迁之行动，迅速拨发文化教育机关巨款，以作紧急
救济；则应立即停止其“和平”之空号，迅速注意文化教育机关之危状，以实物偿
付全国教授之薪给。浙江大学全体同学目睹学校所临难关与师长生活苦况，伸以为
政府目前之措施，为舍本逐末之愚举。谨向地方父老、各界人士及全国同学们呼吁
，群起支援，挽救教育危机！
国立浙江大学自治会
1949年2月12日
第五节 学生爱国民主斗争和抗议于子三
被害运动
一、抗暴斗争和反内战斗争
浙江大学自贵州返杭后，浙大的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的
苦难生活后，迫切希望国内和平与安定，因此，对国民党挑起内战、企图消灭共产
党，使全国人民重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浙大师生
的强烈反对。1946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和1947年5越的“反饥饿、反内战、反
迫害”的“五月运动”是比较突出的二次斗争。
1946年1越底，浙大进步学生冲破阻挠，举行了拥护政协决议的示威游行，提
出“要民主，反内战”等口号。5月间，“求是学社”举办报告会，请马寅初教授
讲演，听众数百人。马寅初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博得全场热烈鼓掌。6月
间，浙大进步同志又联合杭州市主要中学举行反内战大游行，马寅初等也参加。
竺可桢校长曾在日记中记述当时他与马寅初商量有关学生游行的问题。1946年
6月12日竺校长记道：
“余即至法院路晤寅初，因知明晨学生约其于八点在民众教育馆演讲也。……
寅初劝余立于民众立场，余谓，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世所痛恨，但
吾辈存心须公正。……最后寅初赞成余说，集中口号于停止内战，实行政治协商议
决案，提高农工待遇，增加公教人员津贴等四项。”
6月13日又写：“今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原定八点在民教馆集会，请马寅初演讲后
即出发游行，后以大雨改至下午二点。浙大学生加入者160余人，有杭州市联合会
为国是发表宣言。……最后述目的为：（1）用政协方法停止内战；（2）组织强有
力政府统一中国；（3）实施有效财政经济政策；（4）提高公教人员待遇；（5）
反对借外债以维持内战；（6）反对开放内河航行权；（7）反对田赋征实；（8）
反对外国军队驻留中国等。”“今天下午，杭州学生游行者达1000余人之数，至晚
回，并未发生冲突。”
1946年12月，北平学生为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展开了反
美反蒋的群众斗争。消息传到了杭州后，全市学生无不痛心疾首。浙大学生自治会
第二天（12月31日）上午即在文理学院大楼前广场上召开全体大会。……开会结果
，归纳学生们提出的意见为如下几点：（1）反对美军在华之一切暴行；（2）反对
美军驻留国境，要求全体撤离中国；（3）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基本国策；（4）质问
并抗议政府允许美军驻华之媚外政策；（5）停止内战纷争，以谋国是之根本解决
。此外，议决次日及1月3日罢课，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并抗议“宪法”颁布。若美
军强不撤离，下次1947年1月8日起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并于1月1日举行游行
。
元旦下午，浙大文理学院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医专、艺专、杭高、杭师、高工
、高商、市中、浙大附中等八个单位参加游行的同学和浙江大学的同学，共有
2500多名。队伍从浙江大学出发，举行了反对美军驻华的游行。
1947年1月3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决议罢课一天，以示抗
议。大会还指出“今天之所以招来外侮，是由于内战不停”，进一步提出反内战的
口号。1月18日起又连续罢课3天，并于19日组织大批宣传队，出发作街头宣传，揭
露美帝暴行和其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在市民中间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浙大
学生自治会还分别致函驻华美军总部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立即撤退在华美军。
函件全文为：
司徒雷登大使转
杜鲁门总统阁下:
我们--浙江大学2000余学生，敢代表全中国学生的意志，向阁下提出沉痛的要
求，立即撤退全部驻华美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16个月的今天，贵国军队继续无理驻华，本来就是个大错，而贵国
军队在驻留地所进行着的撞踢殴打、奸淫杀戮种种加诸中国人民的骄横暴虐行为，
更是无可饶恕的罪恶。为了往日并肩作战的友情，我们一直忍受至今，但是忍受是
有限度的。当这次驻华美军在大街上公然强奸大学生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已忍无可
忍，我们不得不向阁下提出严重抗议，同时，我们提出沉痛的要求：立即撤退全部
驻华美军！
中国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
1949年1月3日
由于国民政府为进行大规模内战，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人民陷于
饥饿的绝境。1947年4月，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连续发生抢米风潮，学生伙食更
是极端恶劣。上海、南京学生首先喊出“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
。5月14日，浙大学生也签名响应。5月1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
自5月18日起，宣布无限期罢课，并派代表8人赴南京请愿。同时成立“罢课请愿执
行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发动街头宣传和帮助杭州市其他学校组织这次运动。
浙大请愿代表团与上海各大专院校请愿团到达南京，5月20日，与南京各大专
学校的同学5000余人联合游行请愿，遭到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南京学生重伤21人
，轻伤97人，被捕20人，造成“五·二○”惨案。
“五·二○”惨案进一步激起浙大同学的极大愤怒。5月23日，浙大与杭州市
其他学校3000余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浙大的讲师助教
会开会通过决议，支持同学的罢课与请愿；部分会员还参加了24日的罢课游行。6
月2日，浙大同学又举行“全国内战死难同胞追悼会”。6月7日，又召开 全体大会
，通过无限期罢课，抗议国民党的罪行。
为了爱国民主斗争的需要，浙大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份《求是报》（后改名《
浙大周刊》），这份报纸以“求是周刊社”名义秘密铅印，公开发行；社长由学生
自治会代表会主席于子三兼任，副社长为刘美藩（即鲁扬）、谷超豪、总编辑为陈
业荣。这份报纸及时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情况，以及浙大师生集会怀念费巩教
授等情况，还刊登有指导意义的社论，对动员广大师生和社会人士参加和支持爱国
民主运动起了应有的作用。
从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
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广大
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展开。这一斗
争，迅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工人罢工、教师罢课等反美反蒋斗争结合在一
起，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
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二、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
蒋介石对学生的正义民主活动极为仇视，扬言要对学生“断然处置”，并公布
“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所谓“湛乱总动员令。”1947年8月间，蒋经国在嘉
兴、苏州举办了两个专门对付学运的“夏令营”，训练大学中三青团骨干分子，提
出“以口号对口号，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破坏策略，用以********民
主运动，迫害正直的青年。
1947年6月上旬后，在中共中央上海局青年组领导下，洪德铭（原名洪季凯，
当时任上海局青年组常委）奉命来杭，帮助浙大党支部组织党员和进步骨干学习形
势、政策，端正策略思想，并建立暑期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扭转
了“五·二○”运动后期“无限期罢课”所带来的涣散状态。8月上旬，在洪德铭
主持下，改组了浙大党支部组织，由许良英任书记，李景先、徐永义为委员。当时
支部规定三项任务：（一）强化支部领导，发展党员；（二）加强对积极分子的领
导，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三）加强对学生自治会的领导，通过全校学生普选
产生理事会。至9月底，浙大党支部由原来不足10人增加到 30多人，新建的党的秘
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社员也发展到40余人。9月12当日，新学期开学后，
浙大党组织通过“拓荒社”发起成立进步社团联谊会，初步实现了校内进步力量的
大团结。
10月23日，农学院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主持召开了自治会代表会、理
事会联席会议，修改通过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选举章程”。章程规定，由全校
学生直接普选产生理事会，使理事会更有群众性和权威性。正在这个时候，26日凌
晨，发生了于子三等四同学被捕事件。
于子三的被捕，对浙大党组织和他本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于子三虽然不
是共产党员，但他既是浙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浙江学联、浙大学生自治会同全国
学联的联系人，又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负责人，又有
党员与他进行过入党前的谈话，因此，知道一部分内部情况。浙大党组织闻讯后，
即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并且领导全校同学设法营救。
26日是星期日，上午竺可桢参加原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盅教授的追悼会，故
竺校长于当天中午才得到四学生被捕的报告，随即开始紧迫的营救工作。1947年
10月26日，他的日记这样记述：
“据（学生）自治会周尚汾、彭国梁、陈业荣、任亚冠、谷超豪等报告，知今
晨二点，农院学生于子三、郦伯瑾及农经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等四人为警所捕。
彼等系因去年毕业之汪敬羞于星期五结婚，黄、陈自沪，于、郦自华家池贺喜，于
昨十点开大同旅馆52号房间，即于今晨二点被捕（警二分局）。余打电话与毅成，
毅云此事当为询警察局沈博。未几得电话，谓因思想问题，可到省党部询林树艺书
记长（因张毅夫未回）。余等遂至圣塘路友常别墅询问林树艺，时渠方高卧也。据
云渠不知情。遂至竺鸣涛司令家。渠亦推不知。余请电话沈局长，询得确被捕，因
共产党嫌疑。余请竺司令转告警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应送法院，如无，则由余
保释云云。”
学生自治会得知四位同学被捕消息后，立即召开代表会、理事会紧急会议，决
定提出抗议，要求：
（1）立即无条件释放于、郦、陈、黄四同学；（2）切实保障人权地方当局保
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3）在释放前不得使用任何刑罚。
竺校长亲自到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处，再三交涉，坚决要求保释，否则，则
要求移送法院。但当局采取推、拖、骗的伎俩，始终不让学校代表与被捕学生见面
。
27日下午2时，浙江省保安司令竺鸣涛电话告诉竺校长：“本来是准备移送法
院的，因有些书籍要查看，大约明天可送。”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刑事拘留不得超
过24小时。而对于于子三等4人的拘留早已超过规定。次日，杭州市警察局第二分
局局长沈博又告诉竺校长：“整理材料，大致就绪，但查问未毕，四同学的回答都
不够爽直，因此今天 来不及移送法院，明天若来得及，一定送去。”对于学校要
求保释的回答是：“依情似不可能。”
10月28日，学生自治会决定新的行动原则，即：（1）被捕同学若至29日晚尚
未释放，则于30日起罢课三天；（2）三天期满尚未释放，则由代表理事联席会再
商议对策。
10月29日上午10时，竺校长又到省政府交涉，仍不得解决。
正当学生自治会决定以罢课斗争来营救4位被捕同学的时候，10月29日下午6时
左右，国民党竟将于子三杀死在保安司令部里。竺校长得此消息后当即赶到现场。
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述探尸的经过的：
“……5点半左右，省主席觅李超英来谈，谓于子三等4人于今晚、至迟明日即
可送法院。余得此消息，即以告行政会议诸人，预定八点召学生谈话，满拟以为此
事可顺利解决。8点，学生自治会代表会来40余人，余与淑南、乔年、邦华各劝渠
等不要罢课。学生代表雷学时答覆，谓竺司令如此无信，难免省府亦将失信。未散
，余电雷秘书长，渠谓四人已送法院，并谓渠将来此。余大喜。待十分钟，不来，
乃约淑南同往省府见沈成章，始知于子三已以玻璃刺喉管自尽。余等愕然。乃约李
天助医生及学生代表叶玉琪、雷学时二人及中统局俞嘉庸往鼓楼保安司令部。先至
竺司令办公室，时地方法院俞履安及法医检查员(也在场)。余询于子三何时自戕，
据云在下午6时20分。五点半，俞嘉庸尚在询问。询毕，交与白纸三张，嘱写浙大
自治会与学联之关系，不料回房后，既以三角形之尖玻璃破喉管自尽云。余询此玻
璃何自来？则无一能答。据说一片小者在手中，另一片大者落床下。余谓看守所与
监狱不应有玻璃碎片与羁押者以自尽之机会，疏忽之罪无可逃。于子三并无遗嘱。
余等遂至自戕处，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平房，警卫颇森严，须经木门数道，至一小房
间，内置两木板床。于子三睡在右床上，两眼开张，左边席上有甚多之血迹，喉上
正中一孔有一公分大……。据李医生检验，谓伤口直入二寸许，割破大血管，故血
流颇多云云。余立视十分钟后觉体力不支，因两日腹中觉欲吐，今日起且泻，晨间
看李医生后服药，至时已将十二点，余几昏倒，李医生为余打一针始较佳，又回至
司令办公室。俞首席检查官欲余签证于子三以玻璃自杀字样，余不允。“
竺校长由于连日奔走营救，身体已很差，目见被杀惨状，几欲昏倒，注射强心
针后，始能起来。他立即严词质询这一惨案经过。当局要竺校长签字证明是“自杀
”时，竺校长严词拒绝了当局的诈骗，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
是用玻璃片自杀的。”于是竺校长撇开验尸报告而在另一纸上写了“浙江大学学生
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 竺可桢 36年10月29日夜十二时”数语，即愤然离开
保安司令部。竺可桢还当着沈鸿烈、中统特务俞嘉庸的面，愤慨地引用《孟子》的
话指责他们：“以刀杀人与以梃杀人有以异乎？”
30日凌晨一时许，久候在浙大学生自治会办公室的同学们听取了雷学时等两同
学的汇报后，个个义愤填膺，立即拟写了布告和召开全体大会的布告，并在马路上
刷写了几个鲜红的大字：“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次日清晨，校园里响起了缓慢、沉郁的钟声。同学们闻声之后，纷纷聚集在工
学院一楼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门前。“要为于子三报仇！”愤怒的吼声在校园里响
起。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因为竺校长身体不好，由训导长向全体同
学报告探视经过及死后情形，李天助医师报告检查于子三尸体情形及可疑之初，许
多同学相继发言。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
1、彻底查青清惨案真相；
2、联系学校向各界控诉，
3、并控告保安司令部及其负责人；
4、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5、向荒谬报道事实的《东南日报》等报馆提出严重抗议，
6、并要求更正，如置之不理，则以法律解决。
由于《东南日报》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引起民愤，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对于
子三尸体复验，由一个“法医”进行复验，重弹“自杀”老调，被一参加验尸的浙
大李天助医师根据医学常识进行义正严词的驳斥，驳得那个“法医”哑口无言，狼
狈不堪，戳穿了所谓“自杀”的谎言。
学生大会还要求法院对在狱三同学立即进行公开审问。审问前要求保释。同时
大会还决定全体同学前往法院慰问郦、黄、陈三同学，并往保安司令部瞻仰于子三
遗容。大会一致通过改阳明馆前的“民主广场”为“子三广场”，改学生自治会图
书馆为“子三图书馆”，以作永久纪念。会上还发起义卖、募捐，以充营救经费。
10月30日下午3时，同学们集合在子三广场上，主席团宣布出去的两个目的：其一
，让我们亲自到法院去看看被捕的三同学，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孤单的，我们全体
同学正与他们紧靠在一起；其二，于子三同学死了，他死得冤枉，死得惨烈，他是
代表我们而死的，我们要去瞻仰他的遗容，并永远烙印在心中。出发前，竺校长向
全体同学讲话，对于子三无辜遭害，寄以无限同情和悲痛，希望同学们在悲愤情绪
下，要保持冷静，不要任性行动。
学生队伍不顾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得上街游行、示威、集会的禁令，以于子萨那
大幅遗像和“冤沉何处”白布横幅为前导，悲愤地走过街市，沿途还散发《告社会
人士书》，并向两旁路人演讲宣传，形成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正义进步学生的游行
示威。
队伍到法院门前，经主席团交涉结果，因法院内场地小，决定派20多个同学为
代表，前去探监。队伍遂转向保安司令部。在距离保安司令部尚有500米的地方，
队伍受阻。荷枪实弹、装上刺刀的大批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立街道两旁，
街道转角处还架设机枪。经主席团代表与保安司令部历经一小时的 交涉，方获允
准，同意以20人一批，5分钟一次，前往瞻仰于子三遗容。
夜色朦胧，昏暗的灯光摇晃着。于子三的 遗体已移到临时的竹棚内。同学们
缓慢地在竹棚里绕一圈,凝视着于子三遗体。同学们的眼泪夺眶而出。有的同学禁
不住号啕大哭引起一片哭声。队伍停下来了，后面的同学涌了上来，敦促着前头的
同学。同学们只好咽下哭声，揩抹着眼泪，依恋诀别死去的同窗好友，重新排好队
伍，走上街头。杭州城已经沉睡了，同学们却携着手，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
愤怒的吼声，悲壮的歌声，震撼着杭州城。
10月31日，中共上海局青年组负责人洪德铭在上海得知于子三被害的消息后，
当晚赶到杭州。深夜召开了有许良英﹑李景先﹑吴大信（浙大新民主青年社负责人
）﹑徐永义等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肯定了 这段时间内浙大党组织的工作，分析
了形势，决定提出“反迫害﹑争自由﹑求生存”的 口号 ，放手发动群众，向国民
党当局进行有力的反击，在策略上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注意灵活，避免硬碰
；具体矛头集中在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身上。紧急会议后，11月2日学生自治会理
事会普选，党通过社团﹑系级会推荐的23人全部当选，李景先当选为理事会常务副
理事长，党员﹑新民主青年社社员在理事会中占了多数。11月3日浙大师生一致行
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研究生罢研，工人罢工，进行了“四罢”斗争。教授会
﹑讲师助教会都分别发表了罢教抗议宣言，学生宣传队纷纷到校外和街头开展申诉
宣传活动，开始在社会上发生了强烈影响。
自10月31日起，当局宣布杭州戒严。为了欺骗舆论，又在御用的《东南日报》
刊登“于子畏罪自杀”的等歪曲事实的报道。由于对已死的于子三的侮蔑，激起更
多学生的愤慨，斗争的激情冲破了白色恐怖的杭州城。浙大教授会于31日召开紧急
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报告事件经过。一向不赞成学生进行政治活动的 物理系束星
北教授率先起而大呼：“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经过讨论，决定于11月3日
罢教一天，以示抗议。这是浙大教授有史以来的 唯一的一次罢教。教授会还决定
上书司令部﹑行政院和蒋介石本人，提出控诉，并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彻查其事
，使真情大白，将此事负责人员严加惩处，而申法纪”。
讲师主教会也通过决议，与教授会一致行动，罢教一天，并发表声明。浙大研
究生联谊会﹑劳工福利会等，也开会表示支持。
11月4日，竺校长匆匆离校赴南京，向教育部﹑司法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
界说明事实真相。次日下午，《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单位记者来
到竺校长在南京的住宅采访，竺校长向记者们发表了谈话。据当时《申报》的报道
，竺校长指出：“使于生致死主要凶器及创口之真相，均尚须调查，其死因或将成
为千古疑案。即使假定于生为‘自杀’，警保方面亦至少有下列责任：（1）不遵
法定时间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于生于10月26日被捕，29日惨死，被禁4日，浙大
当局屡请依法移送法院，然均为警保方面推迟；（2）不防范死者‘自杀’，依当
时环境观之，凶器之来源极多疑窦。不问于生‘罪名’如何，警保方面均无推诿之
理。总之，学校之立场，认为此系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
之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之有无。”当《申报》记者问竺校长，于子三是否“
自杀”，竺可桢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
”
竺可桢的谈话在当时发行量最多的上海《申报》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
的反响。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教育部长朱华烨遵照蒋介石旨意，要竺校长再报纸
上更正。竺校长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并向朱华烨提出
辞职，他在11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辞职的原因：“问题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
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
从中可见当时竺校长的悲愤心情。
同时，浙大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去沪，通过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向上海一些主
要大学作控诉报告。全国学联及时发表了《为抗议政府摧残学生，争取人权保障，
告全国同学同胞书》，号召全国同学同胞起来坚决奋斗，“反对特务，反对非法逮
捕，反对屠杀青年”，“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抚恤死者家属，立即释放全国各
地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这样，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声援于子三事件为斗
争内容的﹑新的反迫害运动，就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11月4日起，北平清华
大学学生罢课3天。5日起，燕京大学学生罢课两天。6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宣布总
罢课，当天下午，清华﹑北大﹑燕大﹑中法﹑朝阳﹑辅仁等大学及部分中学的学生
3000多人在北大广场举行于子三烈士追悼大会和抗议游行。接着，天津南开大学罢
课5天，举行抗议集会。运动来势迅猛，美国合众社从北平发出专电，惊呼“学潮
扩大”。对此，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教育部向全国大专院校发出“制止响应浙大
学生罢课”的电令，但没发生任何效果。上海﹑南京中央大学各举行罢课一天。
11日，上海同济﹑复旦﹑圣约翰等15所大专院校举行总罢课。武汉﹑长沙﹑西安﹑
兰州﹑厦门﹑福州﹑苏州﹑重庆﹑昆明﹑南昌、广州、南宁、开封、台北等大中城
市和省内的金华、宁波、温州、嘉兴、湖州、台州地的学生，也先后奋起，纷纷开
展罢课、集会抗议、函电慰问、捐款支持等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据当时不完全统
计，参加这次运动的城市有20多个，其中仅参加罢课游行和抗议集会的学生就在
15万以上。
11月16日，在浙大举行于子三烈士公祭大会，四壁高悬浙大各院系﹑社团和省
内外部分大中学校送来的千余对挽联，浙大师生代表千余人和杭州各学校部分代表
几百人参加公祭，悲愤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一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
！”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蒋介石的直接策划下，浙江省高等法院宣布定于11月17日公开庭审与于子三
同时被捕时的陈建新等三位浙大在校生和毕业生，并将长达数千字的高等法院检查
处的《起诉书》，由中央社电发全国令各报刊登，起诉书尽其罗织诬陷之能事，借
以欺骗舆论，平息反迫害斗争烈火。
竺可桢对开庭审理十分重视。早在11月8日，他探视被捕三同学时就叮咛他们
请律师辩护。10日，他委托浙大常任律师鲍祥麟至狱中与三生谈话，接受聘请，了
解事实真相，便于出庭辩护。以后，他又代为聘请浙大法学院兼职副教授徐家齐律
师为三生辩护律师。经鲍﹑徐两律师仔细研究《起诉书》和所谓“罪证”材料，发
现所谓《于子三口供审录》是“墨盖朱”的伪造材料，胜诉有望，竺可桢十分高兴
。
11月17日上午法庭开庭，竺可桢亲自到庭旁听。法庭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在
检察官照本宣读念了一遍《起诉书》后，审判法官询问三位被告有何答辩，三人当
即慷慨陈辞，揭露当局罗织罪状﹑诱供逼供﹑伪造证词的行径。法官又传问所谓“
证人”，证人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一问三不知。徐家齐律师接着对《起诉书》所列
的“罪状”逐条予以反驳，他引用法律条文，措辞严谨，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将
《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竺可桢和在场旁听得师生无不称快，认为法院如秉公执
法，三人应无罪释放。但当律师提出保释三人，竟被拒绝。
11月20日，浙江省高等法院竟以“叛乱”罪，判处三人各有期徒刑七年。浙大
学生立即发表宣言，说这“无异于对我国司法之尊严与公正判以极刑，对政府正在
高唱‘法治’﹑‘宪政’莫大讽刺。并宣布自21日起罢课三天以示抗议。
11月22日晚上，即学生罢课的第二天，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密电，谓“近闻浙大又开
始罢课，实属目无法纪，不容宽贷。学生会决定解散，为首滋事者严惩，所以救浙
大，亦所以救全国大学”云云。23日下午，也就是学生罢课最后一天，竺可桢召开
校务会讨论教育部密电。会议决定发一布告，告诫学生嗣后如罢课及越轨举动，必
“严惩不贷”。然而对教育部提出的“解散学生自治会﹑开除为首学生”则一字未
提。布告于23日晚上用23日日期贴出，实际上23日晚上学生罢课已结束，24日即恢
复上课，教育部命令“解散自治会，开除为首学生”当也无从执行。于是竺可桢“
等因奉此”地给部长朱家烨复电了结。
蒋介石惟恐浙大罢课再波及全国，特派青年部长陈雪屏于11月24日来杭处置，
也不免扑空而回。
在强大的反迫害斗争面前，在社会正义舆论谴责下，11月25日陈雪屏宣称：“
行政院已通令全国，今后凡逮捕学生，必须有确凿证据，捕后得即解法院。”国民
党当局在表面上不得不对迫害学生得行动有所收敛。
12月间，浙大学生自治会通过合法斗争形式，迫使浙江省政府同意浙大学生于
1948年1月4日（星期日）为于子三出殡，并在《大公报》﹑《东南日报》上刊登文
告，取得在舆论上﹑政治上的初步胜利。出殡与反出殡的谈判斗争是很复杂的。当
局先是反对出殡，后提出由他们代葬，并活动于子三的亲戚要领于子三的遗体回山
东埋葬，最后由于子三亲属书面委托浙大学生自治会全权办理。由于学生的坚持，
教师的坚持，校方同意把于子三遗体葬在凤凰山浙大公墓（当时凤凰山的相当部分
产权属浙大，浙大不少教职工葬于此，包括原求是书院学生﹑后为高级将领和著名
军事理论家的蒋百里，1938年在宜山去世后葬于宜山，抗战胜利复员后回杭后经校
务会议同意，也迁葬于此），并经过校方和学生自治会一起多次交涉，又得到部分
地方上层人士的支持（如一些省市参议员都表示同意出殡），最后浙江省政府才被
迫同意浙大在1月4日为于子三出殡。
但是，当局很快又背弃诺言，并用暴力来阻止出殡﹑安葬。先是在1月3日晚上
，在街上张贴反对出殡的标语口号。4日清晨，大批军警包围了浙江大学。浙大的
三个校门都布满军警。在庆春街﹑大学路﹑中正巷﹑华藏寺巷﹑横河桥等学校附近
路口，还敷设铁丝网，断绝交通，各处并有三四排武装士兵，架起了重机枪。军警
特务还准备了皮带﹑水龙﹑刺刀﹑“中正”棒，个个象凶神恶煞。与此同时，市区
街上警备车来去巡逻，整个杭州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就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在浙大校园的子三广场中，却聚集了本校和杭州市各校
的许多同学。子三广场周围，挂满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挽联﹑挽词。
九时半，“安葬于子三同学暨浙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成立大会”准时
开始。竺校长在会上讲话，劝说同学们暂缓出殡，以免出事。正当学生自治会代表
报告出殡事件交涉经过时，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打手穿着便衣从大学路校门冲进会
场，接着庆春街校门也被打开。特务打手们挥动手中棍棒向同学们冲过来，残暴地
殴打跌倒地同学，引起了同学们地极大愤怒，体育教授舒鸿愤怒地高呼：“你们为
什么不还手？！”随着喊声，上千群众象怒潮般涌上去与暴徒们进行搏斗，暴徒们
慌了手脚，抱头鼠窜向校门溃逃。逃不及的当场被同学抓住了11人。这就是1948年
的“一·四”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浙大学生重伤3人，轻伤者20余人。事后，国
民党当局竟将受伤的学生当作“被告”审讯，而将被扭获的凶手无罪释放。
1月5日，竺校长主持校务会议通过决议“（1）向地方当局抗议暴徒侵入学校
，殴打学生，要求保证以后安全并恢复学校附近交通；（2）派农学院院长蔡邦华
教授赴南京教育部报告此事件经过。
于子三的出殡遭到当局破坏后，同学们在求是桥畔亲手崛土建立了于子三衣冠
冢。
后经再三交涉，国民党当局同意于3月14日为于子三出殡安葬。条件是只准部
分学生乘车送葬，不得步行和打横幅。1948年3月14日 清晨，学校广场上站着上千
人，并停着3辆校车和雇来的二辆卡车，以载送近300名学生赴停放于子三灵柩的停
云山庄，再去凤凰山墓地。载着于子三棺稕的灵车离开停云山庄后，同学们打起了
出殡的旗幡﹑挽联，人们久抑的泪水再也抑止不住，坚定悲壮的歌声震响山梁。
在缓慢的坚定的挽歌声中，几百名学生在凤凰山于子三墓前举行公祭。覆盖着
写有“学生魂”3个大字哀幛的棺谆，徐徐地沉入墓穴。
浙大学生自治会为释各界殷念，发表了《为安葬于子三烈士告全国同胞书》。
全国各界慰问电和慰问信纷纷寄来。许多学校还派出代表来到杭州，给浙大学生自
治会赠送锦旗。其中有几面锦旗上这样写着：“民主中坚”、“民主堡垒”、“你
们英勇的战斗，带给我们胜利的鼓舞，加强了团结斗争信心”、“让友谊的种子开
出民主的花果”。
1947年11月11日，全国学联为抗议政府当局迫害学生，发表《告全国同学同胞
书》。其中写道：“于子三同学倒下去了，但千万个活着的却更坚强地站起来了。
当追悼于子三同学地歌声响彻全国时，这歌声是反动派的丧钟。”
1947年12月2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接到当时国际学生联合会于11月12日由布拉
格发来的信件，对于子三同学的牺牲，向浙大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声援，对国民
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于子三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任时弼和新华社肯定这次
运动是1947年国统区3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起了
一定的配合、支持作用。通过运动中血的教育，促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
生更加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加强了向国民党斗争的决心。通过斗争状大了党
的组织和“新民主青年社”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运动后有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
到解放区工作 ，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12月上海局青年组总结这次运动时
，充分肯定了这次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所取得的胜利，并指出这次运动具有的深
刻性、尖锐性、坚定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是一次党领导下具有全国规模的、把矛头
指向蒋介石统治的反迫害的学生爱国运动。
第六节 坚持黎明前的战斗
一、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革
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一个转折点，这是国民党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中国这一大
国里，人民革命战争将必然走向全国胜利。同时又指出应当准备应付国民党最大限
度的抵抗和挣扎。据此地下党杭州工委陈向明、钟沛璋、许良英等，从1948年3月
中旬起到8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深入传达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的要点。
（2）加强学生中的大团结。上海和杭州两地学生运动党组织3月中旬发动了五六千
上海各地学生来杭春游并祭扫于子三烈士墓。大大加强了苏、锡、沪、杭学生的大
团结。
（3）也有力地扩大了于子三运动的影响。
（4）在全校党员和新青年社社员中深入进行了气节教育。
（5）并以王孝和烈士为榜样。（6）使这一教育生动而深刻。
但是，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其行将崩溃的统治，继续大肆镇压青年学生。8月
，总统府下达了在各地逮捕“煽动学潮罢课分子”的密令，由中统、军统具体实施
。作为“东南民主堡垒”的浙大，自然难逃其害。
8月22日凌晨，国民党军警进入浙大捕去吴大信和施某、方某等3位学生。经竺
校长再三交涉，当局将施、方二人准予保释回校，吴大信在审讯中坚不屈服，于9
月18日被判刑10年。9月29日，当局又捕去教育系女生李雅卿，竺校长多方营救无
效，于10月23日被判刑2年半。
然而，浙大民主力量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并进一步壮大了进步
力量。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
李于22日接任后,即宣布取消全国戒严，撤消特别刑事审判庭，释放政治犯等。竺
可桢当即与省府交涉，经省主席陈仪同意，可由校方保释被判刑的五个学生。1月
26日，浙大师生及杭州其他学校学生一千余人列队前往监狱迎接陈建新、郦伯瑾、
黄世民、吴大信、李雅卿出狱，实际形成一次反对国民党假和平的示威游行。
二、护校迎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经
过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生存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上已被消灭。国民党政府无论在
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已临近总崩溃的绝境，灭亡已指日可待了。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浙大师生员工看到这一光辉的前景，
无不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解放。
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在溃逃前的捣乱、破坏，浙大广大师生员工在中国共产党
地下组织领导下，掀起了护校运动。
1948年12月11日，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同月
24日，讲师助教会理事会开会，根据调查，主张不迁校的教师员工竟达96%，因此
通过决议，请学校尽速明确表示应变态度。竺校长也多次表示“不能迁校”。坚持
护校、迎接解放，已成为浙大当时绝大部分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
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委员会。1949年1月3日普选产生吴大胜、刘景善、卢婉
清、戴知贤、蒲代植、张申、沈效良7人为成员，5日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产生包洪枢
、杨锡龄、宁奇生、寿纪仁4人成员，共11人，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票选刘景善
为应变委员会主席。1月19日，校务会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计，由学生担任土
工”。在有些学校准备南迁时，浙大反而加固围墙，用意自明。破土动工之日，非
常热闹，苏步青教授当场赋诗祝贺。
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59岁寿辰，按照我国习俗计算为60大寿。竺可桢是位
不矜己功的人。虽然他平时对自己的生日秘而不宣，但还是有人探听得知。学生们
发起为他祝寿。气象界准备为他出专集、辟纪念室。浙大那时虽然形势紧张，各方
面条件也十分困难，然而广大学生出自对竺可桢的热爱，对为他祝寿大为宣传，以
致校内和各地校友纷纷送来贺函、贺电及贺仪。竺可桢只得在2月21日的《浙大日
刊》上刊登启事：提出不要为他祝寿，并表明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3月
6日，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台上悬挂着学生精心绘制的大幅竺可桢彩
色画像，还有学生们敬献给他的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个大字。祝寿晚会气氛
热烈而真诚。而竺可桢辞去辞而不去，并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
筹建竺可桢图书室，他说：“我人尚健在，又何必有此举，坚不同意。事后，浙大
学生在《求是桥》一书中，热情歌颂竺可桢在浙大的功绩：”春天再来的时候，我
们以无比的快乐来庆贺竺可桢校长六旬寿辰。竺校长在浙大为难时候受命来校，十
三年来，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几度播迁、复员的工作，及胜利后四年艰苦的生活。浙
大在他的领导下，没有遭到损害，反而更加茁强了。在多次的民主运动中，为了真
理，为了同学们的安全，竺校长曾不辞辛劳地为我们奔走，替我们说话。尤其是近
年内，由于‘戡乱’所招致的直接的后果，学校经费几濒绝境，师生员工生活益形
艰难，竺校长更不辞辛苦，四出为我们设法张罗。因此，这一次的祝寿，全校师生
工友没有一个人不是发自衷心的感谢和热诚。三月六日的祝寿晚会，健身房挤得水
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自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到
1949年，浙大共毕业学生4073人，其中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校长长期间的毕业生
为3543人，占87％，真可谓“桃李花开千万树”、“日下弦歌有替人”了。
1949年4月24日，由胡刚复等25人组成的联合机构成立，定名为“浙江大学应
变执行会”。执行会由严仁赓、苏步青、潭天锡、包洪枢、竺可桢、陆子桐、周世
俊7人组成主席团，严仁赓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下分储购、水电、警卫、消
防、交通、救护、联络、经济、膳宿、配给、秘书等11组。具体采取了以下护校措
施：
（1）加强警卫值岗，
（2）成立“安全队”日夜巡逻，
（3）由同学及教师数百人共同组成，防止国民党破坏学校。
（7）实物储蓄部将存米全部移入校内。
（8）保护水电供应，电话全夜通话，并将游泳池改作临时储水池，储蓄饮水。
（9）举行消防演习，演习救火、救护等。
（10）华家池农学院的女同学迁入校本部居住。
（11）出版《每日新闻》，以求在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战争形势。
还介绍一些人们急欲知道的中共政策。
由于竺校长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痛恨，对中华民族的一片忠心和热爱，对
未来充满希望的意愿，尽管教育部一再催促他去台湾或出国考察，但他还是决心留
下来。他于4月29日深夜秘密赴沪，到沪后机警第避藏，直至上海解放。竺校长临
行时，留函严仁赓、苏步青教授。
竺可桢4月29 日的日记是：
“晨五点半即起，作函与苏步青、严仁赓二君，又留书于振公。因觉部中既有
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动惧，但昨晚郑石
奠君已为谓师生见沪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不料
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问题。不可避免的
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随行，于是，再三思维，不得不
出之一走。”
他留给苏、严二位教授的信是这样写的：
仁赓
步青先生道鉴：
昨晨邦华兄交来市政府电台所接杭（立武）部长一电，嘱弟即日去沪。（电稿
内附）。使弟可释重负。适因前日报载上海各大学有逮捕学生及强迫疏散之消息，
本校同事同人不免人心惶惶。故弟接电后即覆一电，由振公秘书拟稿拍发，谓暂难
来沪云。昨晚遇石奠君先生，谓顷间教厅李（季谷）厅长见告周主席已面告并转嘱
保安司令王云沛，谓渠等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释然。但从此弟亦不能
再事恋栈。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
一切交代手续托振公秘书办理，临别不胜依依，专此即颂
道安
弟竺可桢
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均此。
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
待实行耳。
桢又白
竺校长离校后，校务委员会与应变执行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全校师生员工
名义致电竺校长要求其返校主持校务。
临解放前一段时期，浙大校园内已出现一片迎解放的热潮；
1949年2月17日晚，学生们举行了“目前中国是否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的
辩论会；同日晚，女同学励进会举行《新民主主义》座谈会。自淮海战役之后，子
三图书室与教职员俱乐部各制成《战局形势发展图》，分挂在子三图书室和费巩壁
报旁边，每解放一个城市就插上一面红旗，观者甚众，莫不喜形于色。面对校门外
的国民党军警和铁丝网，同学们却在校门内练习秧歌舞，演出《白毛女》。
5月3日下午3时，杭州解放，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庆解放。从此，浙江大学的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七节 中共浙大地下党组织简况
1946年复员回杭州时，除刘茂森外，其他中共党员都离开了浙大。物理系助教
许良英虽然早在遵湄时期就提出入党要求，但直至1946年9月才解决。1947年1月初
，许的关系转到上海，当时接关系的吴佩纶（吴其亮）告诉许：浙大现有两个党员
，一个是化学系的孙幼礼物，一个是电机系的刘茂森。一个月后成立支部，支部书
记由刘茂森担任。
从1947年2月到7月，支部共发展了8个党员，他们原来都是湄潭和永兴的积极
分子，第一个入党的是物理系的温泽民（温寒江），1946年复员后，首先通过他同
原来杭州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五月运动中也由他直接联系并帮助于子三工作。
他毕业离校后，改由李景先联系。
1947年8月初，洪德铭（原名洪季季凯，化名张新之）代表上海局青年组宣布
改组浙大支部，指定许良英为支部书记，李景先、徐永义为支部委员。当时支部只
有5个党员。两个月内发展24人。同时，从上海转来5人，四川转来1人。到10月，
支部共有党员35人。
1947年12月中旬，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成立，洪德铭任书记，钟沛璋和许良英
为委员，钟分管宣传，许分管组织。许良英调离浙大支部，浙大支部书记由李景先
担任，支部委员增加吴大信和吴洵高。1948年1月，因李景先太暴露，改由吴大信
任支书，李景先任副支书，分管学生会党组，支委又增加陈永时和周志成。从11月
到7月，发展了新党员18人，从上海转来1人。1948年7月支部共有党员50人。（
1947年12月先后从浙大支部调出3人：许良英任杭州工委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陈
永时和王来隶为中学区委委员。当时中学区负责除浙大、之江大学和金华英士大学
以外的杭州各大、中学的开辟工作。）
杭州工委分工领导浙大支部的，1947年12月――1948年1月是洪德铭，1948年
1月－7日是陈向明（她接替洪德铭为工委书记），1948年7月直至1949年5月杭州解
放是许良英。
1948年9月宣布成立浙大总支，总支书记为周志成（分管教职员和宣传工作）
，委员三人：王来隶（分管学生自治会工作），王昌荣（分管系级基层工作），吴
洵高（分管社团工作）。当时党员仅27人。9月29日李雅卿被捕，王昌荣和另5名党
员不得不撤离。10月，总支仅20个党员，成立了三个分支和一个党组，人员作了调
整。总支书记：周志成（分管教职员分支）；委员：吴洵亮（分管社团分支），王
来隶（分管系级分支），吴大胜（兼任学生自治会党组书记，1949年1月以后该党
组扩大为“应变会和学生治会党组”）。1949年1月增设宣传分支，由周志成分管
。四个分支的书记分别为：教职员分支朱兆祥，宣传分支李文铸，社团分支张开炎
，系级分支徐子才。到1949年3月初，总支共有党员50人。
此外，浙大有另一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隶属于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的“杭州
市工委”（柯里、方晓为正、副书记），到1949年3月，共有14个党员。
1949年3月初上海局杭州市委成立，书记为林枫，同意领导各个系统的地下党
组织。原来的杭州市工委改组为杭州市青委，书记陈向明，委员仅许良英一人。原
来另两个工委委员钟沛璋（1947年12月从上海调来）和李国富（1948年9月从上海
调来）都已于1949年2月调回上海。市青委下设：浙大总支，大专区委（负责领导
国立艺专、之江大学、浙江医学院三个支部和西湖艺术研究所的党员，书记由许良
英兼任，委员由艺专支部书记叶仲青和何振声担任），中学区委（书记由陈向明兼
任，副书记吴提，委员范岱年、束云娣、顾汝德）。
当时浙大总支作了一些调整，党员共52人，包括调入原地方系统的学生党员
10人。3月开始浙大停止发展党员，4月市青委派李景先（已于1948年7月撤到苏北
解放区）和吴大胜分别参加全国学代会和青代会，卢婉清接替吴大胜任浙大总支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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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sinzaghi 于 Aug 23 23:42:32 修改本文·[FROM: 218.108.193.*]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18.1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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